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奋斗。
从开明封建官僚的洋务运动到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从改良派的戊戌变法到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无论成功与失败，其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贵的借鉴。经过多少年的探索和实践，历史证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人民引领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历史。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将更加自信和从容。
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糊不了“破屋”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中国的大门，也让清王朝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已不再是蛮夷之族，开始思考：为什么“天朝上国”
会被打败？中国又如何才能自强？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提交的答案是学习“西技西艺”。19世纪60年代，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展开。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南京自尽，内乱指日可息。第二天，主管国政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慈禧上了一份着名的奏折《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奏折附有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说要强国，就得造武器，造武器就要办工业。在一年多后的《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李鸿章仍然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一直到1898年前后，洋务派名臣张之洞依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87虽然如此，洋务运动仍然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
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不但搬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中国社会也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在这期间，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着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并且相继开办了一些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等近代学堂。这是中国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据有的学者统计，大体上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总共兴办了约60个近代企业，总投资大概5300万两银子。因此，这场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晚清高层官吏和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物器”
落后而已——“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88他们的视野中，没有“制度”缺陷，更没有“人心”
问题。而在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看来，中国整体上已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官场十分腐败。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89军队则“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90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91腐败带来恶果。“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92还有“人心”麻木。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仍然无动于衷。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距离鸦片战争半个多世纪之后，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居然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只有李鸿章一个人除外。”93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奇际遇，很能说明问题。1842年，魏源着成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宏伟的《海国图志》
问世后，在中国并未激起什么涟漪。据统计，当时中国有能力阅读这本书的人达三百多万，而《海国图志》在国内却只印刷了千册左右。在日本，它却激起了一场掀天巨浪，而且它是被当做违禁品传到日本去的。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
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数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个版本，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着作的一半；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3倍。当时日本着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掀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94
外界对此洞若观火。1870年前后，刚刚统一德意志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先后接待了来自日本与中国的两批使节。他注意到，“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95这个惊悚的黑色预言，不幸在20多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应验。
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洋务运动晚几年，但从1868到1892年，日本总共开办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达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96中日改革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差距为何如此之大？日本是由天皇主动地在全国推行，大力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尽量地鼓励推动民间办企业。它们没有官督商办，没有官办，或者说官办形式很少。
民间资本不足，由中央政府拿钱来支持民间举办各种企业，所以它的企业像雨后春笋很快地成长起来。而中国只是由地方上的几个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对洋务有兴趣的总督或者巡抚来办理。它是用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名义来控制近代企业的生长，没有提倡、鼓励和推动民间的企业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在那时候的中国不能够生长起来。97
洋务派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98
历史的实践证明：洋务运动无法救亡图存，无法补救中国这个“破屋子”。
戊戌变法——改良只搞了一百多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6日，戊戌变法第6天，天刚刚亮，康有为朝仁寿殿走去——在北京整整守候了4年后，他终于等来了面见皇上的这一天。
此时，荣禄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禁卫军。康有为不知道，他能走进宫廷面见光绪，其实离不开荣禄的保荐。然而，荣禄对康有为的主张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当他问补救时局之计时，康有为答道：“没别的，非变法不可。”荣禄也知道一定要变法，但这法能一下子变了吗。康有为忿然地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啦！”康有为似乎没有意识到荣禄正是一品大员。
荣禄听了心惊肉跳，再不问什么，转身请训出京，当天向太后辞行，并对慈禧说：
“请老佛爷留神康有为这个人。”99
后世史家都看到了，要“杀几个一品大员”的康有为，在变法小挫之时谋求疯狂的冒险，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这来之不易的中国自强机会。
当维新派触动贵胄大臣的利益时，关键就看力量对比。而力主变法的光绪皇帝，没有推动改革的足够权威。
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匡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听到奕匡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可能考虑骤然废立有不妥，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匡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
争取到了事权以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获得太后批准后，光绪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100
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
慈禧如果认为处理不当，就会命令改正。如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101这一时段，慈禧太后是清政府“董事长”，而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总经理”。一切重大决策，包括“总经理”的去留，其实都由“董事长”说了算。
变法具体措施也有问题，缺乏轻重缓急，前后协调。据统计，在103天的变法里，“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连续颁布230多道除旧布新的上谕。102其中“速办”谕令之多，使属下不知该如何去办。
日本维新人物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回到日本，公开做了一次演说。他说：“今试论中国内政，于9月下旬有政变之事，那些维新党……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我早料到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邃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改掉的吗？他们还需等待有英迈逸群之皇帝出来，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才能创立一大英业。”103
从更大的视野比较，戊戌变法较之明治维新，究其失败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强大。德川幕府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已经摇摇欲坠。第二，日本倒幕派是利用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的手段取得政权的。而中国维新派活动范围局限于清廷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子。第三，国际环境的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时，当时美国刚打完南北战争无力东顾，英法为了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运动，扩张它们在中国的势力，抽不出力量去对付日本。鸦片战争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支持中国的顽固派，反对维新派。在这样的客观、主观条件下，1898年的改良，注定行之不远，止步于百日之时。
清末新政——革命跑在了改革的前面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蒙尘巡幸”的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上谕”。自此到辛亥革命前，10年时间里，清政府在教育、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旨在革弊振衰、挽救行将就木的王朝统治，史称清末新政。
政治上，进行立宪的准备工作，于1905年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考察立宪政治。1908年，清廷宣布实行宪政计划，声明将在1916年颁布宪法，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同时还发布了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宪法为范本的“宪法大纲”。1911年，清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责任内阁”，即遭人诟病的“皇族内阁”。
在军事上，改革兵制，着手训练新军。新军被编为36镇，每镇12500人。
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清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武备学堂，同时还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教育方面，1901年废除八股文，1904年制定了一套模仿日本的学堂管理规章，1905年废除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鼓励创办新式学堂，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在法律方面，废除了剐刑、枭首、文面等酷刑，完成了《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法律，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清末改革还带动了民间结社、办报等新社会现象的出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得以拓展，咨议局、资政院、自治会等反映民意的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和民众互动的格局初步形成。
为期10年的清末新政，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奄奄一息的大清增加了几分活力。可是，改革非但不能挽救大清帝国覆亡的命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清政权的崩溃。这一点，着实耐人寻味。
这一时期，朝廷的权威已成为一块破烂的遮羞布。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严重撼动中央权威，督抚开始专权。而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役中的晚清朝廷进退失宜，进一步动摇它的政治权威。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在1901年7月17日写信给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说：“现在还有谁人将总理衙门盖章的护照看得像某个总督签署的护照那样有效呢？
你大概还记得两广总督曾经告诉我，总理衙门只能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敢命令他。事实上，除了皇帝外，连军机处也不能对一个总督下命令。在紧急情况下，像我们去年夏天见到的那样，如果皇帝依照错误的奏章发下圣旨，总督也可以不服从。”104清末新政的展开，亟待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作支撑。而晚清朝廷的软弱无疑影响了改革。
官员腐败透顶。1911年，莫理循看到中国花费大量金钱建立的海军到了“腐朽糜烂、不可救药的地步”，他致信海军大臣载洵，毫不客气地批评说：这是个虚胖臃肿、声名狼藉的家伙，最糟糕的寄生虫。凡是在他访问欧洲期间盛情款待过他的那些列强，他都向它们订购了所谓的礼节性订货，把每个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舰只都订上一艘，以至于这些船舰连插销也无法替换使用。
这支海军于是被人们说成是“海军博物馆”。105官场腐败加速了人们对其幻想的破灭，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