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如今担任嘉利公关上海公司总经理的赵建武，才刚刚来到上海。
当时，他还没有涉足公关行业，其身份是《中国计算机报》经营管理人员。
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原本所学既非计算机，又非新闻学，而是广告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广告学专业。
说起来，赵建武的家庭背景倒和杨学良有几分相似：都出生于燕赵之地，也都是农家子弟。只不过，在河北省临寿县农村长大的赵建武，从小不像杨学良那么安分，而是一个令老师头痛的调皮捣蛋鬼，还是一个孩子王。他常常带着村里的一帮小孩子搞出一些恶作剧的名堂来。小学三年级时，因学习成绩好，他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却又在上课时分擅自把同学拉到河边去春游了；小学5年级时，他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喝酒，还像模像样地和一个女同学玩起了早恋，直让校长和老师哭笑不得。为此，他没少挨校长的训斥，也没少挨母亲的扫把。
当然，空闲时间，赵建武也经常帮父母干点农活，诸如犁地、放牛之类，还学会了开拖拉机。20世纪70年代的河北农村，信息还是很闭塞的，图书报刊也极少。赵建武清楚地记得，他在9岁的时候才看了第一本连环画。当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眼前突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发现这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人和事。10岁那年，他第一次跟着母亲去了石家庄舅舅家。都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巨大反差，让赵建武内心更为震撼。回家路上，他憋了半天，才对母亲说了这么一句话：“我长大后，一定让你和爸爸住楼房！”他此行的所有感受，大概都凝结在这句旁人看来颇为孩子气的话里了。
自此以后，赵建武心中不安于现状的念头日益强烈。而对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就是好好读书，争取考出去。所以，赵建武调皮归调皮，但在学习上却一直很努力，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也一直是全乡第一名。初中毕业，他原本的计划是考一所好的中专，快点学成，快点赚钱，却阴差阳错，没有考上。隔了一年，他只好再考高中，进了县中就读，并凭借三分刻苦七分灵气，硬是在一年里把学习成绩从名落倒数反转为名列前茅。1993年高考，他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广告学专业。这在他们那个小县城里可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全县考上北京大学的只有一人，赵建武则是第二人。
那年，北京大学刚刚创办广告学专业。赵建武是第一届学生，全班一共40个同学。尽管不少课程带有试验的性质，但赵建武学得挺开心。虽然在尖子扎堆的班级里，他的成绩只是中等偏上，但他却一直是个活跃分子。凡是学校或系里有什么学生活动，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而且往往是召集人之一。他还捣鼓着和几个同学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传媒协会，学校有什么活动，就帮着做一些推介工作。比如，那年学校的节水周活动，他们一伙人就主动把宣传推广的事情揽了下来，在三角地开辟了一个公益园地，充分运用广告创意，又是宣传画又是各种小展示，还请北京市节水办公室的干部来做了讲座，一时颇为热闹。这类活动，政府一般是有经费资助的，拨到了学校，学校又拨给了赵建武他们一部分。所以，一个活动做下来，他们几个同学每人都赚了一两百元钱。这一下，大家的劲头就更大了。
1997年，赵建武本科毕业。当时，北京大学广告系组建了一个东方文化艺术公司，属于系办三产企业性质，需要一名专职人员。系里几个老师觉得赵建武挺活络，就要求把他留下来，协助他们运作这个公司。赵建武起初也很高兴，以为这就是留校了，很起劲地帮着做了很多广告、展览和培训业务，为公司赚了一点钱。但不久他就明白了：他这样不属于留校，也暂时解决不了北京的户口问题。当然，可以慢慢熬，等待变化和机会，许多人就是这样熬出头的。但赵建武此时的目光还比较短浅，觉得长此以往，太不稳定，也没有什么保障。所以，还没做满两个月，他就辞职不干了。
他回到了石家庄，进了河北威远股份有限公司，在集团公司下属的一个科技发展公司任职。那家公司主要是生产木制品的，包括实木地板之类。赵建武进去后算是干部待遇，薪资也不低，但工作安排却有点离奇：实习1个月后，就任命他担任了锯木车间的主任，负责原木材料的分割工作。这和他所学的广告学专业八竿子也打不上。况且厂区还地处市郊，生活很不方便。所以，一些大学同班同学知道后都大喊不可思议，纷纷鼓励他重新回北京去。
赵建武虽然竭力以孟老夫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古训来宽慰自己，同时公司不久后也给他换了一个销售工作的岗位，但他思前想后，觉得这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一年后，他毅然辞去了威远公司的工作，又回到了北京，一边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工，一边去北京大学法学院修读第二本科专业。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多学点法律知识总是好的——既能保护自己，而且对将来的事业发展也必定大有益处。
这时的赵建武，已不可能再要求家里资助，他必须得挣钱养活自己。于是，在应付完第一年繁重的学习课程后，他于2000年应聘进入了《中国计算机报》工作。那一时期，正是IT行业最疯狂的时候，北京的一些公共关系公司也靠着IT客户的业务而快速发展起来。所以，在《中国计算机报》工作期间，赵建武不但有机会接触到惠普、IBM、戴尔、联想这样的大企业，而且还结识了一批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的公共关系公司的朋友。
赵建武真正对公共关系发生兴趣，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对自己作过一番清醒的分析：虽然是广告学专业出身，但不会平面设计，不属于专业技术型这一类人才；所擅长的，可能偏向于业务运营方面，包括出点子、搞活动以及与客户的沟通协调等。这就很接近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了。同时，赵建武还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从2000年起，整个广告业似乎有往下走的趋势。除了一些依附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的公司外，不少广告机构都遭遇了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都必须重新整合资源，寻找新的方向。所以，有的广告公司也在悄悄地从事公共关系方面的业务。但因为业态的原因，其拓展相当有限。
当时，赵建武还没读过美国里斯父女撰写的《公关第一 广告第二》一书。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某种感悟，觉得传统广告这一块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前景了，至少他自己在这一块上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公共关系这一全新的业态，倒有可能适合自己。
2000年和2001年的年底，连续两年，赵建武均以《中国计算机报》的名义，邀请蓝标、西岸、奥美等北京一些比较好的公共关系公司的负责人来报社，举行迎春茶话会。他向这些公共关系公司负责人通报下一年度报社的有关选题和所拟关注的行业热点问题，与他们一起探讨有关内容的版面策划和文章组织，以及如何制造新闻话题，等等。知名媒体主动邀请公共关系公司来开茶话会，这在以往还从没有过。所以这些公共关系公司负责人都很高兴，也很愿意帮忙出谋划策。每次茶话会的气氛都很热烈。
其实赵建武此举，还有着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想借这个机会，更好地了解公共关系行业，了解一些公共关系公司的运作特点，并广泛结交这一行业的朋友，从而为自己日后跻身这一行业做好铺垫。
2002年年初，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完第二本科专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后不久，赵建武被《中国计算机报》派往上海工作，负责报社在华东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经营管理事务。一到上海，赵建武就被这片日新月异的热土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甚至觉得，不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就实在太对不起这个时代这片热土了。
所以，在上海，他还是借着报社这一平台，了解市场，广结人脉。令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绍兴路一家书屋里和江南春的一次交谈。当时，分众传媒还没诞生，江南春的公司主要还是靠代理IT行业客户的广告谋生，也因此与《中国计算机报》有过很多合作。但随着IT行业热潮的退去，他的公司的日子也不太好过，痛苦了很长时间，正在探寻新的突破口。在那次交谈中，江南春侃侃而谈，阐述了他对广告市场未来走势的看法，以及对如何寻找新的投资项目的一些想法，特别强调要善于去发掘别人还没发现的商业模式。这让赵建武大为折服，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江南春马上会在经营方向上有大的改变，而不再以传统广告为主业。他承认，自己没有江南春站得高、看得远，没有江南春那种敏感的商业意识，但是正如俄国文豪契诃夫所言：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小狗不能因为大狗而不叫。无论如何，自己必须得有一番作为。
2002年12月3日，一则喜讯从欧亚大陆的那一端传来：在摩纳哥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成员国代表大会，对2010年世博会举办地进行了投票表决。在与其他四个申办城市的角逐中，上海一路领先，最终胜出。这是继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又获得的另一项重大国际活动的主办权。同时，这也意味着，上海经济发展的态势日益被世界各国人士所看好。人们可以想见，在筹备2010年世博会的未来8年时间里，上海定将发生更加翻天覆地的变化。且不说世博会的后续效应，一想起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浩大场面，想起届时前来观光的几千万中外游客，就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而这中间，又蕴藏着多少潜在的商机！
赵建武觉得，自己不能再等待下去了。2002年年底，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的驱使下，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中国计算机报》，不再吃这份“皇粮”，就在上海这片热土上，向着公共关系行业奋勇进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