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治民用民要把握好度，君主不可奢欲过度超过民众的负担能力。《侈乐》篇说：“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如果用民过度，国家就会衰败，《似顺》篇以陈国的败亡为例对加以论证：“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而且，超过民众的负担能力过度使用民众，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如果统治集团因此治罪而不加以缓和，结果很可能形成“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的恶性政治循环。故而《义赏》篇警告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就是说用民如同养鱼食鱼一样，过度用民会像“竭泽而渔”一样导致无民可用。其治民思想富含理性的思维。
（三）政策、制度思想
1.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思想
吕不韦及《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在秦即将统一天下的前夜，本着为行将建立的封建统一的帝国设计理想政治蓝图的目的，他们集合诸子百家政治思想之长，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
其一，分封制。《吕氏春秋》主张实行封建的分封制。它说：“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这是实行分封制的方案。至于实行分封制的目的，《吕氏春秋》说：“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故先王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
行分封是为了安定天下，防止因疑而生争、因争而生乱。我们知道，秦国从商鞅变法之时起就全国普遍实行郡县制，商鞅变法时“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压，凡三十一县”，之后由于兼并战争的扩张，国土面积增大，县的数目也不断增多，逐步又在县之上设置郡，郡县制就成为秦主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分封制和郡县制相比较，郡县制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在当时，也更有利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事业。吕不韦在天下依然是诸侯割据的现状下，提出与秦国现行体制对立的分封制，这和秦国统一天下的大目标是相矛盾的。吕不韦的分封制也许是权宜计。因为，“西汉初年确实实行过封建的分封制。刘邦当时不这样做就不可能统一天下。历史就这样走着迂回曲折的道路”。
其二，官僚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实行的是异于贵族世袭制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下，所有的官员都是君主的奴仆，君主可以随时任免，官吏对君主负责，君主“督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赏罚驾驭群臣，君通过群臣来控制天下。
其三，社会政治的等级制。《吕氏春秋》的等级制理论是以“十际”关系论述而展开的。《一行》篇中强调要严厉区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的“十际”。“十际”既是人伦关系，也是社会等级关系。认为“十际”的这种关系不能乱，否则的话就会“与糜鹿虎狼无以异”。《吕氏春秋》拼凑了儒、法、名各家的等级制理论，精心设计了一幅封建社会统治结构的蓝图。
2.“尚贤”与“上农”的政策思想
《吕氏春秋》主张招纳各国士人为秦国的封建统一事业服务。《求人》篇云：“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
得到贤人，国家就会安定，天下就会大治；失去贤人，国家就会危亡。因此，为了能求得贤人，必须要像先王那样，只要是贤才，无论其出身是多么卑贱，居住地是多么遥远，也一定要将其求寻到。当时的秦国已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吕不韦颁布招贤令并广纳门客，各国士人纷纷入秦。《吕氏春秋》的成书就是一显著明证，《吕》书为吕不韦的门客集体创作，体现出众多学派学者的思想。其“尚贤”的主张也不主一家之说。“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甚惟贤也。”吕不韦及《吕氏春秋》的尚贤主张和政策在秦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行。因而李斯有言：“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者众。”司马迁亦云：吕不韦“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秦国文化繁荣、人才兴旺的现象。《吕氏春秋》亦主张实行“上农”政策。《吕氏春秋》中有农家言四篇，集中论述了它的“上农”政策思想。它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以农为本的主要意义是“贵其志”“易用”，为了更有利于于统治人民的需要，其中也部分地隐含了愚民和弱民的意思。
（四）政治理想和理想政治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是以“义兵”统一天下，建立封建的太平盛世；《吕》书的理想政治则是效法天地的古之“清世”，即“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的盛世。
1.“义兵”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
《吕氏春秋》提出“义兵”说，用以批判偃兵说，为秦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张目。《吕氏春秋》已经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统一天下不用战争的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为了不让秦国背上暴虐的名声而失去民心，故而《吕氏春秋》提出“义兵”说，标榜秦统一天下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召类》篇指出，反对一切战争不但不能带来治，反而会招致乱，“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功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因此，《荡兵》说：“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何谓义兵，《怀宠》说：“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论威》也说：“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
其中含有反叛暴君暴政、重民生的思想，实质是说只有秦当为天下之君，其他诸侯国皆不当为君，因而秦可以名正言顺地去诛伐。对于以攻守论是非的观点，《禁塞》也进行了批判：“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倡导以“义兵”统一天下，设置天子，建立封建统一的大帝国。
“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义兵是达到天下统一的必由之路，只有义兵才能结束纷争局面。新天子将随着义兵的步伐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就是《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
2.《吕氏春秋》的理想政治
其理想政治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反映出来的。《吕氏春秋》的理想社会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古之清世”，这明显是受了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顺此思路，《吕氏春秋》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政治情况：“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
这种理想政治，一是保留有先秦道家拙朴的基本特质，另一方面结合了法家的刑名思想。《吕氏春秋》与道家的理想社会也是有区别的，表面看起来和《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很相似，实际上二者有根本的不同。《吕氏春秋》的理想社会和政治是在“义兵”统一天下的基础上，实现这种“至治之世”的政治，其无为中蕴涵着积极的有为并最终趋向于有为；而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最终是趋向于无为。因此，《吕氏春秋》对理想社会的设计更加符合于战国晚期社会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诸子学术走向合流和总结的产物，既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的一部巨著。《吕氏春秋》集之前先秦诸子百家之长而成，在批判、吸收、融合、发展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为统一之后的秦帝国提供了一整套的治国方略。
自从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确立了以“家”为主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之后，随后的先秦诸子研究，大多是以家来划分先秦诸子的派别的，具体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纵横家等诸多派别。
先秦诸子学术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剧变的产物，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一统的周王朝已是摇摇欲坠，而新的统一的社会形态还没有产生。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先秦诸子各家针对时代的剧变，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治理主张，孔子等主张回到以前一统的周王朝；老子、庄子则主张退得更远，甚至要回到原始群的时代，以拯救当时的乱世；商鞅、韩非等主张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建立新的大一统国家以结束当时的乱世。诸子各家之间为了证明自己学说的唯一正确性，对其他的学说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各诸侯国之间的不断争战，弱肉强食，弱小的国家不断被强大的国家攻破，到了战国初期，主要的国家就只剩下了韩、赵、魏、楚、燕、齐、秦七国，他们之间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均势局面，彼此之间不断合纵、连横，变换着自己的阵营，争战不休。进入战国末期，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急需实现新的统一，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大一统国家以结束当时的乱世；另外，这一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战也都是为了实现全国的大统一，随着兼并战争的持续进行，各国之间的均势局面被打破，开始出现了秦一国独占优势的局面。
在这样的局势下，原来诸子之间各据己长、排斥他家的形势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各家学术经过之前的充分争鸣后，开始进入了互相融合和交流期，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其他各家的思想，出现了以一家为主兼容他家的思想家，如荀子、韩非，也出现了综合各家学术自成一派的综合家，如《吕氏春秋》，学术综合使战国末期的学术繁荣更上一层楼。
吕不韦在历史上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实际上吕不韦为秦相后，在内政、外交、军事、思想诸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进一步推动了秦国的统一大业。吕不韦为了教诲即将亲政的秦王嬴政，也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提供一套具体的治国方略，为了向东方各国声明秦统一天下的必然趋势，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适应大一统形势的需要，组织门客集体编纂《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融合诸子百家学说而自成一派的综合家，以如何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政治举措作为自己的思想主旨，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提出了一整套的治国施政纲领。《吕氏春秋》对先秦时代的诸子学术作了批判性的学术总结。首先是对“无为”思想作了初步的总结和提升。“无为”思想是老子、庄子、申不害、慎到、韩非等共同提倡的思想主张，《吕氏春秋》批判地继承了之前诸子的“无为”思想主张，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无为”思想主张。其次是对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思想的发展。孔子、孟子等主张德治，认为统治者要立德，实行德政以争取民心；商鞅、慎到、韩非等主张法治，主张统治者要严刑厚赏以保证民众绝对的服从统治。《吕氏春秋》一方面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同时又融合、吸纳了孔子、《黄帝四经》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批判了商鞅、慎到、韩非等单纯以法治国的主张，改造了荀子的“隆礼重法”主张，提出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
《吕氏春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提升了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和荀子的重民思想，转变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形成的“弱民”“贫民”“辱民”观念，阐明了民众对君主、对国家的重要性，注重对民众进行教化。但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吕氏春秋》也吸纳了老子、孔子，特别是《商君书》的观点，保留了一定的愚民政策主张。然后是大力提倡任贤使能。《吕氏春秋》采纳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重视贤能的主张，认为君主是否用贤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贤能之臣是君主实现王霸之业的凭借。《吕氏春秋》进一步采纳了孟子的礼待贤士之道，还提出君主对贤能之臣要予以高官厚禄，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吕氏春秋》在《庄子·列御寇》篇观人“九征”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用“六戚四隐”、外用“八观六验”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另外对社会历史观作了新的阐发。《吕氏春秋》的社会历史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继承发展了商鞅、韩非的进步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另一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在君道确立之后，社会历史就会沿着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过程往前发展，发挥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此外，《吕氏春秋》面对战国末期的乱世，承继荀子，提出了义兵主张。《吕氏春秋》反对宋钘、尹文的偃兵主张，也反对墨家的非攻、救守主张。《吕氏春秋》的义兵主张，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但毕竟是对秦国传统的纯用武力政策的修正。
吕不韦所处的战国末期，社会各领域的统一趋势愈发明显；秦国的国势日益强盛，已经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学术文化中心开始了从齐国向秦国转变的历史进程，秦国取代齐国成为战国末年的学术文化中心。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诸子各家学派都开始融合其他学派的主张以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为时代的发展服务，吕不韦组织门下学者各展所长，编纂了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的《吕氏春秋》，使诸子百家的合流趋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先秦诸子学术走向合流和总结的产物，是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批判、吸收、融合和发展，是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吕氏春秋》融合吸收了诸子各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新的大一统思想体系。《吕氏春秋》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是先秦文化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保存了一些已经亡佚的先秦文献资料。《吕氏春秋》既是先秦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有开创之功，开启了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除此之外，《吕氏春秋》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著作方式——融合各家学说自成一体的综合家之学，也开启了后世集体著书的先声，对后世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