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你担心企业家向外移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否说得更清楚些？
郑永年：现在上下都在谈可持续发展，但具体内容我们围绕的都是结构转型、产业升级、自主创新，而忽视了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群体是企业家们。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时认为资本是关键。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资本是重要，但之后企业家的责任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支撑经济发展的是企业家。
熊彼特的“创新毁灭”理论发现，企业家们远不是消费者欲望或需求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创新者，是企业家领导了消费，领导了整个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变迁的动力。如今，先行创造财富的群体出走，会造成负面效果。它带来了一种不安全信息，很容易传导到攒了点钱和正在攒钱的人们心里，从而打击他们继续踏实攒钱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动力枯竭。
《凤凰周刊》：从各种信息来看，中共也在强调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郑永年：没有人会否认执政者的改革决心，但现实是改革的进度不大。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消失的结果，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先后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2．需要建设一个保护财富的机制
《凤凰周刊》：你说中国一直只注重了如何去创造财富，但忽视了去建设一个保护财富的机制。为什么会忽视？
郑永年：温家宝总理提过几次亚当·斯密，这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该书讲的是财富怎么创造出来的，而怎么保护财富，斯密没有怎么去谈，因而我们读者也没去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日本和“四小龙”崛起之后，受冲击的中国大陆掉头学习，大谈发展。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实际是在强调创造财富，但忽视了保护财富。
《凤凰周刊》：在权力寻租、各种名义劝捐、经济政策变化无常等这些当前因素下，怎么才能保护财富？
郑永年：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收入分配改革，不要老是用政治的方式。现在中国左派处于上升阶段，而左派所用的方法经常是超越法治的。超越法治的方式不仅让内资担心，现在连外资也担心。
从欧洲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保护财富的方式很多，除了产权保护外，还通过法律程序来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只要革命消除了，不担心革命了，财富阶层就不会跑掉。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以法治国，但最近很多年来没多少人讲法治。如今，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而没有保护财富的机制，社会也远没有公平。这叫企业家怎么放心？
《凤凰周刊》：你主张由政策手段收缩，重回法律议程，来给财富以安全感。只是由于法治不溯及既往，这会让很多人感觉这将固化既有的巨大贫富差距。而目前“均贫富”的激烈主张也正风起云涌。这会不会远水解不了近渴？
郑永年：政治方式是保护不了中国人的财富的。给地方官员送钱，抱国企大腿，这都是政治保护方式，不是合法合理的状态。用法律去解决社会问题非常重要。比如最近的个税修改法案，个税起征点提高，将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7级，第一级税率为3%。类似这些法律的改进有很多。
现在引起财富拥有者与社会民众双方不安的一个很大因素是财富原罪问题。很多企业家的第一桶金的确存在原罪问题，但你追究来追究去，是没法追究的。沿着这个思路下去，结果是各方都输。但如果换一个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家和富豪的慈善公益行为，用后来的善纠正原初的恶。这会是一个双赢。
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也有很多原罪问题，美国政府就通过法律税收制度来鼓励发财的人做慈善，鼓励他们合法化。美国好的大学差不多就是那个年代的富豪捐赠私立的。
《凤凰周刊》：欧美社会大众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财富精英群体的？
郑永年：在欧美国家里，企业家是国家的主体。他们的民主是企业家的民主，商人阶级的民主。
欧洲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欧洲近代民主的产生就是起源于商人阶级要求分享贵族的权力。西方教科书里都写明一条道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而相应的整个法律体系是保护这个群体的利益。利益首先保护好了，企业壮大了，经济发展了，企业家就慢慢拿钱出来，为社会主义造就了物质基础。欧洲经验展示，创造财富，要先尊敬财富。
中国没有独立的企业家群体。历史上财富群体也没有真正的条件成为一个独立阶层，而是依附于权力之上，它是依附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它只能依靠别人来得到发展。这种格局下，一些企业家和财富，一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的成本太高，就跑掉了。
（本文发表于《凤凰周刊》，
记者：孙荣飞，2011年7月31日）
六、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近年来，针对社会成员的各种暴力事件开始在中国社会蔓延。从狭义上看，这些暴力事件限于近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曝光的校园血案、公共场合无特定目标的攻击、针对基层官员和国家执法人员的暴力寻仇，以及多起涉及家庭伦理的“灭门”惨案。从广义上看，各种暴力体现了各种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自我关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日益上升的青壮年自杀、重度精神性疾病的蔓延，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体内在”的暴力；表现在暴力拆迁和公权力滥用行为的官民和警民关系的紧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的暴力；而经常表现为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治安事件，则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最后，也许还可以算上因特网等媒体上频频出没的针对他人的“语言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撰写的《社会蓝皮书》，其撰稿人就一直注意着包括暴力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迅速蔓延。尤其是在2009年以来，很多人切身感觉到，中国的暴力犯罪和治安案件数目在经历了数年的相对稳定后，均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无论海内外，人们对中国社会犯罪频发和社会不稳表现出普遍的焦虑。
社会暴力蔓延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已经成为当下全社会最为关注，也是政府最感棘手的问题。媒体、网络、学界和决策层对此都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社会暴力并非中国所特有，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社会暴力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中国特色。把握这两大特色很重要。人们既要理性地理解社会暴力的起源，又要从其他国家学习控制、减少甚至化解社会暴力的经验。具体说来，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有两大类型的起源。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结果，就像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病”。另一根源则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可以认为，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互相作用，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暴力”的兴起。
首先必须意识到，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阵痛，这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所证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能够逃脱暴力的弥漫。尽管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但所有现代化社会都曾经历过社会暴力化过程。就中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但是，变化对社会的每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体的影响程度大不相同。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还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
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首先是劳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市场化。随着社会劳动力从国家控制下的分配走向逐步成型的劳动市场，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的全面市场化，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开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市场竞争力。竞争导致普遍的物质生活差距拉大和压力的普遍升高。劳动力和民生经济的市场化又意味着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原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夫妻、朋友、同乡、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也逐步被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理性所渗透。社会经济竞争场上的弱者不仅逐渐失去来自社会的一般同情，即使是亲人、朋友和同乡之间也开始疏离，很多人甚至直接被隔绝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外（例如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结婚者）。就算是颇具竞争力的职场强人，也必须面对在社会单位不断原子化的各种生存压力下，个体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建立在单位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半传统”社会形态的最终解体。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堡”内必须承受“不自由”的痛苦，如今在“城堡”解体之后，必须承受市场体制下个体孤立的痛苦。
1．中国特色的暴力生成机制
如果只是以上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虽然会面临目前的许多问题，例如高自杀率、精神疾病多发、人际关系淡漠以及普遍的社会压力，但也许还不会如今天这样面对社会暴力快速蔓延的局面，尤其是“社会化”的暴力。当前的社会暴力更多直接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社会秩序某些道德“底线”的失守。这背后更深远的因素，就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追求交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模式，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强化了社会转型中各种“压力”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系社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基，从而直接导致社会的暴力控制机能失效。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项改革深化以来，在国家的各职能部门中，形成了一种内生的、强调GDP增长的系统动力，即人们所说的GDP主义。在这种动力的直接驱使下，各级政府在行为上开始一味地追求扩大货币“交易”范围和产能规模的增长（尤其是资源产业、民生产业和城市规模）。从权力部门寻租到疯狂的土地开发，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到经济的“金融深化”，从教育产业化到鼓励房地产投资（投机），从城市房地产热到大幅度压低要素价格以“招商引资”，种种行为一步一步地把GDP主义推向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GDP来自交易，交易越多，GDP越大。
毋庸置疑，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交易”化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国民经济在短短十年内，取得了近乎年年两位数增长的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短短十几年间也发生了根本性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来在西方国家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市场化、货币化、原子化和共同体解体过程在中国大大地被加速了。在这一点上说中国社会变迁基本上是“经济驱动型社会”，是毫不为过的。社会基本上被拖着向前走。这也使中国有别于西方许多“社会驱动型”（例如新教驱动下的西北欧资本主义发展）或者经济社会发展较同步的东亚国家。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随着社会关系的市场化，社会保护机制也随之出现。教会等组织在市场化的早期扮演了保护社会的角色，而后来更多的社会保护功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主要表现为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福利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在大力促使社会关系市场化的同时没有有效的作为来提供社会保护。在亲民和亲商之间，各级政府选择的是后者。
激进的“经济驱动型”社会转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由于国家自始至终主导和控制着市场的开放与封闭，并始终按照国家财富至上（一种单面向的“国家能力”）的原则主宰收入和财富分配，财富的产生和收入初次分配很大程度上服从了“权力”和“资本”共同主宰的原则。这样留给社会大部分成员，包括中小企业、工薪阶层、农民和城市社会底层的所得偏少甚至过少。与此同时，由于民生事业——实质上就是社会细胞赖以生存、发展和再生产的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就被大规模产业化，以便符合“做大做强”的GDP主义和减少国家负担的财政主义原则。在那些最需要福利保障，同时也是财政最难以自足的地方，例如县、乡、村级基层政权，以及保障性住房这样的社会政策领域，政府反而从正常的公共领域中退出了，留下一个强者通吃的“无政府状态”真空。
随着国家公共品投入的相对减少，那些所得偏少的社会底层实际上不对称地承担了相对最大份额的改革成本。在任何社会，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领域都是政府需要大量财政和政策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在很多年里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一趋势只是在最近几年，在社会改革的逐步推行下，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一切都导致经济起飞初期的一般性社会后果——生活成本的急剧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展开。这其中，又以昂贵的生活成本——医疗、住房和教育价格的飞速提升最为突出。畸高的房价和生存成本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影响更大，它们不知扼杀了多少无权无钱的普通年轻人融入大城市的希望。扭曲的分配结构，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只能含着挫败感和迷茫复杂的心情，接受一种充满“被”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无数个郑民生背后那千篇一律的故事：辛苦工作一二十年却无法成家立业，最后只得抱怨社会的“专业人士”（例如郑是社区医生）。那些带着破碎的梦想一跃从而结束生命的富士康企业青年工人，当年又何尝不是坚信能够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城市梦终能实现的年轻人？生活成本的提升和财富收入的畸形分配，构成了社会暴力滋生的经济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