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之后，南非当局加强了对温妮的迫害和折磨。温妮失去了丈夫，本来已有难以言表的孤寂和痛苦，一系列的软禁、监禁、流放又随之而来。当局不准她随意活动，不准她发表公开讲话，不谁她发表文章，甚至不许雇主雇佣她工作。在曼德拉被监禁的二十几年中，温妮完全自由的时间只有11个月。她失去了工作，还要抚养两个女儿。生活极为艰难。
1969年5月，温妮再次被当局抓进监狱，保安警察对她进行了连续五天五夜的审问。他们不让她睡觉，把温妮弄得头晕目眩，手脚浮肿，浑身发抖，呼吸困难。最后终于病倒在狱中。
温妮的家里还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有时，一些不明身份的持枪者闯入她的家，有时窗户里又扔进一个汽油炸弹。一天夜里，有三个陌生人闯进屋里，掐住了温妮的脖子，试图弄死她。另一次，一个警官不敲门就进了温妮的卧室。温妮当时正在穿衣服。这个警官竟无礼地把手搭在温妮肩上，试图调戏她。温妮愤怒地抓住这个无赖，把他打倒在地。梳妆台被撞倒，砸断了他的脖子。一群警察闻声冲进来，把温妮抓走。但是，温妮毫不示弱。她说，你若要安宁，就必须战斗。由于不断与警察冲突，温妮经常被拘留或被监禁，坐牢已司空见惯。为了应付这种经常发生的非常状况，温妮把一个装有生活必需品的小箱子放在门边，随时准备提起它进监狱。
南非当局还试图离间温妮和曼德拉的关系。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温妮生活不轨，又雇佣一些趣味低极的记者，约写一些温妮乱搞男女关系的文章。警察故意把这些塞给曼德拉看。一次，当局又对温妮说，如果温妮与他们合作，同意向边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人员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她就可以被释放。遭到拒绝后，他们又准备把温妮用直升飞机送到罗本岛与曼德拉密谈。如果他们同意当局的要求，曼德拉就可以得到优待。温妮对白人当局的这种作法感到好笑。她说：“这些人就是如此的狭隘。在你为这个事业献出最美妙的年华之后，他们仍然梦想你可以出卖自己的原则。”
温妮不愧是曼德拉的夫人，她像丈夫一样，把自己献给了南非的民族解放事业。她意志坚强，毫不动摇，任何磨难和打击她都无所畏惧。她对曼德拉的爱情是强烈的，深厚的。在曼德拉坐牢的几十年中，温妮总是尽可能多地去看望曼德拉，给曼德拉带去无穷的力量和深深的安慰。
温妮的关怀是使曼德拉在狱中能够坚持斗争、生存下去的重要源泉之一。在日记和信中，曼德拉这样写道：
“若不是你的看望，你的绝妙的来信和你的爱，我的精神可能早已崩溃。。。。。。我拂去书架上照片的灰尘。从泽妮的开始。。。。。。然后是津姬的，最后是你的和我亲爱的妈妈的。这样做总是能减轻我对你的想念。”“我甚至用鼻子去戳你的鼻子，以感受往日那激动的电流在我血液中的奔涌。”
“我希望我能驾车带着你进行一次长长的旅行，就像我在1958年6月12日所做的那样。所不同的是，这次我希望只有我们俩单独呆在一起。我与你离别这样久，出狱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你远远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那时，我会慢慢开着车，让你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观赏南非美丽的景色，看看那青翠碧绿的草木，五彩缤纷的野兰，欢腾嬉戏的小溪和广袤草原上悠闲自在的畜群，让你随便与路边纯朴的乡民谈天。。。。。。
“你的信对我来说，犹如初夏的甘露和和煦的春风。它唤醒我的生命，使之充满勃勃生机。无论何时，只要提笔给你写信，我心中就会升起一股柔情，它使我忘掉目前的处境，被爱所充盈。
“你上个月的探望真使我出于意料，这可能是我如此高兴的一个原因。到我这样的年纪，我原以为我对你的思念不可能像青春少年那样强烈，会逐渐减退。其实，看来并非如此，只要看到你的身影，甚至一想到你，我身上就会燃起烈火。。。。。。
“我怀恋地想起我们结为夫妇的6月14日。尽管时日艰难，但我们还是去了教堂。
“所谓叛国的审判，去约翰内斯堡的限制，成堆的债务，道义的无能，虽然有这种背景，但你享有一个新娘的快乐的一切权利！这些情景震撼着我。这些是我们的磨难。我希望这是我们必须很好承受的十字架。今天我思恋你很久。每当想到你，我就激动不已，渴望拥抱你，感受你的爱抚，你的肌肤，你的心跳所带来的震撼。从现在起再过三年，就要庆祝我们的银婚———在哪里庆祝？用什么方式庆祝？待我们相见时再告诉你。”
曼德拉的这些信件和日记，反映了他对温妮的深挚爱情。虽然监狱的大门将他俩隔开，虽然岁月流逝，年华已老，但曼德拉和温妮之间的感情则是经久不衰，牢不可破的。
温妮不仅是曼德拉忠实的伴侣，也是曼德拉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夫妇并肩携手，相互激励，共同为南非社会的进步奋斗着。
1975年9月，温妮长达5年的禁令期满。她一获得自由，马上四处活动，积极投身斗争。这一年，她当选为南非黑人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不久又卷入了索韦托的学生运动，成为该运动的领导者“黑人家长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她安慰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为在运动中死难的学生们募捐买棺材。她还掩护了许多被捕的青年学生，帮助他们逃离险境。
温妮的所作所为，再度引起了当局对她的注意。为了惩罚她，他们决定把温妮流放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
1977年5月，温妮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被放逐到了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兰特福特镇。
这是一个十分荒凉偏僻的地方。以前，温妮从来没听说过这里。这里远离大城市，远离政治运动的中心，是个落后、闭塞、保守的小镇。镇上大部分是仇视黑人的白人。
温妮的住所是一个刚刚搭起的、盒子一样的房子，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炉子，房门只有一个，而且很小。家具一件也搬不进去，只好堆在警察局。温妮和女儿无法洗脸，无法做饭，只能睡在地板上。一个表情严峻的警察在隔壁日夜监视着他们。
然而，温妮是不屈的。正像萨莉·莫特拉纳描绘的那样：“他们永远不可能在她周围建起一道高墙。不管他们把她流放到哪里。。。。。。她都那么充满活力。她走到哪里都能使那里的鸟儿歌唱，树叶沙沙作响。”
温妮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小镇死一般的沉寂。她做了许多事情，唤起镇上黑人的觉醒。她到没有任何黑人敢进去的商店买东西；在邮局她使用专门为白人服务的设施。作为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她在镇上办起了一个托儿所和一个流动卫生所。她在自己的家门前种花，种蔬菜，还成立了一个青年俱乐部。她告诉农场的黑人劳工，他们的工资太低了，应该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
温妮刚来到镇上时，由于当局的宣传，镇上很多人都对她抱着敌视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了解了她。温妮在这里赢得了大批的朋友，不仅有黑人朋友，还有白人朋友，温妮的气息弥满至整个小镇，在她的带动下，很多黑人都到白人商店里买东西，有些商店不得不向黑人开放，有的干脆关门。这里，旧日的秩序完全被搅乱了。
由于温妮的到来，这个小镇还成了国际关注的地方。几乎各国驻南非的外交官都曾与温妮联系，给她各种形式的帮助。联邦德国驻南非大使还开车到这里看她，送她一台电视机。以后，这位大使不断给这里的黑人居民送来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