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如果冒顿单于听从了阏氏的观点，不再觊觎汉地而就此退兵，那么之后立刻又进军代地（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一带）的行为就非常难以解释了，因为这前后言行显得过于自相矛盾。
还有种种疑点，就不逐一列举了。因为仅凭上述五点，就令人很难对史书记载的汉高祖白登脱困始末产生信服感。我无意质疑刘邦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行事风格，更不想将其丑化妖魔化脸谱化，只是这段史书中的记载很经不起常理的推敲。在没有足够的资料做证明的前提下，考证一段历史的真伪，实难完成，只能通过从历史进程所受影响后的变化中寻找若干线索来进行推断。
匈奴人攻城掠地的目的，是个极其关键的线索根源，这直接左右着事态的发展。在秦篇中我曾经详细解释过战争的实质，这里就不再长篇累牍地复述了，只简单说一句，战争不是凭空而来的，其目的必然是直指利益。匈奴人所期望的利益是什么，就成了解开这个谜局密码的钥匙。
直接抢到经济给养，这是最浅表的也是最直接的收益，无从辩驳。而深一层的收益还需从一种文明的经济属性上思考。游牧文明的载体，是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游牧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增长而需要扩大经济体规模时，所紧缺的资源就是这种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这样的土地恰恰也是农耕文明赖以生存的资源，原因很简单，能生长植被的富饶土地，就具备成为农耕土地的潜质。反之，农耕用土地荒芜后，就会形成天然的草场。
当土地成为两种文明的生命线时，爆发战争是在所难免的，因为都在为生存而战。那么回过头来看史书上所言，冒顿单于阏氏说汉家土地不能久留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若不是凭臆测想当然，那一定是史官有意地略掉了一些关键信息。至于这关键信息是什么，这里先放下不论，在后文中会有详细解释。
也许割地赔款才是真相
在前面的《战争福利学》一节中我曾谈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的策动者往往会逃脱战败的惩罚。因为战争的策动者往往是社会群落中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如果战败方需要为失败支付成本如战争赔偿等，至少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承担人。毫无疑问，战败方最高权力的执掌者将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
围绕着战败责任人的视角去考虑白登之围，线索就明朗了许多。匈奴单于应该不至于有对汉军赶尽杀绝的意图，更谈不上有杀掉汉高祖的意图。如果杀掉刘邦，汉帝国势必会立新的最高掌权者，那么对于匈奴来说，就等于丧失了索要战争利益的机会，不仅得不到经济补给和经济资源，还可能白忙一场。因为没有人来为此负责。而扣留刘邦，其实际效果与杀他无异，汉帝国同样会立新掌权者。关于此，千年后的宋朝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可以说，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匈奴人都没有坚定地格杀汉军团及其统帅的意图。事实上，用于战争中的杀戮大多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
客观地审视白登之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那是一场兵力相差极为悬殊的对抗。匈奴人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而且士气正旺。反观汉军，形势是非常被动的。由刘邦亲率的先锋部队脱离了主力军团，被大约三十万匈奴军队团团围住。史书中的花絮告诉我们，汉军团被围七个日夜，经济补给奇缺，士兵饿得连弓都拉不动。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坚守七天直到脱困，其难度之大不亚于坐地升仙。我们不排除历史上有小概率事件发生，然而这件事情前后疑点重重，违背常理之处太多，并且所有的解释都很牵强，甚至有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这令我忍不住又多了几分思考。
历史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比如说刘邦因兵败被俘，或是主动投降，而后通过外交谈判的手段来解除落入敌手的窘境，至于白登脱困的说法只是一席炮制出来的谎言？这个匪夷所思的想法进入脑子后，我开始着力思索其可能性与合理性。
战争的通行法则是战败方屈从于战胜方的力量，并接受其开出的休战条件。仅以最常见的经济要求为例，割地赔款作为战后的经济补偿，其广谱性可称得上冠古绝今。
经历白登之围后，于汉高祖执政的后续年间里，马邑地区以及平城一带的土地资源信息，就彻底从史书中销声匿迹了，而后有史记载的边患战祸主要都集中于马邑东南方的汉属代地。那么马邑及其西北的平城究竟归属于何方，则成了语焉不详的话题，这确实是一桩颇值得玩味的事情。刘邦脱困后，马上着手和亲事宜，并每年向匈奴提供布匹、丝绸、酒和粮食等经济给养。被后世称为岁贡的政治行为即刻出现在两国战后，而这又恰好是由战败国提供给战胜国的，再联系到前面的土地问题，两相对应之下，就更值得旁观者玩味了。
有关刘邦兵败被俘或是投降，只是一种猜想，尚无明确的证据证明，只能从一些侧面信息中得知，双方的停战协议很可能是建立在汉方屈服的结果之上。史书上与此相关的内容，很可能再一次因讲了政治而在真实性上掺杂诸多水分。
战败后的割地赔款，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刘邦来说，虽然觉得蒙受损失和屈辱，但是比起丢掉统治权来说，并不是更加难以接受。这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面临矛盾的问题。以其确保政治地位为出发点不难发现，只有保住统治权才能保证自己享受到高人一等的经济给养以及种种特权，这是其全部利益的根源。失去部分土地，只相当于失去部分利益，而失去了统治权则等于失去了一切。
统治者的权力根基在于权威性上，这是他们不容触碰的禁脔。为了维护这虚弱的权威性不受损伤，他们不惜大开杀戒，更毋论满口谎言。兵败被俘或投降，在一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社会氛围里，绝对是权威性的天然大敌。这道理意味着即使刘邦真的如假想中那样兵败，也不会对外道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割地赔款，则更是维护统治权的大忌，因为这是有损于整个社会群落经济利益的行为。土地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资源，对于社会群落来说，减少了土地就等于减少了群落内的人均资源，这无须多言。而赔款却是实实在在地把额外经济负担分摊到每一个社会群落成员身上去。史评中对战败并割地赔款的行为异乎寻常地深恶痛绝，动辄口诛笔伐，甚至把问题上升到民族大义、国家荣辱的道德高度上，其内在原因实为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将损害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事情公布于众，是任何为政者都不敢尝试逾越的警戒线，尤其是这一切的损失根源皆因自己的过失而起。若胆敢以身试戒，必会沦落至万劫不复死无葬身的境地。为了降低甚至是转嫁、回避政治责任的风险，政客们拒绝信息的透明化，拒绝社会其他成员拥有知情权。是谓“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由此推论开可知，食利阶层和靠近食利阶层的社会成员，也就是政治主体的成员，无论犯下多么愚蠢的过错，都不会公开直接承认，反而会颠倒是非黑白并力图以此掩盖过错，最不济，也要滤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可以说，政客们在美化自己时都是不遗余力的，哪怕伪造历史。
然而细考究起来却很容易发现，凡是在政客指使下散布出来的信息，几乎条条水分十足，其内容无不是赤裸裸地自我吹捧，称自己的决策英明果断正确。至于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何种情形，结果究竟是得是失，是盈是亏，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此时回望历史中所谈及的“陈平奇计”与“厚遗阏氏”的说法，却感觉别有一番味道在胸中回旋荡漾。贿赂女人，却不明说贿品所用何物，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能打动女人的东西，必然是华服美饰。殊不知，土地同样可以用来做馈赠品。换言之，将战败割地说成贿赂匈奴单于的女人，这看起来只是自欺欺人。尽管两个说法都是指同一件事，然而于政治上的意义却不尽然，后者的说法摆明了是将严重的事件淡化处理，避重就轻。要知道，仅仅是说法的不同，割地事件的政治性质就会因此完全改变。
同样的道理，一个“和亲”的说法掩盖了战争赔款的实质。甚至在后高祖时代的汉匈外事活动上，这“和亲”都可以扯来做政治遮羞布。
长城往往从内部崩塌
自汉高祖开始，汉帝国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延续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期间双方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但是罕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与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战略构想有关。
当军事斗争不再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向时，或者说，依靠武装斗争的手段不能再获得经济给养的时候，经济建设就成了新时期的政治主题方向。后高祖时代，也就是自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起，汉帝国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经逐渐向经济发展这个方向偏移。在文帝执政时期，尤其以经济发展工作为重。
建国初始的汉帝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供给处于极其紧缺的状态中。彼一时，缓和双边矛盾，无疑是一种降低经济建设成本的方式。简而言之一句话：以空间换时间。这源于农耕经济在稳定性、抗风险性以及可发展性上，与游牧经济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农耕经济的高弹性所致，这意味着以同样的时间长度为限制条件，农耕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游牧经济。然而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壮大，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典型的如垦荒、伐树、兴修水利工程等，此为一则闲话。
文、景两代皇帝执政时期，“和亲”事实上成了缓和双边矛盾的政治手段。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残破的经济及早步入康复的轨道，而支付适当的稳定环境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群落来说，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对外输出经济给养换和平，对于汉帝国这个新政权来说，同样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一个稳固政权的重要战略方案。一般来说，外部的压力大多不至于引起政权的变革，而内部的紊乱，则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续存。尤其是当血缘关系不再能约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此，这个时候的第一要务是集中力量消除、解决内部的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剪除新割据势力前，试图对外采取任何强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极有可能会使江山色变，政权易手。以血为代价得来的政权，任何持有者都不会宽容地允许他人共享，更不要谈转而易手的问题了。
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往往从内部崩塌。因而说若想攘外，必先安内。
汉武帝打了一场双输的战争
前文谈起过，经济进入复苏期人口会产生激增的效应，尤其在政治鼓励之下更是如此。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备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实上，在景帝执政时期，人口的压力就初现端倪。这点从晁错的屯田奏折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错算得上是个有远见的人，但是作为从政者，他显然于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汉武帝执政时期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是社会群落内不堪承受经济压力重负的开始。而经济实力膨胀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则是危及专制统治的潜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了汉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的源动力。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严峻的形势逼迫着武帝必须以更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经济上要国进民退，维护住统治。毫无疑问，战争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将国家军国化，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群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能随意地供统治者加以调拨、使用。制造对外矛盾，并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灭激增的人口，降低社会群落内经济的压力。战争，这毋庸置疑的绞肉机，就是人口正增长的天敌。令统治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这种消灭人口的方式，大多不会令其受到诟病，反倒是好处多多。尤其是在战争胜利后，获得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则成就了他们开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载入史册的光辉政绩。
这冷眼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两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战争。于是在汉武执政年间，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战争。
事实上，汉武时期的战争并未如后世人们想像的那样，凭借武力打造了一个盛世，也没有令生存在游牧经济环境中的异族屈服，更没有让他们恐惧到不敢来犯的地步。只是在耗尽国力，人口折损过半之余，兀自多了些空旷的土地。人口的锐减，使得经济资源宽松起来，被破坏的经济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构建。于是新的仁政又来了，所谓的“盛世”再现了。而那巡睃在中华大地上空的专制灵魂，却一直茁壮地成长着，直至步入成熟。
汉武时期的黑暗政治环境充分地说明，基于专制思想下的帝国制度绝非僵死而不知变化，然而究其变化方向，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执政理念上的频开倒车，使得刚见起色的经济备受打击，原本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进步的生产力被压制在低水平处徘徊。说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让路，厚道点评价，这显然是个以偏概全的说法，不厚道地评价，这就是个赤裸裸的骗局。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专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会为生产力让路，反倒是将其活活地扼杀在了摇篮里。至此，帝国文明就已经抵达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了，无论在体制内做何等努力，都无法挽救帝国的迅速衰败，哪怕再行泛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