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语音的差别，以至于不能互相沟通。所以有些器物花木之类，虽然是人们所常用或常见，但有的彼此都不知晓。比如毛亨、郑玄在注释《诗经》时说：梅就是楠，竹就是王刍，萎就是翘翘草。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也是这样说的。汉代淮南王刘安在《谏武帝伐越书》中说：“舆轿而隃领。”服虔解释说：“轿的读音为桥，意思是说在狭窄的道路上驾车通过。”臣瓒解释说：“轿，即就是今天的竹舆车，江南一带的人乘竹舆而行。”而项昭则说：“陵绝水曰轿，读音为旗庙反。”颜师古在注解中说：“服虔、臣瓒所说的正确，而项昭所说的荒谬，这里很明白地说是轿过岭，怎么能说是陵绝水呢，项昭对轿字的注音也无凭无据。”此外，《汉书·武帝纪》中有“戈船将军”的记载，各家解释不一。张晏解释说：“南方的越族人用船载人在水中行驶，为了防备蛟龙的侵害，所以把长柄带刀的兵器安装在船底之下，因而得名于戈船。”臣瓒说：“《伍子胥书》中有戈船的记载，说船上装运兵器干戈，故名戈船。”颜师古认为：“从汉代的楼船情况来看，所谓戈船，并不是用于载运干戈，大概是在船底装有戈、戟等利器以防水中蛟龙、鳄鱼的侵害。与张晏的解释相近。”
张晏和颜师古二人的说法都被刘原甫、刘贡甫、刘中甫三人所否定。他们经过多方分析指出：“今天南方仍有竹舆，轿的读音正是旗庙切，项昭所解释的并没有全错。颜师古是北方人，根据西北方言，把轿读音注为桥。”又说：“在船底下安装戈、戟等兵器，既难于装置，又使行船不方便，而且今天造的各种船只又大又多，未曾听说有船底装置戈、戟的。颜师古是北方人，对于行船并不了解，因此他的解释不对，而臣瓒的解释是正确的。”据此，我认为项昭关于轿的注音是对的，而陵绝水的说法错了，所以刘原甫等指项昭所说不为全错。至于张晏所说的“越人于水中负船”，那是十分可笑的。
南舟北帐
【原文】
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硕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译文】
我最近在豫章（今江西南昌）的上蓝（今江西左权）遇见一辽州僧人，我们互相闲谈。他说：“南方人不相信北方有可容纳千人的帐篷，北方人也不相信南方有可装载万斛的大船。这种观念是由地理环境、生活习惯而形成的。”这正如《法苑珠林》里所说的那样：“一直生活在山区里的人不相信有比木还大的鱼，从未离开过大海的人不相信有比鱼还大的木。北方的胡人见到丝织的锦，不相信这是由食树叶的蚕吐出的丝织成的。身在江南的吴人也不相信用羊毛能织出容纳千人的毡帐。当南方人迁到黄河以北以后，其后代也不会相信南方有可装二万斛的巨舟。”那位辽州僧人所说的与该书所载的完全一致。
魏冉罪大
【原文】
自汉以来，议者谓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变法令，使民不见德，斯焚烧诗书，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于六百里啖楚绝齐，继约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丧归，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而为此谋者，张仪、魏冉也。仪之恶不待言，而冉之计颇隐，故不为士君子所诛。当秦武王薨，诸弟争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为政，威震秦国，才六年而诈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复取十六城。是时，王不过十余岁，为此者必冉也。后冉为范雎所间而废逐。司马公以为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使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冉之功也。盖公不细考之云。又尝请赵王会渑池，处心积虑，亦与诈楚同，赖蔺相如折之，是以无所成，不然，与楚等耳！冉区区匹夫之见，徒能为秦一时之功，而贻秦不义不信之名万世不灭者，冉之罪诚大矣！
【译文】
自汉代以来，不少纵论古今以佐时政之人认为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商鞅和李斯的缘故。商鞅变更法令，使百姓失去了原有的美德，李斯焚烧诗书，是要让人们不知道过去，这些事情确实是有的。不过，在我看来，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招致灭亡，都是由于凭借奸诈失信于天下人的缘故。最初，以商于六百里土地为诱铒，引诱楚国与齐国断绝关系，继而又约楚怀王入武关，背信扣留，将其侮辱，视为藩臣，竟然长期扣押，使怀王受迫害致死。楚怀王死后，遗体运回楚国安葬，楚国臣民无不哀痛，如同丧失亲人那样悲伤。各国诸侯自这件事之后，都鄙视秦所为，不与秦国交往，更不愿去秦国商谈大事。不到百年的时间，那种“三户亡秦”的预言得到了验证。而为秦国出谋划策、诱骗楚国的是张仪和魏冉。张仪这个人的恶行毋须细说，而魏冉更加诡计多端，且手段隐蔽，所以还没有遭到正人君子的揭露和谴责。秦武王死后，他的几个弟弟展开争夺王位的斗争，魏冉倾尽全力拥立了秦昭王。魏冉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的弟弟。当时昭王年幼，由太后掌管国事，任用魏冉处理日常政事，威震秦国。六年以后，诈骗扣留楚怀王，又恼恨楚怀王立太子，再次夺取楚国临近秦国的十六城之地。这时，秦昭王不过是十多岁的孩子，秦作出的这些事，必定是魏冉的主意。后来魏冉遭到范睢的攻击而被罢免以至被废逐。司马迁认为魏冉拥立了秦昭王，为秦国免除了王位之争所带来的灾祸，又使诸侯礼躬毕敬地对待秦国，秦国日益强大起来，这是魏冉的功劳。这恐怕是司马迁没有详细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另外，魏冉还曾约请赵王会盟于渑池，处心积虑，这种作法与诈骗楚王的行径相同，多亏蔺相如及时给予揭露，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不然的话，赵王也会遭受楚怀王同样的命运。魏冉以区区匹夫之见，只能使秦国获得一时之利，而留给秦国不讲义气、不守信用的名声，永久不能消失。如此看来，魏冉的罪恶是太大了！
辩秦少游义倡
【原文】
《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倡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予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秦将赴杭倅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当绍圣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钧，皆为所侵困。邹公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去，几于覆舟。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辩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译文】
我在《夷坚己志》一书中记载有一位义妓的事略，大意是说秦少游在遭贬南迁经过潭州（今湖南长沙）时，遇到一位侠义妓女，与她发生了密切的往来，后来这位妓女竟然为秦少游而死。常州教授钟将之从李次山那里得到这种传闻后，为这位义妓作传以记其义举。我后来反复思考、查实有关资料，认为绝无此事。由于我当时没有详细考察和审订，就将该事载入了《夷坚己志》，真是后悔莫及了。秦在赴杭州担任副职时，有爱妾边朝华随同而行，随即又认为有妾陪同会妨碍修道，于是忍痛割爱让边朝华离去。没有多久就遭党祸之害，怎么还有心情与一个妓女眷恋不舍呢？我记得本朝国史里记载温益出任潭州知州，是在哲宗绍圣年间，被斥逐南迁的朝臣都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像范纯仁、刘仲冯、韩原伯、吕子进、吕元钧这些被贬之臣都遭到了他刁难迫害。邹诰被贬南迁经过潭州时，因天色已晚，在一个村寺里投宿，温益得知后，即刻派遣州都监率数十名兵丁连夜出城，进行搜查，逼迫邹诰上船，凌风绝江而去，几乎导致船翻人亡。从这些可以看出，如此凶狠的潭州知州温益怎么会容许遭贬的秦少游终日与妓女相伴呢？这是无须辩释就能明白的。可见，《夷坚己志》关于义妓一事的记载是没有根据的。
姓源韵谱
【原文】
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姑以洪氏一项考之，云：“五代时有洪昌、洪杲，皆为参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龑之子，及晟嗣位，用为知政事，其兄弟本连“弘”字，以本朝国讳，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与洪庆善序丹阳弘氏云：“有弘宪者，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误正同，《三笔》已载此说。
【译文】
姓氏族谱之类的书，大多数都有谬误不实之处。例如唐代纂修的《贞观氏族志》，今天它的印本已不存在了。而今所见的《元和姓纂》，荒诞虚妄之处最多。本朝所修的《姓源韵谱》，更是令人发笑。仅以洪氏一姓为例加以考察，书中说：“五代时有洪昌、洪杲，都官至参知政事。”实际上并非如此。据考查，二人均为南汉僭主刘的儿子，当刘次子刘晟杀哥哥刘玢自立以后，才委任他们为参知政事，他们兄弟二人原名弘昌、弘杲，因本朝太祖的父亲名叫赵弘殷，《五代史》的纂修者为避名讳，就将他们名字改称洪昌、洪杲，这二人本姓刘而并不姓洪。此外，洪庆善在丹阳《弘氏谱牒》的序言中说：“有个名叫弘宪的人，在唐德宗元和四年曾为《辋川图》写过一篇说明文，却不知弘宪就是李吉甫的字。”这个错误正好同上面的错误相同。我在《容斋三笔》里对此已有述说。
誉人过实
【原文】
称誉人过实，最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坚尚不能免。如荐谢夷吾一书，予盖论之于《三笔》矣。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拟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是时，刘梦得在连，韩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诵，然今之好为谀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为子孙戒。张说贺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为二张所谗，几于陨命。此但形于语言之间耳。
【译文】
对一个人的称颂言过其实，过分夸张，这是写文章的人一大弊病，连班固那样的大学者都难以避免。比如班固所写的荐谢夷吾一文，就是如此。我在《容斋三笔》里作过论述。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说：“承蒙三次来信，每封长达千余言，把我比作周公、孔子，我怎么能与这两大圣贤相比呢？评价一个人一定要与他相等的人作比较。你来柳州见到该州刺史就说他是周公、孔子，今离开我，途经连州、潮州，见到二州刺史，又称颂他们为周公、孔子，到了京师，那里名人汇集，以诗文而成名的以千数计，那么岂不又有千百个周公、孔子。你的心中为什么拥挤着那么多的周公和孔子呢？”这个时候，刘禹锡正在连州（今广东连县），韩愈正在潮州（今属广东），所以柳宗元在信中这样说。这篇文章流传很广，人人能够背诵。然而今天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还是那样若无其事。我将该文辑录在此，目的在于让子孙后人引以为戒。此外，张说在祝贺魏元忠加官进爵时说：“公位居伊尹、周公之任。”这种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随即招来别人的攻击和诽谤，几乎因此而断送性命。这些仅仅是出现于语言文字之中的说法。
作文句法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