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称其制诰尔雅典则，得训词之体，虽深厚不及曾巩，而渊懿温纯，不失家法。元符三年十月所草《除曾布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制》（卷三），首论其职之重要：“左右置相，以总吾喉舌之司；东西分台，以干我钧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联。相须而成，阙一不可。”次论曾布堪此用：“曾布敏识造微，懿文贯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适古今之宜。被神考特达之知，亟跻禁从；膺先朝倚注之重，久执事枢。而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迪上，谊不辞难。忧勤百为，壮老一节。肆朕纂临之始，尤嘉翼戴之劳。参稽师言，图任旧德。文昌端揆之列，紫薇陪侍之班，合兹宠名，作我近弼。仍迁阶品，增衍丞封。于戏！朕有休息百姓之心，汝则觌文而匿武；朕有总核庶工之志，汝则务实而去华。以至甄序材良，敦奖正直，澄清风俗，振肃纪纲，使万物各得其平，无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职也。”《曲阜集》附录西郊野叟评云：“公制诰温润典雅，其草兄拜相制，汪玉山称之，以为得命次相之体。”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又评其奏议云：“肇立朝有守，属党论反复，以一身转侧其间，往往龃龉不合。又尝力谏其兄布，宜引用善类，而布不从。所上奏议，如乞复转对，宣仁皇后受册，百官上寿，救韩维，缴王觌外任诸篇，皆为史所称述，今并在集中，可以考见大。其制诰亦尔雅典则，得训词之体。”哲宗初即位，元丰八年四月有《上哲宗皇帝乞复转对奏》（卷一），认为帝王初即位需“谨始”：“臣闻帝王即位之初，必有以顺天下之心，答中外之望。其为之有序，在知其要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仰承顾命，而履天下之尊；太皇太后陛下俛狥权宜，而议军国之务。此正华夏蛮貊洗心注目，颙颙视听之时也。端本谨始，实在今日。”他主张要广开言路：“四海之广，万事之烦，亿兆之众，不可家至而人接之，则欲达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务，岂有他哉，在广言路尔。言路广，则人人得尽其情；人人得尽其情，则上无不闻之事，下无不通之志。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贤不肖，虽在四方万里之外，陛下不出户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备见矣。
然后察政令之得者则力行之，弥纶未至者则损益之，百姓之所愿欲则与之，百姓之所疾苦则除之。显忠而去邪，任贤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泽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闻。百官有司，奉法遵职，贵者不以崇高而敢肆，贱者不以疏远而敢欺。陛下深处法宫之中，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夫任己聪明，则其察愈详，其蔽愈甚；因众之聪明，则所视者远，所听者周。故先王设进善之旌，立敢谏之鼓，陈诽谤之木。又使瞽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工谏，近臣尽规，亲戚补察。彼岂聪明之不足哉，知任己不如任众也。”
元佑二年二月有《上宣仁皇后论文德殿受册奏》（卷一），反对宣仁皇太后“出践外朝”，在文德殿受册：“臣伏见太皇太后自听政以来，止于延和殿垂帘视事。受契丹使人朝见，亦止御崇政殿，未尝出践外朝。岂非以听决万机，出于权宜，垂帘视事，盖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执谦德，不欲临御，以为天下后世法耶？”此奏为宣仁太后所采纳。其《上宣仁皇后论坤成节百官上寿奏》（卷一）云：“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损，特发德音，不欲临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册。诏书一下，中外嗟叹，忠义之士，至于感泣。况臣待罪侍从，尝献瞽言，不谓偶合圣心，特加收采。……太皇太后昨降诏书，以谓不敢自同章献太后出临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册。切详圣意，务从抑损。今乃会百官将校，皆赴崇政殿廷，随班上寿，则是天圣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礼更增于旧。在陛下谦恭抑损之志，前后本末，似不相称。
臣愚以谓，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执政大臣失于不思尔。”此二奏看似小事，实为非常敏感的问题，非直臣不敢言。
元佑二年罢韩维相位，出知邓州，曾肇《封还韩维罢门下侍郎词头奏》同样表现了他的直言敢谏：“窃以朝廷进退执政大臣，上系国体，下动人听，苟有未安，所害不细。”又奏云：“臣岂不知，从命顺旨为得理，逆命忤旨为有罪。然臣一门之内，世受国恩，陛下擢臣备位近侍，保全长育，德泽深厚。臣倘贪于承命，怀不尽之心，致天下之论，谓陛下听决万机，三年于此，辨别忠邪，赏罚功罪，无不曲当，而独于此有过举之累，则臣之负国，罪何可逃？臣之报君，义将安在？此臣所以不避万死之责，倾写肺肝，冀有补于万一也。”
其余文体亦有佳构。历代都称美汉文帝，而他的《汉文帝论》（卷三）却认为：“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贾谊以谓“残贼公行，莫之禁止”。其说以背本趋末者为天下之大残，淫侈之俗为天下之大贼，则当时风俗，可谓敝矣。
岂所谓躬化者，果无益于治哉？”接着论“躬化”（“躬行节俭，以德化民”）“无以为治”，因为“文帝虽有仁心仁闻，而不修先王之政”，先王之政“必本于理财”，以使“天下无迁徙之业，无游惰之民”；其次才是“制礼以节其用”，“视其位之贵贱，称其入之厚薄”，“上者谨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于名分之内，无觊觎于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贫富均一，海内充实，无不足之患。然后示之以廉耻，兴之以德义，故民从之也轻。方此之时，游惰者无所容，而虽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于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残贼之所以熄，盖出于是也”。末论文帝仅“躬行节俭”而政敝，就在于“不修先王之政”：“自秦灭先王之籍，而汉因之，务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于庶人，无复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趋末，争于僭侈。高祖尝禁贾人不得曳丝乘车，其令卒于不行。
至文帝之时，商贾富厚，力过吏执，而末技游食，害农者蕃，庶人墙屋之饰，仆妾之衣，皆宗庙之奉，天子之服。则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开籍田以劝耕者，衣弋绨而斥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区区之一身，率四海之众，岂非难哉？”末引孟子之语为证尤为有力：“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非虚言也。”
《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一称此文“论断典确，不可移易，而结处尤有斟酌”。
杂记文如《重修御史台记》（卷三），首述御史沿革，非博览经史者难得如此详整清晰：“维御史见于周，掌赞书、受法令而已。
战国以致执法，亦记事之职也。至秦汉，始置大夫，位亚丞相。
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其属有侍御史，出讨奸猾，治大狱，于是专绳纠之任。厥后政事归尚书，而御史与尚书、谒者为三台。大夫更为三公，而中丞为台，率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皆专席，为三独坐。隋唐复置大夫，天下有冤而无告者，得与中书、门下省诘之，谓之三司，自是御史益为雄峻。其属则有殿中、监察并侍御史为三院。侍御史又知杂事，横榻而坐，谓之南床，皆专弹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后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辨，小则人得自达，故其任视前世为尤重，非但谨朝会、听狱讼而已。列圣相继，皆假以宽仁，使得自竭。是以风采所加，百僚震肃，朝廷倚而益尊，奸相望而知畏。”次记重修御史台：“士有以言获福，不闻忠以取祸，耳目之地，宠遇莫比。”这确实是宋代重用御史的突出表现。末论御史不仅要责人，而且要自责，尤为精彩：“臣尝闻之，责人非难，责己惟难。御史，责人者也。将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职，天下之有败法乱纪，服谗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责之。然则，御史独无责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责也。御史虽不自责，天下得以责之，惟其不难于责己，则施于责人，能称其任矣。能称其任，然后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无愧。苟异于是，得无馁于中哉？”“有所不知”，“有所不言”，“有所不行”都是御史失职的表现。如果反贪局反而成了易贪局，就不止是失职了。“御史虽不自责，天下得以责之”，只有“不难于责己”，才敢真正“责人”，才算称职，才可以“无愧”。《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一称其“详整中有严重之气，动人听睹”，此记最“动人听睹”者就在末段。
肇所撰祭文颇富抒情色彩，如《祭彭江州文》（卷三）。彭汝砺（１０４２-１０９５）字器资，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治平二年进士第一，元佑中官至权吏部尚书。绍圣元年，出知江州。二年卒，年仅五十四。汝砺立朝有节，王安石《赠彭汝励》（卷二）称其“文章浩渺足波澜，行义迢迢有归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称其“词命雅正，有古人风，而诗笔亦谐婉可讽”。着有《易义》、《诗义》、《鄱阳集》。曾肇为撰《彭待制汝砺墓志铭》，又撰祭文。祭文前一部分哀其“寿不跻于六十，位不过于四品”：“孰谓天生斯人，而止于斯乎！人固忌子之独立，天亦责子之不诡随乎？不然，何以寿不跻于六十，位不过四品，卒泯默而无施乎？
呜呼器资！凡世可贵，学问文章，言语政事。有一于兹，足高士类；而况居今行古，蹈义依仁。众人所趋，而视若无有；举世所背，而任肩以身。陷阱当前而不避，曾何得丧之足云。此固圣贤之自任，岂止度越于时人？至若孝友着于闺门，信义行于乡党，处荣悴而无亏，临死生而不乱，可谓内外全德，始终一贯。实积流之砥柱，宜大厦之栋干。奈何道未行于当世，福未及于生灵，忽漂流于下国，遂夭阏于修龄。去此昭昭，即彼冥冥，有志不就，衔恨泉扃。惟自立之卓伟，亘万世如日星。彼一时之苟得，譬熠燿之与长庚。”后一部分写他与彭的友谊：“我生昏愚，与世殊适，惟子好我，论心莫逆。……念昔太学，相从之初，绸缪缱绻，二十年余。中间省闼，并典赞书，出入风议，惟予子俱。子如飞黄，岂受拘，有言不用，去不须臾。我亦遭谗，自请州符，迹有乖隔，心焉弗殊。去岁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视默默。我行未几，子亦南迁。孰云契阔，曾不经年。尺书未达，已隔终天。寝门一恸，有泪如泉。”
其诗格律严整，韵致高古，有唐人风味，如《海陵（今山东泰州）春雨日》（卷三）：
公事无多使客稀，雨时衙退吏人归。
沉烟一炷春阴重，画角三声晚照稀。
桑雉未驯惭报政，海鸥相近信忘机。
只将宴坐收心念，懒向人间问是非。
前四句写雨时退衙，“沉烟”一联写退衙后的寂静，为后四句的感慨伏笔：“惭报政”、“信忘机”、“收心念”，尤其是“懒向人间问是非”一语，暗含官场是非颠倒。
其兄曾布是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徽宗朝又倡绍述之说，打击元佑党人，恢复熙宁、元丰之政。曾肇对曾布、吕惠卿所行新法不以为然，曾劝布“远佞人”（指吕惠卿）。但在王安石死后，他对一些新党人物纷纷叛王，却发出了深沉的感慨。其《上王荆公墓》（卷三）云：“天上龙胡（胡髯）断，人间鸟来。
未应淮水竭，所惜泰山颓。华屋今非昔，佳城（墓）闭不开。白头门下士，怅望有余哀。”全诗感叹王死后时局巨变，无人再吊王安石墓，而他这位“白头门下士”，却“怅望有余哀”。冯舒称此诗“不愧唐人”，冯班称其“气味甚高古”。李清照也曾发出类似感慨：“荒冢卧麟寒食后，东风不见纸钱飘。”范成大《荆公墓二首》则主要感慨现实与王安石理想的矛盾：“本意治功徙木（商鞅变秦法，徙木示信），何心党祸扬尘。报雠岂教行劫，作俑翻成害仁。”
陈师道自称曾巩门人，与曾肇关系也很密切。绍圣年间曾肇知泰州，陈师道有《寄泰州曾侍郎肇》（卷六）诗：“八年门第故违离，千里河山费梦思。淮海风涛真有道，麒麟图画岂无时。今朝有客传河尹，是处逢人说项斯。三径未成心已具，世间惟有白鸥知。”曾肇《次后山陈师道见寄韵》（卷三）云：“故人南北叹乖离，忽把清诗慰所思。松茂雪霜无改色，鸡鸣风雨不愆时。着书子已通蝌蚪，窃食吾方逐斯。便欲去为林下友，懒随年少乐新知。”首联谢陈寄诗，颔联以松不改色、雨不违时表明自己无论进退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颈联的“蝌蚪”是称美陈所着《尚书传》，“斯”，语出《诗》之《小弁》，写自己已“出食在野”。尾联写自己愿与陈同居林下，而“懒随年少乐新知”，末句正好作“松茂”二句的注脚。
范公偁《过庭录》载：“曾肇子开守亳，秩满丐祠，《归江南》一词别诸僚旧云：“岁晚凤山阴，看尽楚天冰雪。不待牡丹时候，又使人轻别。如今归去老江南，扁舟载风月。不似画梁双燕，有重来时节。”曾肇存词仅此一首，但已足以说明他能词。上阕写辞别，“看尽楚天冰雪”也指时局。下阕写“丐祠归江南”，故谓无“重来时节”。词意温婉，哀而不伤。
曾肇之子曾纵字元距，因曾肇与苏辙同朝，后来结成了儿女亲家，纵娶辙女为妻。苏辙有《曾郎元矩见过》诗，集中抒发了他同元矩之父曾肇的交情：“胄子相从得佳婿，掖垣同直喜良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