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竖子
【原文】
赵为秦所围，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未肯定从。毛遂曰：“白起，小竖子耳！兴师以与楚战，举鄢、郢，烧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时，起已数立大功，且胜于长平矣。人告韩信反，汉祖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诸将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书闻，上召诸将问计，又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夫白起、信、布之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为竖子，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毛遂之言，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从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至如高帝诸将，不过周勃、樊哙之俦。韩信因执而归，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盖一匹夫也，而哙喜其过己，趋拜送迎，言称臣，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语？英布固尝言：“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则竖子之对，可谓勇而无谋，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顾深知其非也。至于陈平，则不然矣。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则诚然。柏直庸庸无所知名，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真一竖子也。阮籍登广武，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译文】
赵国被秦国所围困，赵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不能确定是否出兵相救。毛遂说：“秦将白起，小竖子而已，曾兴师与楚国交战，攻取了楚的鄢（今河南鄢陵）、郢（今湖北宜昌）两城，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烧毁了楚国先王陵墓，此为百世之仇怨。”而当时，白起已经数立大功，且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已大胜赵国。
有人诬告韩信谋反，汉高祖问计于诸将，都说：“赶快发兵坑杀这竖子吧！”高祖默然不语。只有陈平以为兵不如韩信的兵精，诸将用兵也不及韩信。
英布反，文字已传至高祖，上召集诸将问计，又说：“发兵攻打，坑杀这个竖子。”
白起、韩信、英布之为人，其才能是不可抹杀的，以这三人为竖子，则天下就没有了壮士。
毛遂之言，只是欲激怒楚王，使他知道合纵抗秦之利害，故不得不把白起视作懦夫。至于高祖诸将，不过是周勃、樊哙之类。韩信当初为萧何追赶回到长安，栖身长安为列侯，只不过是一匹夫而已。而樊哙喜其才能胜过自己，趋拜送迎，出言称臣，何况韩信据有全楚万乘战车之地，力量的强弱，难道与以前可同日而语吗？英布曾确实说过：“诸将中独怕淮阴侯韩信和彭越，今都已死，其余的不足惧怕。”而竖子之对，可以说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话，这与张仪诋毁苏秦为反复之人相似。刘邦之所以默然，是深深感觉到诸将把韩信视为竖子是错误的。至于陈平，就当然比诸将不同了。韩信称魏将柏直为竖子，这倒是真的。柏直庸庸碌碌无所知名，汉王刘邦称他口尚有乳臭，是真正的一个竖子。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山，感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大概是感叹当时没有英雄如昔人。世俗之士不通晓事理，以为这是阮籍讥讽汉高祖，虽李白也是这样认为，这看法是错误的。
枢密称呼
【原文】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译文】
枢密使的称呼起源于唐，本以宦官充任，大概是宫内诸司中最为珍贵的人。五代开始士大夫位居其职，与宰相地位相等。自从到了宋朝，又有枢密副使、枢密知院事、同知院使、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之分，但均称为枢密。宋仁宗明道年间，王沂公（王曾）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李迪）为集贤相，拿着任命书迎到都城门外，称呼说：“枢密太师相公。”我家收藏了此帖。绍兴五年，高宗坐车去平江（今江苏苏州），路过秀州（今浙江嘉兴），执政从行的共四人。在前面的传呼为“宰相”，即赵忠简（赵鼎），次呼为“枢密”，即张魏公（张浚），当时为知院事，又次呼为“参政”，即沈必先，最后又呼为“枢密”，即签书权朝美。我担任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官和副长官，也是同称为枢密。
近二三十年来，则有知院、同知之目，最初出现于掌管宾客往来的典谒和街巷平民口中，久而久之，朝士也这么称呼，名称的不典雅古朴，没有比这更甚的了。
从官事体
【原文】
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明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札，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驲牒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诃殿，云浙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译文】
宋朝优待侍从（宋代称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有关他们的事情与名分多与一般官僚不同，当然有处理适宜和不适宜的情况。例如外任知州下放到各有关部门的委任状不写明官衔，与安抚监司序官的往来公文用大状却不写年份，接见宾客之类穿红色的衣服，通判进入都厅之类，都是注明在各种令式之中。那些明确记载于国史中的还可以考证。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六月，下诏：“尚书丞郎（左右丞及侍郎）、尚书省、中书省的给事中、谏议大夫可以外任为知州，而本部（指两省）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可以充任本路的副转运使者，按照以前的惯例，必须先于申报。虽然是统摄一方的职务，需要给予实权的，因官职有等差的区别，应将品级标明。自今以后，凡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报的转运司状，并签名检验，令通判以下写明官衔以供申报。”张咏以礼部尚书身份出任升州（今江苏南京附近县市）知州，上书说：“臣为六曹的尚书，祠部本是礼部管辖的司局，而我要按例申报公状，似不合宜。希望自今尚书丞郎任知州的，除了申报中央省府以外，其本行的曹局，只签名案验就行了。”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高宗绍兴中，范同以前任执政身份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官品为太中大夫不带实职，申报诸司状时将官衔写上了，提刑张绚退还给他，范同并没改正。次年转太中大夫，再次赴任知州时，才去掉了官衔。刘焞为江西运判，他下令给所属的知州、通判说：“请将你们所有的官衔列上一起申报。
”我当时以太中大夫身份任赣州知州，认为这不合程式，乃写了封公札，与通判签名发给了他。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贤修撰的身份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身份，欲居刘邦翰之上，刘不计较，而赵担心别人议论，于是在朝拜国忌日的那天，他自觉走在刘的后面上香。王十朋自侍御史迁为代理吏部侍郎，辞不授，改授集撰，为饶州知州，自处如同庶官。林大中也自侍御史改为吏部侍郎，没有上任，除授宝文阁直学士，为赣州知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并特许穿紫色官服（宋制官阶三品以上穿紫服，而未到三品亦经特许可以穿紫服），完全是享受侍从官的礼遇。黄涣为通判，入都厅，对林大中享受的礼遇感到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又被中书省收回了委任书，不能到职，就以秘阁修撰的身份出任池州（今安徽秋浦）知州，公文至提刑司，没写明官衔，被提刑点狱邓驲讯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暂
兼户部侍郎，又分别外任为湖州（今浙江吴兴）、饶州知州，两人都是朱衣二人引马。以上数人都是由于不熟悉典章制度，并非故意要妄自尊大。陈居仁以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的身份出任鄂州（今湖北武昌）知州，就只用一朱衣引马。按制，观文殿大学士是双朱衣引马，陈居仁只用一朱衣，人们认为这样比较得体。我最近出任赣州、建州（今福建建瓯）知州时，官职与陈居仁相等，而误用了两朱衣，非常后悔。又比如监司（转运使）见到前宰相，虽然是在本人所辖之地，也应与客人一同下马行礼。我长兄洪适以故宰相并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提举宋藻穿越戟门在殿堂上大叫，说浙东监司为什么不能穿越绍兴府门，将至厅堂议事时，才勉强坐在客位上。吾兄急忙令人将他送走了。
九朝国史
【原文】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译文】
北宋朝的国史共有三部书，记载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史事的叫《三朝》，记载仁宗、英宗的叫《两朝》，记载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的叫《四朝》。这三部国史虽然是各自记载本朝的历史，但对于《志》的记载如《天文志》、《地理志》、《五行志》之类，就难以避免重复了。神宗元丰年间，《三朝》史已经写就，《两朝》也快要完成，神宗专门交付曾巩要他合并为一书。曾巩上奏说：“五朝旧史，都是累世公卿，或道德文章显赫，以及朝廷中学问为众所推崇的人共同裁定的，既然已经勒成大典，难道适宜去进行增删吗？”朝廷没有批准曾巩的建议，于是曾巩计划重新编纂，恰好有父丧回家，合而为一的计划没有完成。其后神宗、哲宗，各自为一史，高宗绍兴初，以两朝之史的是非褒贬不切合实际，废弃不用。孝宗淳熙十二年，我负责修史，第二年冬天书成呈交皇上，并请求将九朝史合为一书，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我曾上奏说：“臣所以有这种微不足道的请求，只是因为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于三书，且成书时仓卒而成，互相之间不连贯。历代臣僚，名望相继，写史如同以前那种子承父业的传统，体例上也是子承父体，按类归聚。至于书中内容，则已经过先代名臣之手校正过，是非褒贬，都有据可依，不容我妄加笔削。乞求将此奏下发给史院，以便后来的史官能明确我编纂九朝国史的用意，不会将成书擅行删改。”皇上说：“假如有不稳妥的地方，改削无妨害。”我既然奉诏开设修史院，亦修成三十余卷，而有永思攒宫（帝王暂殡之所为攒宫）之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由，奏请暂罢史院，于是修史之事遂停止了。真宗祥符年间，王旦亦曾修撰太祖、太宗两朝史，今已不传。
银牌使者
【原文】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译文】
金国每派遣使者外出，高贵的使者佩金牌，次等的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认为契丹时也是如此，牌上有篆字六七个，有人说可能是阿骨打的花押。殊不知此原本是我中国的制度。五代以来，百事草创，凡有乘车奉使于外，只给枢密院开出的凭证。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骗取车辆马匹，诈称使者，欲作乱，被捕诛杀后，乃下诏自今乘驿站之马的使者，都给予银牌，国史说开始恢复旧制，然则此制不是起源于少数民族政权。太宗端拱二年又下诏说：“以前外出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后罢除，重新发给枢密院开的凭证。”
省钱百陌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