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和参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数量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地，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执政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理论的层面看来，“社会管理”和“管理创新”答案往哪个方向发展，应当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但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传统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如何避免进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恶性互动，而走上良性互动既是社会改革的内容，也是政治改革的内容。这两方面，我们会在下面继续讨论。
2.社会改革和中产阶级
如果说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就首先要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缺失和谐的根源。前面已经强调过，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不和谐的状态和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是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社会条件。当然，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制度基础。
和谐社会意味着免于社会激烈冲突和暴力的侵扰。这首先需要一个消除冲突和暴力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从国际经验看，这种社会基础最主要的就是要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一个经验现象，凡是中产阶级大的地方，社会就和谐，就稳定；凡是中产阶级小的地方，社会就不和谐，不稳定。当一个社会出现高度分化、冲突，甚至暴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和谐了。社会分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中产阶级规模过小。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的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用经济力量来“维稳”，虽不会激起反抗，但耗资巨大，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维稳”或者说人们常说的“法律和秩序”（lawand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是这里必须明确在“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社会能够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社会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础，这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政府的“维稳”如果破坏了社会的内在稳定，就会导致社会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内在稳定提供制度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内在稳定。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
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否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经济改革模式。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有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内容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20来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是不相同的。今天，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有声音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根据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人均收入在996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96美元至1219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12195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自1987年以来，世界上有28个国家一直保持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在亚洲，有3个国家在这个行列中保持的时间最长，即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
菲律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称其为“未来经济强国”。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起起伏伏，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有所加速。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0年时为3600美元，2005年达到5000美元，2009年又回到了3100美元，2010年则估计在3700美元。
泰国在东南亚也曾经是令人羡慕的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过，时隔30年后，泰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4100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马来西亚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1997年，马来西亚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此前，马来西亚曾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年均约8%的经济增长率。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滑，年均增长只有5%，基数和增量都远远落后于邻国新加坡。
中国会不会进入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跳出这个陷阱的主要标志是培植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因为缺失中产阶级，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类似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产品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观和理想层面上的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弱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实际上，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情况可能比上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差一些。在上述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府不作为。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在这些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企业界）本身驱动的，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就会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但在中国，发展主要是由以GDP主义为主导的政府驱动的，并且是以牺牲社会（福利、平等和正义）为代价的。或者说，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大量消耗上的。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得到有效调整，发展模式不能得以改变，那么经济发展有可能甚至比这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更为困难。从政治上说，中国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低质量民主陷阱。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社会有可能激进化。激进化既有可能带来民主化，也有可能带来右派政权。如果是民主化，那么从现在的条件来说，很可能是低度民主；如果是右派政权，那么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很显然，对中国来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经济改革的意义，就是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达到可持续的发展，使得中国进入中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个转变的关键是要改变国家动员型发展模式。这一点下面还会讨论。二是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即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GDP主义，而是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才能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才能为可持续的发展打下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回归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改革驱动模式。
3.分税制的再改革与社会建设
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健康成长则取决于一个有利于中产阶级的经济结构。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央地方关系，主要是分税制所造成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的大扩张造成了“国进民退”的畸形结构。这两个方面的失衡导致了国富民穷，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