美蒜烂泥
“美蒜烂泥”是村里人给他的绰号。美蒜生得细瘦高个，像根麻秆，但这麻秆又不直，因为他的背有点弓。面相也是令人不敢恭维，驴脸，高鼻梁，阔嘴巴，却配着一对丹凤眼，看着不很和谐，我感觉有点奸相也透着星点的小聪明。因此也让我想到与他名字只一字之差的陷害杨家将的潘仁美。当然，王和潘之间并没有丝毫的必然联系，这只是我在得知美蒜的名字后的一种联想。
村里人为什么送他这个绰号？出于好奇我也曾经问过村里的几位资深人士，他们也同我一样茫然，在“嘿嘿”自嘲地干笑几声后，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大家都是这么叫的，就这么叫下来了。想想也是，许多约定俗成的事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比如：一为什么叫一，这恐怕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尽管有哥德巴赫猜想，猜想毕竟是猜想，况且猜了那么些年还是没结果。所以对“美蒜”两字我无从查考，也不想查考了。但对后缀的“烂泥”两字，经过同美蒜的逐步接触，我还是明白了一二。这一是说他在生活上邋遢，包括他的衣、食、住、行；二是说他为人，患得患失有点好歹不知轻重不分，就像烂泥糊不上墙。绰号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一个人的个性。
1964年那阵子，有句非常激动人心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时代的潮流就把美蒜卷到了这个小山村。在我被时代的又一波潮流冲刷到这个小山村时，他已经停留在那儿六年了。抵达的时间有先后，但拥有的称呼平等，村里人都叫我们——“下放青年”。
事实上，那时我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但美蒜已经三十七岁，应该归入中年的行列了。美蒜打小失去了爹娘，靠哥嫂抚养成人。在城里没文化没工作，属于真正的“吃闲饭”的，经常“享受”到嫂子的卫生眼球，所以，一下放后他就以队为家，同城里断了一切联系。
说他聪明吧，到村里六年了，任何带点技术性的农活他都干不好。例如插秧他拦腰插，他拔的秧整块整块的没法种，人家整的地一直溜，他整的地似蛇行，更别说耕地这样高级的农活。所以，干了六年他还是个半劳力。在一个工分才六毛钱的年月，他日常的生存根本没法维持。但他也有小聪明，他会做小生意。杨梅市、瓜果市，他会到处去进货，然后穿队走巷地叫卖。自开春到入秋，如果他省点用紧着花，也能攒上一点钱。我们有时也会去关心一下他的买卖，问问他一天能赚多少钱。他总是说“货到地头烂，能保本算蛮好了”。我们也明白，他这是遵循“财不露白”的古训，一怕人借，二怕人偷。
在做小买卖的那些时日里，他每天晚上独自蜗居斗室，小酒醉醉，南风吹吹，灌到得意处就哼哼“我脚踏鞋子无后跟，我身穿衣衫破万分”这样不知从哪儿倒腾来的小调。我们就知道他活得比我们滋润多了。这时，如果你凑过去，他就会借着酒劲给你念叨如何短斤缺两，如何把歪瓜烂桃子蒙骗出去的“事迹”。当然，他也有走麦城打落牙齿肚里咽的背时。一次，他回来时我看见他左嘴角青肿一片，他说是路上西瓜皮溜跌，我估摸十有八九是干了缺德事被人揍的。
那个年代城里的文娱生活也就是八亿人民八个戏，在农村轮到能放上一场电影也等同过大年。精力旺盛的乡亲们一到晚上除了闩门落锁各自独家做戏，再就是凑一块赌钱。牌九、沙蟹、扑克、打铜宝，那场面四赌八看十六相，是相当的壮观。美蒜有了钱，一到晚上也总是往那凑。可是，他的赌技，他患得患失的性格决定了他输多赢少。经常，吃罢晚饭，我总看见他兴冲冲而去，到深更半夜能哼着小调回家转的时日却是凤毛麟角。一天半夜，我睡得正沉，一通打门声把我闹醒，开门一看，美蒜黑无常似的站在门口，伸手向我借钱。前一天我刚接到母亲汇来的十元生活费，今儿白天我叫他从镇上邮局带来的，他就是冲这十元钱来的。黑暗中，看着输得丧魂落魄的美蒜，我起了恻隐之心，借了五元钱给他，这可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啊。他拿了钱又返回了赌场。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的门紧闭着，小买卖也没去做，甭问，准是连本钱都输没了。
美蒜好赌也好风流。在队里干活时总往女人堆里扎，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茬。那对丹凤眼骨碌碌尽往女人的胸脯扫射，手也不安分，逮着机会就东揪一记西拧一把。回报的是娘儿们的一阵骂声和痛击。他也不在乎，可能要的就是这个爽劲。队里有个叫银花的寡妇，美蒜老是想打她的主意，有事没事常去她家打转。可那银花有一对十岁的双胞胎儿子，每天虎视眈眈地盯着，搞得美蒜只能长期干耗，解解眼馋和嘴馋。一次，听说美蒜被邻村给抓了，队长只得派人去领。一回来，美蒜的事就传开了。原来，美蒜做小买卖搭上了邻村的一个小媳妇。那日，美蒜和小媳妇在山坳里打开了“露天牌九”，不想被那村人撞个正着。于是，一顿痛揍后放了人。自那后，村里的孩子一看见美蒜就“露天牌九，露天牌九”地叫，美蒜因此蔫了好长一阵。
1975年我从农村回到了城市，1978年知青大返城，美蒜也回到了城里，被安排在环卫处拉粪车。我曾经在大街上碰到过拉着车的美蒜，他说他在城里安了家，找了个外地女的，还有了孩子。小日子过得好像也蛮滋润的。
海良哥
要是在60年前我写下这个题目，那肯定会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若在50年前我写下这个题目，那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海良的身份属于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称兄道弟的，哪还会有好果子吃？
海良姓朱，50出头，身板硬朗，长着一对眯鼠眼，理着个板刷头，两个耳朵很有特色，平贴在两颊，而且耳坠特长，有点庙里菩萨相。
上世纪70年代初还时兴着讲成分，划分阶级队伍。一边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专政者；另一边是地、富、反、坏、右，统称“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时刻想着翻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海良的身份虽然不在“黑五类”之列，但在政治待遇上是等同的。
听村里老一辈的讲，土改时因为海良家有数间大瓦房，十几亩薄田，划为地主不够格，算中农又富裕，就硬是给安了个“大佃农”的称呼。海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公社化一路行来，虽然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总体倒也安宁。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被归入阶级敌人的一边，这生活立马就变了个样。右臂多了块黑布，上用白漆醒目地书着“大佃农”三字。虽然，他干的农活是村里公认的一流，但工分却打了九折。除了正常出工，他还要维护村里的卫生和出大队经常要人的义务工。最让他难受的是，一遇到什么理论学习、政治批判、公审大会，他就得到小队、大队直至公社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批判。那些蜷缩在角落里的“阶级敌人”，低头垂手，笔挺直立，丝毫不敢有懈怠，如稍有动静，一边看守的专政队员就会拳脚相加地教育他们。这些人男的都理着平头，女的头发也是尽可能的短，我猜测这是为了不让人揪住头发。我还注意到，海良每次总是站在最外边，并且有意地远离“黑五类”，他这是表示自己同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我最初看到海良时，对他是有点鄙夷的。一是因为他是阶级敌人，那是立场问题。我们那时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牢记在心口间，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所以一听是阶级敌人就本能地反感。二是他的那对眯鼠眼让我瞅着不舒服，电影中、舞台上坏人都这样獐头鼠目的。
可让我不解的是，村里的人对海良都很尊重，同辈的叫“海良哥”，小辈的叫“海良叔”，连队长、贫协主席都这么叫。老一辈的，有时看见海良走过，就私下里念叨“海良是老实人，罪过”。一开春，让我更困惑的事来了。早稻育秧前先得把种子孵出芽，才能撒到秧田里培育。孵秧子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秧子孵得质量好和坏关系到队里一年的收成。但就是这个都可以说是人命关天的活，队里就全交给了海良。这要是阶级敌人一个破坏，那全队一年还不得喝西北风？
看见贫下中农们都如此对待海良，我当然也放松了警惕。和他的大儿子交上了朋友，同时也关注起海良。我发现，其实，他对集体的事是很关心的。比如，他经常背着锄头在田间巡逻，看见哪块田缺水了就马上灌，下过雨，水大了就马上放掉。哪块田该施肥了，该除虫了，就及时向队长报告。而这些事情，队里是专门有一个老农在管的。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队里有条正当时的大水牛，谁干活都喜欢使唤，因为它干得快。好些贫下中农在使唤它时，都使劲扬鞭催打，一个半天从不让它歇一下的，因为干完了定额就可以早收工去干自己的活。而海良总会在中途让它歇一会儿，吃点草。我问他：“牛还怕累？”他说：“牛也同人一样啊，也得歇歇啊。”每年春耕时为了给牛补养一下，队里总是要给牛灌点黄酒。这牛也通人性。别人谁灌都不行，唯有海良走近了，拍拍它的脑袋，嘴里念叨几句，它就乖乖地张嘴了。
海良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在队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女儿堪称是我们队花，书念到高中毕业，眉清目秀，聪慧文静。小队乃至大队的年青后生几乎个个垂涎欲滴，明里暗里张罗提亲的不在少数，但都被海良婉拒了，最后肥水流了外人田，远嫁到几十里外据说是“门当户对”的一户人家。
令海良不知所措的是，队里根正苗红的贫协主席的女儿金凤盯上了他家的阿二。爱情的力量确实够强大，什么阶级斗争，什么世俗流言，在爱情面前都那么苍白无力，阿凤每天就像橡皮膏一样黏着阿二。限于自己的出身，阿二起先是诚惶诚恐不敢高攀。然而，别看爱情的芽嫩，生命力却格外地强，慢慢地，山前月下，草蓬地头就经常会出现他俩的身影。儿子陷入了蜜海，海良却跌入了苦海：“拉拢贫下中农”，“腐蚀革命干部”，直到“妄图篡队夺权”。大队党支部，大队贫协，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隔三岔五教育海良，要海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死了翻天的心。海良一边对儿子施加重压，一边苦苦恳求金凤的爹管束好女儿。爱情的力量再强大，在权力、政治面前还是溃败了。
后来，我返城了，从别人的口中听说，阿二最后在隔壁公社也找了个“门当户对”的成亲了。关于海良，他在1995年去世了。这是他家的阿大告诉我的。阿大还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感谢邓小平，抓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我爹总算也享了几年晚福。”我碰到阿大，是在2005年。
桂凤姐
我认识桂凤姐时，她已经三十岁，有一个女儿。桂凤姐人高马大，厚重结实。一头齐耳短发，一张铜锣面孔，上安一对单眼皮的桃花眼，一个大小适中的鼻子，一张略微显大的薄嘴。桂凤姐出身根正苗红，父亲是公社的书记，母亲是大队的妇女主任，丈夫是现役的军官。所以，她在队里也非等闲之辈，即便队长也让着她三分。
桂凤姐天性好强，干农活在全队妇女里是挑头王，有些瘦削点的后生也不是她的对手。“双抢”割早稻时，挑谷箩那是一脚不来一脚不去的累活、重活。那刚从水田脱粒的稻谷，一担起码在两百斤以上，从田头挑到晒场是青壮的男劳力才能承担的。但桂凤姐照样和他们有得一拼。耕地、耙地等使唤牛的活一般妇女都是不干的，桂凤姐不信邪，照样可以干得顺顺当当。插秧、锄地、割稻那些本就是半劳力干的活，她干起来又快又好。所以，虽然那时妇女最高的工分一般是打全工的7折，而桂凤姐却评到了9折。她说：“同工同酬，男人会干我也会干，评个9折我还觉得委屈呢。”
有一个坚强的政治背景，再加上桂凤姐身强力壮会干肯干，所以她在队里说话做事都透着分量。那时没有承包责任制，出的是大寨工，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地头一立，工分一直”。然而，这立是一样的立，这直可是有长短的。长的立一天是一个工分，短的就0.3到0.9个工分不同了。这个差距怎么框定，这就需要大家来评工分，一般是一年评一次。
评工分是大事，关系到一年的收入，所以大家都虎视眈眈、互不相让。本乡本土的，邻里亲戚的都有人帮着说话，尽可能往高里抬。而我们知青就没人帮着说话，自己又人微言轻，往往是吃亏的。这时如果同桂凤姐平时走得近，她又看着顺眼的，她就会仗义执言。而她如果发话了，九成就定了。我因为平时和桂凤姐还过得去，特别是我有一个知青好友叫志钢的和桂凤姐走得热络，所以也跟着沾了光。
桂凤姐好强还泼辣。眼中揉不得沙子，耳中闻不得闲言。她的娘姨表妹金凤，有一阵盯上了海良家的阿二，她在再三奉劝表妹不见效的情况下，居然冲到海良家，把海良、阿二一顿臭骂。什么“癞蛤蟆吃天鹅肉”“撒泡尿自己照照”“自己摸摸自己的屁股”……反正是贫下中农和“大佃农”是走不到一条道的，要他们死了这心。美蒜烂泥在队里对其他女人都嬉皮笑脸的，在桂凤姐面前从不敢放肆。一天晚饭时，我突然听到隔壁骂声连天，出门一看，桂凤姐正把美蒜刚烧好的一锅饭，连锅带饭甩出门来，甩完又狠狠地扇了美蒜一巴掌，“下日，给你的臭嘴上道闩，再胡说八道我阉了你。”我一看就明白了，准是美蒜这臭嘴不知同谁议论了“半夜狗叫”的事。
桂凤姐年刚三十，正是如狼似虎的当口，丈夫又服役在外，一来二去的，桂凤姐就和志钢好上了。志钢生得清秀挺拔，两道浓浓的剑眉，一对亮闪闪的大眼睛。在我们知青中他和我是好朋友。当初，桂凤姐在出工时老是要和我们派工在一起，干活时对志钢多方照应绣球暗抛，秋波暗送，我也有所察觉，但这天兵天将也不管的事，我是视而不见也不便说话的。已经有了女朋友的志钢虽然是瞎子吃汤圆心知肚明，但也是顾虑多多不敢接这绣球和吃这“秋天的波菜”的。俗话说：“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纸。”再硬的蒜头也经不得醋久泡，这时间一长也便软化了。
桂凤姐家孤零零矗立在山脚边，同村里大片的屋舍之间约有百米的空旷地带。不知从哪天起，半夜这空旷的地带总是狗叫连连。一次，志钢的女朋友来村里，还住了一夜。第二天，她碰到我向我打招呼：“昨夜让你受挤了吧？”我一听先是丈二和尚不明就里，幸亏马上反应过来，回答说：“还好还好。”也算是把她给糊弄过去了。
其实，“半夜狗叫”在村里是公开的秘密，碍于情面，碍于桂凤姐靠硬的政治背景，碍于桂凤姐为人的好强泼辣，没人敢妄加议论。当然，说回来桂凤姐和志钢也是情投意合的。在志钢即将返城的时候，桂凤姐离了婚，和志钢组成了家庭。志刚返城后也把桂凤姐和女儿接到了城里，并想法子在单位安排桂凤姐做了临时工。
返城后我曾经碰到过志钢，也聊起过他的这场婚姻，他说，有人说他不值，他自己倒认为蛮好的，桂凤姐和他的爹娘都处得蛮开心的。爱情、婚姻真是说不清楚的东西。但正像一个比喻说的，婚姻就像一双鞋，好不好，舒服不舒服，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