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波谲浪诡、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社会改良者，一个矢志不渝的宪政理想社会探索者，他无视周遭生死险困，闲看身边危机四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始终怀着振衰救敝的爱国之心，以笔为旗，奔走呼号。
最终，他以伟岸的文化与思想双重导师身姿，屹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文化天空，他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晚清与近代，不仅演化为对漫长中国封建社会的摧枯拉朽之声，还演绎为“五四运动”的恢宏前奏。
黄遵宪称他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下：“我们都经历了思想上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第一就是他的《新民说》。”
钱基博在公元一九三〇年说：“迄今六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之士大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也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朝宣一纸，暮布四方。
这就是人类思想导师的迷人魅力。
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卒于公元一九二九年。
他在《三十自述》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出生之年：“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其时，资本主义大潮开始向全球涌动，西方列强以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所铸成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为了攫取财富，极力将触角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整个世界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同样是在美国的坚船利炮撞击下，掀起了革新浪潮。德川幕府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其封建阵营开始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要求“尊王攘夷”。以公元一八六八年建立明治天皇政府为标志，日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革命。明治维新使得日本伴随世界发展的潮流走向了近代化，并迅速跻身于强国之列。
但在作茧自缚、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治下的中国，却在经历了两次惨痛的鸦片战争，不断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依然故我，畏缩不前，与整个世界的步伐已经大大拉开距离。
一些忧虑民族危亡，关心国家前途，试图御侮自强的有识之士，因此开始猛然觉醒。他们惊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
梁启超就出生在这个纷乱扰攘的时代，在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渔岛，新会茶坑村。
这里地理条件很特别。《新会县志》说：“一日之间，雨晴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顷。”特殊的多变天气，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岛民，形成了善于应变、临危不乱的特殊地域性格。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成年后的梁启超于急风骤雨中行度不改，啸傲驰骋，无所忌惮。
提到新会，不能不想起同样诞生于此的明代大儒陈献章。
陈献章治学追求学者心灵洒脱空旷的审美至境：“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在内，讲究曾点活计、鸢飞鱼跃，通过静中涵养而直达天理；在外，追求激励节操，报效社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外王”目的。这既是陈献章的学术特征，也是他的学术理想。
陈献章的“江门之学”，对明清之际的广东学风延宕久远，影响极大。无疑，这一学术特征又会跨越数百年的月光路，潜移默化在梁启超身上。
梁家不是一个翰墨世家。梁启超的祖父只是个“援例捐作附贡生”，靠掏钱才买来的秀才，父亲更是个没有任何功名的私塾先生。然而，就是从这样的家庭里，走出了一代大师梁启超。
明月之珠，生于蚌蜃，周之圭臬，生于垢石，大蔡神龟，出于沟壑。英雄不问出处，信哉。
少年聪慧特达的梁启超，五岁开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便能缀千言。据说，八岁的他登临家乡的凌云塔，已经写下了如此恢宏壮丽、尽放襟抱的诗篇：“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天才总是相似的。王阳明十一岁路过金山寺时吟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拿来与八岁的梁启超的这首诗作对比，不难看出二诗共同呈现了作者少年多思、英毅凌迈与深藏其中的经天纬地之志。
带着他的光荣与梦想，梁启超十二岁时即考中秀才，补为博士弟子员。这位少年神童的才学，令广东学政叶大焯惊喜不已、赏识有加，认为足可以与历史上的吴祐、任延等媲美争雄。凭借秀才资格，公元一八八七年，梁启超进入名噪一时的广东五大书院之首——学海堂，受教于石星巢先生的训诂考据学，从此“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公元一八八九年，十七岁的他参加广东乡试，又以第八名的骄人成绩考中举人。主考官李端棻认为他“国士无双”，毅然将妹妹李蕙仙嫁于梁启超。
而此时，在北京乡试落第、上书无音的康有为，打发了一番“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谈”的无聊时光之后，正郁闷而落寞地行走在南归的路上。
历史，在暗暗推动两个人的身影往一起靠拢。
二.
梁启超是个典型的矛盾集合体。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以无比坦诚之心自我揭发：“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而且“太无成见”，认为这是自己“生性之弱点”。
依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一个天性单纯，不满现实，有着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同时又绝不自以为是，时刻追寻善道仁途的人，会在自己心中形成两个性格迥异、意见相左的自我，相互否定，彼此争执。在这个二维力场中，人会因天真而轻信，也会因求新而善变。
梁启超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他总在“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也有句自我认定：“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从中透露的其个人性格恰恰与梁启超相反，是刚愎自用，极端自负，固执己见。
然而，就是这样两个性格极端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人，却走到了一起。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学海堂”同窗陈千秋对梁启超说：“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
要知道，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是举人，而康有为还仅仅是个监生。但这对梁启超构不成问题，孔子早就倡导“以多问于寡”，“以能问于不能”，见贤则思齐。于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他只尊敬学问与真理，而无视身份及地位的落差。宋朝时进士及第后的石介，不就屈身拜尚为布衣的孙复为师吗？
这中间真正的原因却是，博通经史，系统接受括帖、章句、考据等传统学问的梁启超，此时深刻发现在国家衰亡之际，这些旧学显得是那么无能为力，那么于事无补，那么干瘪而空洞。以传统举业为学术的学者们，表现出的则是巨大的无知，“其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他们只知埋头苦为举业，不问民瘼苍生。放眼望去，举目之内，所谓的学问家，“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他们苟且偷生，不思进取，使得“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悉数消磨败坏于这种教育理念之下。
所以，当见到“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康有为，聆听罢他激情四射的抨击现状的见解，感受其倡导变法改制、极言求新向变的新思想之后，梁启超顿时被强烈震撼，如醍醐灌顶，大梦方觉。
他后来这样回忆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我以少年科第，又对当时名流所推重的考据、词章之学颇有所知，故沾沾自喜。康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将数百年无用旧学，一一辩驳，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我初闻其说，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立刻尽失去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一夜不能入睡。”
可以想见，康有为的人格魅力与语言感召力是何等巨大！在十八岁青年梁启超的心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狂澜！梁启超又是带着怎样惊喜交加的激动与不安的心情，度过了初见康有为的兴奋之夜！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梁启超在“且惊且喜”之外，还有着“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的复杂心情。陡然相见，惊喜交加中的他怎么会有怨艾，有疑惧？又为何会产生这种思虑呢？
仔细分析一下，应该说是康有为激进变革、摧枯拉朽的全新思想与政见，让闻所未闻的梁启超耳目一新，并为之振聋发聩，故而“且惊且喜”；而康有为菲薄考据而不知身入考据末流，不思量汉、宋学之异，也不曾细究《公羊》家法，纯任主观，妄发己议的学问功底，却让此时已淹贯经史、深明考据汉学的梁启超，又不得不“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乃至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日后，梁启超多次表达了对乃师的无比钦服与尊敬，但这些话语中，只见他对康氏在政治领域的果敢与超前精神深表赞佩，但对康氏学问却从来没有加以赞许，反而屡屡有客观的批评。
康有为澎湃的政治激情，点燃了梁启超崇高的政治理想，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这就是最大、最有用、最刿切现实的救世之学。何况，在传统经学中，梁启超已经成为儒学大师，而且因旧学不救时弊而对之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他，离开“学海堂”，拜在康有为门下，无比虔诚地做起了康门弟子。
自此，梁启超紧紧追随在康有为周围，并将二人的名字镶嵌一处。
“康梁”，成为一个辞藻，或曰政治组合，闪耀在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
三.
年轻的梁启超，举着一杆如椽大笔，以恭敬弟子、亲密助手、忠实拥趸三种姿态，相伴在康有为的身旁。
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日军步步进逼、攻占大连之日，北京却正是耗费国库岁收的一半，为慈禧大办万寿庆典之时。“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
次年七月，康有为、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当考完候榜之时，《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正好传来，举国为之震惊。首先，一大批政界要员起而反对，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等官员开始大规模联名上书。受他们影响，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参加会试的举子们，也纷纷联名上书抵制签约。
一时间，人情汹汹，群情义愤，由广东举子率先，继而是各省考生，“连日并递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泪而请命，莫不哀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上清帝万言书》，陈请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系列变法主张，并联合十八省举子一千二百人，于松筠庵集会，集体签名后，上交都察院代呈。
后来事实证明，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而写进历史书中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有故意夸大自己影响的嫌疑。然而，“公车上书”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学生联名请愿，积极参与政事，用自己的声音来影响政局的先河。
虽然上书活动没有任何成效，但是它让康有为、梁启超看到了群体的力量，认识到中国士人向来散漫，不敢相聚讲求，只知坐而论道，若想开风气创新鲜局面，非合大群不可。梁启超深有远见地想到，要使众人合群，同声连柯，那么就得办报纸，用舆论的声音来拢合大众。
作为“强学会”会刊，康、梁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正式创刊，用以宣传西方科技，评论中西社会得失，呼吁变法维新。出自梁启超之手的每期一篇言论，成为这张报纸的旗帜与灵魂，迅速获得社会各界瞩目，报纸因此名声大振。
“献身甘为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围绕“起民权”、“移旧俗”、“研哲理”、“牖新知”，梁启超从此走上了他一咳唾而天下闻、一文出而四海惊的办报人生涯。
次年，他再领《时务报》笔政。鉴于“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中国却“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梁启超以其少年英毅之气，深刻的洞察，精妙的运思，卓荦的文笔，在报上不断发表文章。
这些文章如巨石投湖，也如晴天霹雳。他针砭时弊、启人新思的文章警醒了世人！“变也变，不变也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的六十余篇大作，字字珠玑，句句惊人，如同炸雷响彻在阴霾重重的十九世纪的中国天空。
先是惊诧，继而赞同，最后深以为妙的四海读者，被这些冲决传统罗网、饱含睿智新思的雄文，唤起了极大的心理认同，并由之对他产生巨大的钦敬之情，“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谭嗣同慕名而来，相见后感叹说：“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严复在写给他人的信中，称赞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张之洞以湖广总督之尊，亲笔致信梁启超，而且公然称二十四岁的梁为“卓老”（梁启超，号卓如）：“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为隆重迎接梁启超的到来，张之洞不但破例要开武昌城中门，而且还问下属可否鸣炮欢迎。幕僚回答：“按成例，迎见督抚或钦差时才可，小小举人，不妥。”张之洞马上反诘：“举人乃小，主笔尔知几品官？！”
公元一八九七年，应谭嗣同、黄遵宪盛情相约，梁启超来到湖南，主持兴办湖南时务学堂。在这里，他亲订学约，号召学生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教授《公羊》、《孟子》，间以古典儒学、西洋科技、中外史地。而且，还偷偷印发被清政府列入禁书的《扬州十日记》、《明夷待访录》等书，梁启超为之加上按语，秘密传播，不仅将这里迅速变成了一座思想开明的维新变法政治学堂，也使得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沿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
著名北伐将领蔡锷，此时就坐在梁启超的课堂上认认真真地做着学生，后来，他也是在老师的启悟和鼓励下，走上了波澜壮阔的护国反袁运动。公元一九一六年，当这位护国将领英年早逝后，梁启超悲痛欲绝，亲自挥泪为弟子写下公祭悼文：“吾松坡宁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将何以塞余悲？”
四.
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公元一八九八年。
这年的春天比往年似乎来得都要早，春讯强烈，春潮劲涌。伴之，变法运动在全国骤然高涨。
以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竞相发出呼吁变法的时代强音。他们将通过“明治维新”改革取得迅猛发展的日本视为中国必须效法的鲜活榜样，提出“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谱”，要求光绪帝全面变法。
一月，康有为第六次提交了对“戊戌变法”具有纲领性指导思想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并在四月与梁启超在京成立保国会。
三月，又上《日本变政记》进呈御览，年轻的光绪帝终于痛下决心，在六月十一日下诏“明定国是”，开始变法。梁启超激情满怀地将这份诏书评价为：“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圣谟洋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五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此前光绪曾召见康有为，见面后只授予康氏一个区区军机章京行走。到梁启超这里更为不堪，召见之后，他被赐予六品顶戴办理译书局。由此可见，康、梁师徒在光绪心目之中，远远不是康有为自诩的那么重要。
一番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其实只是一场水过鸭背毛不湿的游戏。一道道煌煌御旨从皇宫中传出去，到了地方官员那里，竟然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成为一纸空文。
而仅仅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慈禧便突然囚禁光绪，开始撤帘训政。守旧势力操刀一击，变法大业顷刻瓦解，烟消云散，历时一百多天的“戊戌变法”便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当全城搜捕维新志士，“六君子”血染菜市口之时，康有为正坐在英国的舰艇之上逃往香港，而梁启超则在日本军舰的庇护下，远离母国，逃亡东瀛。
政变之日，正在华访问的日本前国相伊藤博文，看到梁启超在劫难逃，便对日本公使说：“救他吧，让他到日本去，梁青年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
英、日两国分派军舰，分别极力营救康、梁，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他们同情维新人士，支持中国变法图强。
其实不然，他们完全是出于自己深刻的现实政治需要。
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国出面干涉还辽，清政府内亲俄势力倾向占据上风，李鸿章即是其中的代表。但俄国很快暴露了它干涉还辽的真实目的，公元一八九七年俄国借口德国强占胶州湾，出兵占领旅顺、大连，因此与日本、英国在华利益产生冲突，矛盾遂日益激化。
此时，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是日俄对立，英俄争霸，日英合作，钳制沙俄。康有为等维新派一再鼓吹“密联英日”为“拒俄上策”，恰恰吻合了日本政府为抵制俄国而笼络中国的政策方略。此时的他们，自然对亲近自己、效仿自己、落入险境中的变法人士不能袖手旁观。
故国在身后的波涛中越来越远了，渐渐成为海天一线。
甲板上的梁启超，一定思绪万千，心潮翻滚。他会一遍遍思考这场形同儿戏的变法运动何以遽然而败，他会一次次挂念南行的老师康有为此时是否安全，他更会一回回想起谭嗣同大义凛然的话语，“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兄远游，风雨兼程，不为苟全而为明日之想；弟赴难，只因改革需流血。但愿从吾起，从吾终，死得其所也。”
家国尽抛身后，前途迷茫未知，梁启超写下了悲愤沉郁而又慷慨激昂的《去国行》：“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自此，长达十四年的亡命天涯之旅开始了。
这年，梁启超刚刚二十五岁。他抒发浩志，寄望“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而等他十四年之后乘坐“东风”再次回到故国的时候，满清王朝已经沉没在“辛亥革命”的一派滔天巨浪之中了。
五.
是狼，总会亮出血腥獠牙的，哪怕它将自己打扮成一副慈祥的外婆模样。
公元一九〇〇年，在列强利用镇压义和团之机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瓜分豆剖之时，日本也积极加入八国联军之中，并成为其中的绝对主力，在中国大地大肆烧杀抢掠。
跨洋而来日本的当初，梁启超曾天真地怀揣着“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理想，将日本视为拯救中国的稻草。而此时，他对寄身于此的这个强盗之国又该作何想？
除了愤慨，就是自奋。灾难深重的母国不能回，寄身的又恰是暴力实施方、仇寇之国，万般无奈的梁启超将自己的一腔热情和全部精力，悉数付与办学和办报中。
高举维持中国清议、激发国民正气、增长国人新知、开阔国人眼界的宗旨，梁启超的《清议报》在东京诞生。报纸行销日本、南洋、朝鲜、欧美等地，最大的市场仍是中国。
梁启超再次操笔上阵。他腕底掀狂澜，笔下起惊雷，篇篇文章如盏盏明灯，照亮着黑暗中的中国。这份编采、印刷在日本的报纸，跨过万顷碧波，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他自谦地说，自己为中国输入东西新学，是“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学来一点便输入一点，就像《华严经》中所说，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
他这样做，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他同时也自负地说：“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其实，哪里需要十年呢？就在当下，梁启超早已闻名天下，他的警世之语已经是家家聆听，人人翘望，已经享誉广袤的中国大地。
梁启超此时，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与时俱进、时刻在变的格局。在惶惑中寻追求，于困境中探出路，在今是昨非中不断否定。这就是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所说：“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
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勤王，到宣传新民，再到“辛亥革命”后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一直在变。但，在他的变中，始终追求真理的坚毅之心恒定，血荐轩辕的炽热情怀始终如一。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献身甘为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他在《自励》诗中这样自认。
踔厉风发、时刻自新的他，在公元一九〇二年元旦，果断停了如日中天的《清议报》，创办又一张全新的报纸——《新民丛报》。
思想活跃、认知更新的他，此时已经从狭隘的保皇主义挣脱出来。进而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维新吾民”，伸张“国民公利公益”，为灾难深重、暮霭沉沉的旧中国吹去一片“新”风。
他写出了荡气回肠的《少年中国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他在呼唤一个充满阳光蓬勃之气的少年中国迎面走来。
唤醒他人，必先自我清醒；改变中国，必先自己脱胎换骨。在这篇可称不朽、影响至远的文章末尾，梁启超充满激情地写道：“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好一个“少年中国之少年”！
由此，梁启超实现了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次巨大嬗变。而且他还认识到：“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他严明立场，自己著书立说不是为了藏山传世，为的是救时明义，以觉天下为己任。
在《新民丛报》上，他以罕见的才力开设个人专栏达二十五个之多，连篇累牍地大倡新民之道、强国之路。《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论自由》、《论进步》等耳目一新、脍炙人口的文章喷涌而出，一泻千里。
这张报纸一时洛阳纸贵，发行骤升。连他自己都为之惊讶：“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
舆论骄子梁启超用他独有的新文体、新思想，春风化雨，滋润中国。在给中国思想学术界带来强烈震撼的同时，也完成了他的思想文化体系，奠定了其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史中的至高地位。
蜚声晚清文化界的黄遵宪，为此激动莫名地提笔写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三十岁的梁启超，告别了曾经的自己，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激进少年，变为一位稳健奋发的思想巨擘。
六.
这种告别，无疑也含有诸多难言的痛苦。
与恩师康有为的分道扬镳，就是其中之一。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在面世之初，就引来学界一派哗然。许多支持或参与变法人士，乃至康的许多至交故友，纷纷站在学术的基本立场上，对其大加斥责，表达愤慨。年轻的梁启超出于政治上的稚嫩热情，以及对康有为的盲目崇拜，却将此著作称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为维护老师形象，他也这样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
但他也看出了康有为在学术上存在的巨大问题。故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非常客观地指责乃师：“《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随着时间推移，由学术不端到人格偏离，梁启超也在逐渐调整自己投向老师康有为的审视视线。他后来持论公允地这样评价乃师：“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梁启超再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坚持的主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摇动。在学术上是这样，做事情也是这样，从来不肯为了做事而让自己的主义有所迁就，但却每每曲解事实来迁就他的主义……所以批评先生的人，总是说他武断、执拗、专制。”
早年服膺于康有为的梁启超，随着阅历日广，对康有为的学术怀疑也越深。公元一八九六年，他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就直面提出自己所感的空虚：“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颇多，又读律论），所见似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凭依，奈何？”
在“万木草堂”就学时期以及保教运动之前，梁启超积极支持康有为的孔教思路，即以孔教方式实现保国、保种目的，而且他成了康有为名副其实的左膀右臂，忙于为之鼓呼。
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开始怀疑孔教与改良之间的一致性。他在公元一八九七年写给严复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疑惑，进而完全改变了自己先前的立场：“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
因为随着眼界的大开，思考深度的加大，梁启超已深深看出了康氏之学的内在学术问题，以及与现实社会的背道而驰之处。此时的他，已不再将中国的希望寄寓于光绪一人身上，而是将自己的目光转向整个中国社会底层，由当初的“变法”转向了现在的“新民”。
而这，正是沉睡的中国走向近代的枕边闹钟。
公元一九〇二年之后，梁启超写下著名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省保教，进而进行自我批判：“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今试一一条论之。”
三十岁以后，进入而立之年的梁启超已绝口不谈《新学伪经考》，对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开始屡屡起而驳之。梁启超深刻认识到，中国思想界的痼疾，就在于好依傍、篡“六经”、造伪书，而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
师徒二人的身影自此开始背离，渐行渐远。
公元一九〇三年游历美国，使得梁启超的眼界再次大开。他坚定认为以改良主义为政治目标、广采并蓄的他，也已经成为一个西学通人。
这才有了如下一则笑话。
公元一九〇五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当一头雾水走去，又一头雾水归来的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向朝廷汇报什么的时候，梁启超这个被清廷通缉的政治要犯，却成为不二人选，被邀请来代笔撰写《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考察报告。一个清廷的政治要犯，却将他的宪政思想直接输入给了清廷的决策层面。
公元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列宁称之：“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漂流海外十四年的梁启超重新回到母国，他以政治家的姿态走上政坛。抱着对袁世凯共和及立宪的美好希冀，他先任司法总长，后任财政总长，还做过袁的币制局总裁。
但很快他就失望了，与伏尔泰对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失望一样。梁启超宣布脱离政界，退回言论界。“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箧。”他苦闷地自问。
然而，袁世凯渐渐暴露出的狼子野心，使归于书斋的梁启超逐渐警惕起来，他不能无视眼前这个走向共和的中国再次复辟到皇朝。公元一九一五年，日本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保袁世凯登基为筹码，促使袁世凯与日本签订此条约。梁启超闻之，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连续发表《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外交轨道外之外交》等系列文章，揭露日本意欲翦灭中国的图谋。袁世凯为让梁启超闭口，专程派杨度前来转告：“兄于中日交涉事，言论尚注意平和。”梁启超反唇相讥：“然日本之二十一条平和乎？”而且直告对方：“倘若总统变皇帝，我必反对。”
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复辟帝制之时，梁启超写下了犹如炸雷的一篇宏文巨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他尖锐无比地在其中写道：“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他辛辣无比地指出：“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文章结尾尤为妙绝，他写道：“蠕蠕而动，皇帝出矣！”
袁世凯提前得知梁启超此文后，为之大惊失色，便借给梁启超父亲祝寿之名，送去二十万元大洋。梁启超悉数退还，而且还特意抄录此文一份，回敬袁世凯，以示自己绝不妥协。
于是便有了中国新闻界空前绝后的一幕：刊发此文的当日《京报》刚一出报馆，便被抢购一空。万人争睹一纸，满城争抢一报，“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此文，销量也骤然大增，却仍供不应求，接连数日到报馆求购的读者络绎不绝。最后，报馆将此文印成单行本，这才得以消解众渴。
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了护国讨袁的政治舞台之上。
在他全盘筹划与积极倡导下，他的学生蔡锷奉命韬光养晦，然后秘密联络唐继尧等齐聚昆明，联名通电全国，宣告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其后，梁启超又遥执军政，以与袁势不两立之势，发动并参与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
最后，一个狡悍的军阀，却败给了这位瘦弱的书生。
公元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众叛亲离中忧惧而死。护国战争胜利了，作为这次战役的倡导者与思想主帅，梁启超厥功至伟。总统黎元洪称他为“泰山北斗”，并邀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梁启超却一笑付之：“与其用所短以劳形于政治，毋宁用所长以献身于教育。”
这句话很熟稔，当以色列民众将第一任总统的桂冠赠给爱因斯坦时，头发蓬乱的科学家也是这样回答的。
七.
然而，多灾多难的中国，还没有准备让梁启超安静地站于讲台前为学生侃侃而谈。
公元一九一七年，张勋率领着他的辫子军出现在北京，将已经逊位的溥仪再次拥上皇位，一个已然死去的王朝借尸还魂了。
一帮苍蝇逐臭的遗老遗少云集京城，作为张勋军师的康有为，便是其中最兴奋、最手舞足蹈的一个。他从当初的维新志士，摇身一变成为极力为大清国摇唇鼓舌的弼德院副院长。
举国为之震惊。短暂的惊愕之后，人们开始愤怒声讨这一倒行逆施的复辟丑行。然而，民国成立以来，自身暴露出的种种政治弊端与国体混乱，使得执掌兵权的南北大员纷纷噤口，都在静观其变。
中国难道要退回去吗？
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梁启超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自觉承担起护国重任。他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电》，明确指出：“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苟延性命之理。虽举国人士噤若寒蝉，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而且，他还将利剑直指助纣为虐的老师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康、梁二人由此彻底决裂。
其实，早在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之初，康、梁间的分歧已经明朗化。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记录了他潜入广西前，出于礼节派人前去代己向康有为辞行时的情景：“（康有为）则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
袁世凯被迫下台后，康有为无视历史发展车轮，公然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倡言复辟，为清室摇幡招魂。梁启超愤而反击，写下《辟复辟论》，指责康有为：“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明确指出：“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
然而，师生之谊，梁启超一刻也没忘过。他说：“师恩没齿不忘，但国体大局万民所系，吾不敢苟同者仍不能苟同。”在国家与民族大义面前，属于一己之私的师恩只能退避。他曾对人表明心迹：“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十年之后康有为死去，梁启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仍不改初衷地大声念道：“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
张勋复辟失败，民国得以保全。恼羞成怒的康有为骂弟子为“梁贼启超”，并作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他潸然的老泪，也只能兀自流淌了，因为在梁启超的高尚人格面前，这种眼泪一文不值。且听梁启超的表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事实上，复辟闹剧结束后，康有为没有被政府追究，正是得益于被他称为“鸱枭、逢蒙”的“梁贼启超”。曹汝霖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披露：“此次受处分者，除张勋外，牵及甚少，如康南海、梁敦彦等素有名望之人，多未问罪，谅系任公的关系。任公与南海，师生之谊素笃，同为主张君宪之人，此次竟背道而驰矣。”
公元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其身后甚为萧条。在北京的梁启超闻讯后，立即汇去数百元助康入殓。梁启超又在北京组织康门弟子为康有为举行公祭，写下祭文和挽联。挽联曰：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在这幅挽联中，梁启超避开了正面评价乃师，而是表达了自己对全国陆沉鱼烂、吾党山颓木坏的无限忧心。
面对一个已然丢弃在垃圾桶里的发霉土豆，说它有益还是有毒都没有实质意义了。那就撇开它谈谈大地吧。
八.
公元一九二七年，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个波澜壮阔、高歌猛进的一年，而在中国学术史上却是个阴云密布、哀乐低回的一年。
这一年，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等政策。各地农会组织茁壮成长，声势浩大。湖南农会首先开始了自发的平分土地运动，其平分对象扩大到富裕农民，而且，两湖农会在没收土地时，出现了滥捕滥杀种种野蛮暴力行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是湖南学者叶德辉被枪决，继之是浙江革命军政府籍没章太炎家产，再就是学者王葆心被农会组织殴打致死。康有为在此年被毒死之后，六月二日，又发生了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悲剧。
整个学界为之惊惧，为之恐慌。
一生慨然生死的梁启超，双腿也不禁觳觫起来。难道这就是自己呼唤了几十年的新政？面对时局，梁启超不能不忧心，不能不起惧，不能不疑惑重重。
梁启超在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表达了他这时的不安心绪：“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篁辱，卒置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梁启超开始不解并抱怨了！
“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要做政治的支配者”，“整天介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饭”，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他无法理解和接受。
惶恐、担忧、惊惧，也早已在他心头出现。
公元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欧洲之行，先后周游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国家，他置身国外，遍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还第一时间听到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夺利益而彼此吵闹。身处巴黎的梁启超，及时向国内发回巴黎和会的情况，主张拒绝签约，并号召发起运动。实质上，他是“五四运动”的历史点火人。
亲自点燃“五四”火种的他，却看到运动澎湃而起之后，混乱与活跃不分，野蛮与革命混淆，呼啸与喧哗杂糅，一派的芜杂与扰攘。
这不是他理解并接受的学生运动。
经历“一战”之后，变得物质匮乏、社会混乱、怨声载道的欧洲，让梁启超不得不重新思索，“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东方文化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他试图从古老的道统中寻找新的药方。
中国到底应该走向何处？是科学与人文兼备，是物质与精神共存，是通过社会改革，最终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中国。但，绝不是眼下这个军阀混战、暴民闹腾、社会动荡不安的中国！
针对从俄国刮来的风潮，他在揭露苏联“十月革命”本质的《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信件中，尖锐指出苏联革命的本质：“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茅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们，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这可能说明了他思想的落伍，但也可能更证明他思维的超前。
他所下的一句结论，至今可让人回味无穷：“无论时局怎么样，我却深信，中国除发展生产、积累资本一路外，别无坦途。”
但，前行着的中国没有按梁启超指出的路走，血脉贲张的中国人已经无暇听他落伍的话语了。
这位落寞而寂寥的思想大师，扔掉了戴在头上的“言论界的骄子”、“舆论界的权威”、“护国战争主帅”、“新思想的启蒙大师”种种桂冠，一袭长袍，雅静温和地走进了清华园。
多年之后，梁实秋这样回忆求学清华时代的一幕：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教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时光流走了，大师仍然在这里。
九.
宏阔深邃的思想，江河狂泻的文笔，高迈远瞻的识见，耀眼刺目的政论……但这些，都没有隐遮住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巍峨身量。
诚然，自少年时期冉冉升起在中国政治舞台，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就将自身的学术完全熔铸于自己对政治与社会的强烈关注之中。他的政治活动充满了学术意味，而他的学术活动又洋溢着政治气息。
梁启超自己都说：“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甚至于连我梁启超……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他参与了历史，见证了历史，也影响了历史。
因而，他的身份复杂而多元，政治家、启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舆论宣传家、学者、文化大师……他是个众多角色相互贯穿与渗透的集合体。
作为一位知识广博、学术精深的学界泰斗，他学贯中西，古今综合，所涉学术领域几乎涵盖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广泛涉及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学、文献学等，晚年尤致力于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文学史、文化史、民族史、宗教史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创性的巨大成果，实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开路先驱。
“平日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的他，一生精力超人，著述宏富。在近三十六年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撰著三十九万字之多，毕生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之巨。
梁启超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张开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要将历史由供帝王资治通鉴发展为供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由皇帝教科书发展成为全体国民的教科书，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
欧游归来，进入晚年的他，又将精力专注于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他的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是对有清一代旧学的全面总结与梳理，非精详细知者不能为。而他创立的报章式新文体，又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首倡，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钱玄同就对陈独秀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匠。
进入生命晚景，梁启超因肾病困顿于病榻。公元一九二六年三月，他曾在协和医院做肾脏摘除术。为示郑重，院长刘瑞恒亲自执刀，但手术却偏偏出现了重大失误，那只健康的右肾被错误切除！
舆论立刻为之哗然，社会各界纷纷愤怒指责医院。但，为了维护刚刚在中国出现的西医声誉，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能够落地生根，赢得大众认可，在协和医院都低头承认自己孟浪的情况下，梁启超却怀着一颗大慈大仁之心，不但禁止自己的学生徐志摩、陈源向法庭起诉，不要任何道歉，而且力阻媒体对医院口诛笔伐，还亲自支撑着病体在《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极力为协和医院开脱：“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医史学家程之范后来说：“梁启超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大加鞭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自己承受巨大的肉体苦厄，甚至是以一己生命为代价，来度众生走向科学的慈航，这是怎样一颗温和而宽容、充满救世之怀的心灵？
伟哉任公！
疾病折磨下的梁启超，似乎已看到一扇大门正在对自己徐徐关闭。他将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交付给了辛弃疾，选择与辛稼轩耳鬓厮磨。
也许，“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最后“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辛稼轩的人生，与自己太相似了。那“挑灯看剑”的豪气，那“吹角连营”的梦想，那“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的浩叹，无不暗合着梁启超自己。他俯仰在这位词中豪杰、人中之英的词句与人生中，消磨着自己在病榻上的最后时光。
公元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日，编《辛稼轩先生年谱》的梁启超，写到了辛弃疾六十一岁那年。这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去哭吊，写祭文寄托哀思。梁启超为此写道：“全文已佚，惟本传录存四句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写完最后一个“生”字，他的手再也拿不动尽情挥舞了一生的那杆笔了。而这最后的绝笔，也成了他为自己提前写下的挽幛。公元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一代大师与世长辞。
“泰山摧兮，梁柱折兮，哲人萎兮！”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彼岸，开启中国文化长河的孔子，向渺茫的来世发出自己最后的绝响。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两千五百年后的时光此岸，梁启超向遥远的前世致以这样的回应。
他以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傲岸背影，为旧时代作跋，替新时代作序。
大师远去，夜色苍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