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荣氏家族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荣氏家族无论何时，永远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懂得：民族兴则家族兴、企业兴；民族亡则家族亡、企业亡。事实证明，企业家只有怀有这种远大的抱负，把企业当成事业来做，才有可能做大、做强。因为顺大势方能成俊杰。
荣氏家族从荣德生解放后决定留在中国起，他们开始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交往。荣毅仁怀着一颗诚心，像当年他的父辈们一样报效国家。正是他对祖国的爱，赢得国家伟人的赞扬。于是，荣毅仁以自己的爱心，赢得“红色资本家”的美名，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红色资本家。”他的儿子荣智健，则成为资产居大陆第一的首富。
1.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民族的危难是责任
荣德生创业之初的灵感来自于救助苦难的旧中国。在他心里，对祖国、对民族的爱就像儿子对父亲的爱。正是他对祖国怀有这父亲般的深情，才让荣德生摒弃所有的杂念，置于别人的劝意于不顾，在荣家其他人纷纷远离海外时，惟独他留下了。让他留下的原因，除了他爱国外还有一份高于爱国心之上的责任心，那就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成就大事的人，成功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他们能顺国势。无论何时，祖国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比较起来，前者永远都是在第一位，荣德生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决定他的家族企业的。
自从荣崇敬去世后，荣家的家族企业三分，荣德生把守的这份家业蒸蒸日上。天有不测风云，因为当时处于动乱之时，国家时局不时有变动，出于种种原因，上世纪四十年代，荣家办实业的人开始迁厂海外。
当时，荣家主要是迁住香港。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荣尔仁、唐熊源、王云程、吴昆生、吴中一、陆菊森等人，几乎都是先后在香港落脚。荣尔仁转道泰国，荣鸿元远走巴西；临走前夕，他们拍卖厂矿，设置暗帐，带走了大量资金。据说仅从申一、二、五、六、七、九厂不完全的统计，逃避资金就有棉纱7336件；棉布91780尺；印花布7000匹；黄金1549两，各种外币，折合人民币1580万元。
新中国成立前荣氏企业逃资海外，虽然削弱了内地经济的力量，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但随着在海外的投资，荣氏家族的影响也扩及世界各地。因此，因为资金外流，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财务困难，整个企业陷于瘫痪状态。
1912年，荣德生陆续买下了东山、浒山，买下时这里是一片荒山，后来，经他们多年苦心经营，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江南名园。
在海园的中心建筑颂幽堂里，寂静无声。厂正中挂着一副对联：
七十二峰青未断，万百千枝芳不孤。
从此对联可以看出，主人对梅花的偏爱。梅花开于隆冬时节，其傲骨是其它花所不能相比的。喜欢梅花的人，一般也是生就一副铮铮骨头。这个偏爱梅花的主人就是荣德生。他中堂上书写着“幽风七月”，是选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涛经》，由此也可推测出“颂幽堂”之由来。
国家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荣德生再无心赏梅，他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一个人。他一会坐下，一会又伫立在窗前，远眺仍充满着肃杀寒气的山峰，眼前仿佛涌动起那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国即将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一点他是坚定不移的，但问题是，他应作出何种选择呢？此时，荣氏家族中有许多人已把资金、设备转移到海外，他们劝荣德生早走为妙，虽说离乡背井，浪迹天涯但毕竟能保命保本保事业，留在内地则前途未卜。
荣德生苦苦思索着，对于一个实业家来说，离开故土远赴他乡异国，自己的事业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在异国创办企业，为异国谋福利，这有违他最初创业的抱负，他不想这么做。
多少年来，他在创业之余，曾受过中国旧社会封建官僚的欺压，吃过外国人的苦头。盼望着黎明的到来，盼望着改天换地，在新中国的大地上，为国人谋福利，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他在荣氏家族“一片离沪声”中，决定留下。他对家人和职工说：“我非但决不离沪，而且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但是，因为他一心扑在经商上，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犹豫再三，他决定秘密派人到苏北共区去探个虚实。此次派去的私人代表是申新总管理处无锡地区的协理钱仲汉。他已去了几天，却一直没有音讯，荣德生迫不及待地等他回来。
这天，荣德生坐在颂幽堂前想心事时，木门被人推开，来人悄悄对他说了几句，荣德生忙说：“赶快请他进来。”
进来的正是钱仲汉，荣德生没等他坐下，就问道：“钱先生，那边情况怎么样？你走后，我天天为你担心啊！”
钱仲汉微笑着慢慢地说：“那边要我向你转达，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要你务必留下，参加建设新中国。”接着钱仲汉把在解放区看到的社会安定、军民融洽和管文蔚向他阐述共产党对工商业的政策，以及表示对荣德生的敬意，做了详尽介绍。
荣德生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这些事情，曾经是他梦寐以求的啊，中国解放了，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啦，荣德生怀着兴奋的心情，高兴地说：“好！好！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
钱仲汉走后，他立即把儿孙和企业领导人全召集起来，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他自己的决定：“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新中国成立后，处在建设时期，我们要以微薄的力量给予大力支持，添不了大的，尚能添一砖一瓦。国家有求，我们必应。”众人听了他的话，觉得言之有理，纷纷响应。
1948年底，迁厂风声更盛。申新三厂的经理唐能源私自拆下机器、纱锭，准备运往台北，当时在上海的荣德生闻讯后，火速赶回无锡，不顾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站在河边码头上，坚决地制止了外迁。同时，他要求将申一、二、五各厂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各地的物资，一律运回上海。他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1949年4月23日，无锡人心浮动谣言蜂起，荣德生为稳住民心，他坐着自己的包车，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子，人们看到像荣德生这样的巨富都未走，而且神情镇定，那些恐慌不安的工商界人士，无形中受到了感染，稳下了心。
1949年后，在政府的扶助下，荣氏企业迅速复苏发展。荣德生上书毛泽东，陈述企业概况，共产党也十分信任支持这位壮志满怀的老企业家，委以重任，他不但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被任命为华东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
1952年5月，荣德生忽然身患紫斑症，经多方医治无效，病势垂危之际，他口授遗书，由七儿的仁手录，并嘱咐在海外的亲侄尽速回国，报效祖国。7月29日，荣德生先生逝世于无锡寓所，享年七十八岁。
荣德生的葬礼十分隆重，苏南人民行政公署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于8月11日在无锡人民会堂举行公祭。苏南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在悼词中，对荣德生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荣德生的一生，是为开发民族工商业奋斗的一生，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有和困难搏斗的精神，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民族工商业家……。”’这一番话是对荣德生一生最为贴切的陈述。
荣德生的遗体被安葬在舜柯山麓，这里树木葱绿，景色秀丽，南面太湖，旁倚荣巷，叶落归根，在生命终结后，他又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里。
荣德生坚决留下来的原因，就是他对祖国炽热的情怀，他初创业时，是为了救国的理想。因此，当祖国需要他时，他毫不犹豫地留下。正如他生前所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荣德生对祖国，尽到了应尽的责任，荣德生没有想到，他去世后，他的家族企业会成为驰名中外的首富。家族的雄厚事业，和他当初顺大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荣德生的明智抉择是很正确的。
2.为国创业，赢得“红色资本家”的美名
荣毅仁和他的父亲一样，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并毫不犹豫地把荣氏企业与国家合营，能做出这种决策的人，也只有荣家人能做到。
荣家的祖传美德不仅表现在孝敬老人和善待朋友上，而且还表现在对祖国的忠心报效。对于像荣氏家族这样成功的家族来说，他们奋斗的目的早已经不是单纯的金钱了，他们是在追寻一个梦想。这种梦想产生的力量来源于他们深爱国家的决心上。
作为荣氏后代，荣毅仁处处为国家着想，1950年，国家经济困难发行公债，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到交钱的时候，他却交不出来那么多，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他讲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一句话，道出了荣毅仁对国家的深情，为了让国家能多点钱，他宁愿自己负责。当陈毅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后，陈云来到上海，充分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后，回去就撒掉了上海的认购公债数额。这件事一方面说明荣毅仁处处想着祖国，一方面足以说明荣毅仁在当时工商界的积极影响力。
1949年前后，荣家企业面临着重重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1953年5月，在政府帮助下，荣毅仁将上海申新各厂重新组合，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并主动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他的申新系统棉纺行业实行统购统销，荣家企业开始迈上新的发展道路。
1954年4月在中共中央批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有步骤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营的意见”。不久，荣毅仁在上海率先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将他的申新系统的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此后，武汉、无锡等地的荣家各厂也都施行。
1953年12月，申新所属的广州二厂厂长荣均泰征得荣毅仁同意后，首先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1954年6月1日，被正式批准公私合营，同时退出申新总管理处。
1954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第八十次会议，决定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二厂的合营手续，申三厂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4年4月2日，上海申新系统举行劳资座谈会，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发展。他又说，要召集股东开会讨论，自愿的程度不断提高，争取申新早日合营。4月14日申新八十六户股东开会，会议中决定由总经理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5月31日，荣毅仁代表申新分别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提出合营申请。6月15日华东纺织管理局派鲍复带领工作组进驻申新。8月11日，市营工厂公私合营。8月13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了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厂大会。
经过改造后的申新集团的总经理是荣毅仁。副总经理是鲍复、吴中一、汪君良、吴士槐。
副厂长有：
申一：许泉福、荣宝桩、詹荣培、胡学训
申二：王崇基、蒋兰言、陆应祺、寿秉义
申五：孙杰、施之仁、郑昌延、韦特孚
申六：秦德方、何秀凤、庞书祥、过锋先
申九：吴中一、杨锐、归素贞、张贡、潘襄德、荣韧初、张国梁、何增福
中华：蔡惠
鸿丰：戴逢吉、肖保忠、钱皆安
陕西宝鸡的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全国的荣氏企业中是最早的。1951年3日，李国伟在上海召集汉、渝、陕等经理会议。陕西厂经理瞿冠英、龚一鸥请求将宝鸡申新厂合营一事列为议程。李国伟说：“让宝鸡厂合营，以摆脱我们整体的包袱，将我们无法克服的困难由政府力量解决。”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同意宝鸡申新各厂与政府合营。并将此决定报告上海申新总公司荣毅仁和住在无锡的董事长荣德生。荣德生致函李国伟：“一切同意，务须努力前进，以期公私两利，增加生产。”
得到总公司同意后，宝鸡厂经理瞿冠英等人便积极运作，多次到陕西省工业厅表示合并的决心和请求。经过反复协商，10月31日，中央财委回电陕西省委并西北财委：“资于自愿合营，我们又有准备，本委考虑同意。合营后的扩建计划应与中央计划密切结合，以免盲目生产。”10月5日，在西安举行公私合营协议签字仪式。
宝鸡厂公私合营的成功，对武汉厂的公私合营有很大的影响。李国伟说：宝鸡纺织、面粉、造纸、机械厂及天水面粉厂获得陕西省工业厂的合作，而改组为公私合营新秦企业公司。合营实现后，在短短的时间中，空前提高了生产量，扩大了生产设备。这一个新的事实坚定了我们对于公私合营的信心。而经过1952年“五反”运动的教育，以及一连串的爱国运动，结合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前途，对于汉口厂我们更感觉到有争取进一步的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而走上公私合营的必要。
1953年9月，李国伟提出了“申请公私合营计划书”，10月15口，武汉市财经委员会批准了申四、福五汉口厂的合营申请。1954年2月1日申四汉口厂更名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纱厂”；3月1日福五汉口厂更名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面粉厂”。4月9，日，公私双方代表在武汉市政协会议室举行公私合营签字仪式，新华社为两厂实现公私合营在（长江日报）上发了专讯。两厂所有的职工都很高兴，纷纷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实行公私合营。
合营后的荣家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对资本家的股金实行支付定息，原来荣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并对企业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造和改革，使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企业面貌焕然一新。如合营后的上海福新面粉厂，于1956年底与阜丰等面粉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淘汰了许多陈旧设备，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管理费用也大幅度减少，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
荣毅仁的弟弟荣鸿仁，在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说：“我另外两个哥哥、堂兄等，他们为了想保牢自己的财产，在1949年前到国外去，一个哥哥办的纱厂已宣告破产，一个堂兄在美国遭到流氓无故殴打，其他大都处在窘境之中。试想要托庇于帝国主义之下，会不遭受他们的欺压吗？过去的中国，没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荣氏企业是1949年后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荣毅仁率先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革，无疑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视察了申新九厂并热情赞扬了合营后的申新九厂，荣毅仁受到极大鼓舞。他和主持上海工商联的几位实业家，现身说法，宣传政策，成为推动改革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