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这些，就足以令当代人所震惊且动容。至于其他的接近于制式化的秦制武器，也都同样精密而富有杀伤力，如青铜长剑、秦戈等，同样展现了与其时代不相吻合的科技含量。
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从这两者哪一个角度，都能说通秦国军事能力强大的道理。前文我们类比过生产力和军事杀伤能力，这里就不重复论述了。
而仅仅军事杀伤能力强大，并不足以构成秦灭六国的充分条件。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提到过，地质、气候等一系列自然环境的变迁，可能是促进秦统一天下的催化剂。
技术领先不如经济领先
尽管战国末年农业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看天吃饭仍然是无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足以左右一切，即灾荒之年可能颗粒无收。这样的结果，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来说是场无法承受的灾难。社会群落内无法完成赈灾工作，就要向群落外求助。其他群落辅助赈灾往往不是无条件的，甚至会拒绝赈灾。为了活命，民众会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对其他经济良好的地区采用暴力，以获取基本生存条件。为此而产生的社会摩擦，乃至武装冲突，都已司空见惯。春秋时期，秦晋两国就因为一方有灾而另一方拒绝赈灾而爆发了战争。
一个社会群落，往往作为同一个经济体存在，其控制资源越多，抵御风险能力也就越强。比如说这个经济体控制的土地疆域极广，部分地区发生灾荒，那么其他地区的农业收成可以赈济受灾地区，群落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不仅会降低经济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还会使其他相关的矛盾得到良好的缓冲。
因此说，相对大一些的经济体，其经济稳定程度要高于小的经济体，尤其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如为了降低抗击经济风险的成本等，一些小的社会群落选择了合并成大的社会群落。
天无二日，国无双主
社会群落的合并通常不会和平进行。合并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群落的食利阶层，尤其是在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这种征兆更为明显。根据社会的金字塔模型可知，塔尖只有一个。在一个群落里，断然不能双塔尖并存，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弱群落中的食利阶层会拼命抵制这种合并，甚至会组织武装力量反抗。
食利阶层用于抵制群落合并的常见理由是民族或宗教，也有文化、生活习惯等借口。从社会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这些非物质因素的确可能影响到不同社会群落的有效融合，使运行成本陡增。然而在物质因素的制约下，它们却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没有什么比大部分群落成员的生存及生存舒适感更重要。物质因素的选择，往往是社会群落中大部分成员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尽管旧食利阶层为社会群落的合并设置了种种人为障碍，可是在历史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许多群落仍然合并了——这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谓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应该说，群落合并最经济的做法是尽量降低暴力带来的破坏性，这取决于反对合并者的数量及反对意志的坚定程度。倘若群落中绝大部分成员坚持抵制合并，那么合并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以纯武力彻底消灭这一群落的有生力量。这就丧失了经济意义，其结果是大片空旷的土地、荒芜的人烟和累累的白骨。
群落的合并不同于争夺生存空间，虽然二者的社会行为表现形式都是战争，但这两者又很难界定。惟一的鉴别办法，是看社会的实际运转情形。首先，群落合并不拒绝另一群落成员进入社会，更不会以灭绝种族为手段或目的。
简单些说，对新纳入群落中成员采取同等的社会待遇的政策，即是群落合并；对于另一群落成员采取非同等社会待遇的政策，如奴役、驱逐甚至屠杀等，并以此手段拒绝另一群落纳入自己的社会群落，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孙子兵法》提到过“攻心为上”，从本质上讲这是降低战争成本的策略。将其放大来看，应用于社会群落合并，道理亦然。既是“攻心”，就要有战略战术，就要打击人性中最脆弱的点：恐惧与贪婪。
以力吓之，以利诱之是千百年来通行的准则，无一例外。两个及两个以上社会群落合并，会消灭一部分旧食利阶层，使原社会金字塔架构中的塔尖堕入塔腰，甚至塔底，或者更极端一些：彻底消灭。和平合并的群落，旧食利阶层变成次食利阶层概率较大，但仍有风险。风险源于现食利阶层的不安，惧怕旧食利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未被消灭的政治力量。为了避免旧食利阶层组织力量威胁到自身利益的风险，及早将其政治动员能力彻底瓦解掉才是首选要务。暂时允许旧食利阶层做次食利阶层，是为了稳定形势，从长久来看，旧食利阶层在新的社会群落里终归是要被消灭的。
由此看来，在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食利阶层反对群落合并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灾人祸中的吃饭问题
或许前文说得有些抽象，略微复杂了些，请容许我把问题简化处理：
当天灾来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实力只要保持在足够和对手抗衡，从而保证自身的经济价值不受敌方侵犯的前提条件下，它征服对手的最好武器就会是仓库里储备雄厚的粮食。
而历史似乎也正印证了这难以掩盖的规律：在公元前236年，华夏大地上发生了重大的旱灾，到了农历六月才下了点雨。就在同年，秦攻占了赵九座城池。如果仅仅孤立地看，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仅仅6年之后，赵再次发生了重大的旱灾，而次年秦赵的战争再次爆发，就不得不令人深思——历史上的相似之处，总有些令人玩味的疑点。
而旧时的民谣曾如此说：“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倒是足以反映出当时是怎样一番情形。
公元前230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秦吞并了韩，死了华阳太后，又发生了地震，产生了相当一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地震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是摧毁了震区居民的一切生存条件，如居所、食物、工作等。以秦多年来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来看，赈济灾民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对于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秦来说，这无疑是扩军的良好契机：大量丧失生存资源的劳动力可以迅速地转化成战斗力。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秦当时的从军制度是供给粮食的。换句话说，当兵打仗就有饭吃，还有机会搏一搏爵位，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反观赵，经过早些年的长平、邯郸之战，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在战场上折损，又遭遇了旱灾，综合国力受损之巨，使得这战国早年的军事强国显得岌岌可危，犹如风烛残年的垂迈老者。
两相对比可见，战争尚未开始，胜负早已一目了然，赵覆灭已是必然，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受衣食所迫，寻求赈济的灾民纷纷倒向秦，军队也无心恋战，秦军在赵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就长驱直入，将赵的土地尽数并入怀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秦军以骁勇嗜杀闻名，但在征服赵甚至在一年前征服韩之后，都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这显然有点蹊跷。如果当时的秦军仍沿袭着以人头换爵位的军功制度，大规模的屠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出现这样的行为，除去军纪严格外，几乎可以反证出，秦军的军功制度是有所变化的，同时也能佐证，当时秦军并未遭遇到有效的抵抗，否则也不能如此迅速就将对峙百年以上的局势改写。
谁有钱谁当老板
纵观秦统一六国之战，除去楚国外，对其他五国均无可圈可点的战役发生。除去军事力量对比差距因素，我们不得不把当时的经济受气候影响这一重大因素考虑在内。上溯到公元前243年，自这一年起，接连的二十几年里，华夏大地上的自然灾害频发，加上频繁的战事，这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导致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社会群落的经济秩序都产生了大的动荡，并且不得恢复。
在经济同样受到创伤后，经济资源的储备和制度的力量就迸发了出来。这个时候国与国之间比拼的是经济的弹性。弹性越好，经济链条的韧性就越足，经济秩序的恢复能力就越强。而经济弹性差的，经济链条就直接断裂掉，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秩序的崩溃。那么未崩溃的经济体系整合已崩溃的经济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上不难判断，秦统一六国中，强大的秦军除去充当武力大哥大外，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作为战略威慑性工具存在，就如现代战争中的原子弹。真正作为大一统的常规武器，当属雄厚的经济资源储备。在灾难面前，秦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储备赈灾，才使得关中六国几乎彻底放弃了抵抗。
惟一做出抵抗的楚，除了民风剽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昔日在经济上非常富足，军力强盛，才具备了对抗的能力和条件。然而骤然的灾难沉重地打击了楚的经济，加上又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消耗，使其经济秩序彻底紊乱。而秦再次发动的战争来得又如此迅速，半点休养生息的机会都不留给楚，在战争与经济匮乏的双重压力下，民心军心日渐涣散，最终使这战国时期的老牌强国最终踏上了覆灭之路。
总的来说，秦统一六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积累的必然结果，是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了旧经济秩序无法维系，于是出现了整合，也令新的秩序有了诞生的基础。从考古学家处得到的信息中可知，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是长期趋势，并且是不可逆的。短期内，经济秩序难以恢复，各个社会群落间因对经济风险防范的需求，也有了合并的需要。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华大地走向统一是一种必然。即便不是秦来统一，也会有其他强有力的社会群落来统一，并构成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经济体。
终于统一了
公元前221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全部灭亡，至此华夏大地统一，成为了一个国家。这在中华历史上首开先河，为亘古所未有。秦王政觉得“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下令群臣讨论该采用什么样的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拟上尊号“秦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经秦王政审定后，决定去“秦”，取“皇”，并采纳上古帝位称号，留“帝”，合称为“皇帝”，其他均如众所讨论。之后又探讨了给死去的君主议定谥号的问题，秦王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妥当，于是下令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依次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秦王政的理想来看，他雄心壮志地试图打造一个千秋万代的帝国，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却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众所周知，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只经历了十五个春秋。
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而这始终是个悬而未解之谜。
西汉儒生贾谊的一篇《过秦论》，把一顶残暴的大帽子扣在了成为皇帝的秦王政的头上，并且给秦帝国贴上了暴政的道德标签。在后世的历史中，儒家把持了话语权，使得“暴政亡秦”这种说法以讹传讹地流传了两千年。难道事情真如记载中的那样，秦帝国是亡于暴政？这其中恐怕还有很多令人费解的疑点，而且问题也不尽如一句“不施仁政”那么简单。
六暴政的悖论
贾谊的一篇《过秦论》，给秦帝国贴上了暴政的道德标签两千余年。难道事情真如传闻中的那样，秦帝国是亡于暴政？似乎事情又不那么简单。
暴政是个很有妖魔化色彩的说法
公元前210年的那个冬天，秦始皇——也就是当年的秦王政，在第四次东巡的路上，告别了他殚精竭虑，耗尽毕生心血所创建的帝国，带着些许遗憾与世长辞。令他至死都耿耿于怀的是东郡（今河南省濮阳西南）那石头上的几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确，一语成谶，在秦始皇逝世的三年后，雄霸四海的秦帝国轰然坍塌。
本书在撰写序的时候就提到，要摈除以贴道德标签为主视角的读史方法，而“暴政”论就属于典型的贴道德标签行为。
首先，暴政这个说法就很有妖魔化的嫌疑，缺乏公正的色彩；其次，暴政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只是种很模糊的形容，由于时代、立场以及个体的理解差异，对这个问题的衡量尺度莫衷一是，不便于对历史的规律进行精确的提炼。因此本文在关于秦帝国的终结是由于暴政这一主流常见说法，是不予承认的。
退一步讲，我们姑且假定有暴政存在，至多也就是把当时秦帝国政府秉承的基本治国方针——严刑峻法拿来当作标准。而按照这个标准，试问，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还有不是暴政的朝代吗？就史料而言，率先诬秦“暴政”的汉朝，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司法当局手中的法律武器不如秦时的那样全面，或者明显地没有那样严酷。
况且，所谓的“暴政”真的就是维系政权与统治的天然大敌吗？这似乎又未必。
受害者替施害者表白是一种病
我们来看两段真实而有趣的故事：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詹·埃里克·奥洛森与克拉克·奥佛森，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在他们发觉抢劫行动失败后，采取了挟持人质作为自保手段。被挟持的人质均为银行职员，共有四人。此后，为保证人质安全，警方与歹徒保持僵持状态长达130个小时。最终，事件因歹徒放弃抵抗并释放人质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