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在丈夫和老师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可是在发榜的那一天，她找遍名单也没见到自己的名字。原来当时的教务主任考虑到美专为画模特儿一事已经闹出了一次风波，如果此时再接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入校，很有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都砸了，所以竟然无视潘玉良的出色表现，硬是没有录取她。这个消息传出来后，潘玉良满心的希望无疑受到了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就在她心灰意冷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绘画界前辈刘海粟校长的支持。于是，潘玉良就这样被破格录取了。
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潘玉良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勤奋刻苦且成绩优异的她，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
第二学年开始后，班里开设了人体素描课。可是在那个观念尚且十分保守的年代里，面对着一个健美的裸体少女，一向擅长风景画的潘玉良失去了以往的自信。而在突发奇想地跑到浴室里去画那些正在洗澡的女性的“实践”失败后，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潘玉良终于决定以自己为模特儿。当她把一幅以自己作为模特的名为《裸女》的习作在学校举办的师生联合展览会上展出的时候，顿时在学校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校长刘海粟专为此事召见了她，并且亲切地询问了她这幅作品的成因。在听了潘玉良如实的回答之后，沉默了许久的刘校长告诉潘玉良：“玉良女士，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毕业后还是争取到欧洲去吧！我来给你找个法文教授辅导你学习法文！”
就这样，怀着对绘画艺术的那份挚爱，潘玉良终于踏出了她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她先是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接着又在1923年转至巴黎国立美专学习，师从达昂·西蒙教授。在这段时期内，她与日后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大师级人物的徐悲鸿和邱代明等人成了同学。
两年后，由于潘玉良的绘画天赋得到了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所以她又得以直接升入该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该学院内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1928年她从油画专业毕业后，又正式考入了琼斯教授所授课的雕塑班。
一次偶然的机会，潘玉良与正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看到昔日的学生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刘海粟校长十分开心地直接给潘玉良写了聘书，邀请她在回国后担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这一职务。
在1928年的冬季，潘玉良结束了九年异国漂泊的艰辛日子，带着圆满和喜悦学成归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两个月后，潘玉良就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
1937年，因潘赞化的原配夫人总是对潘玉良的出身问题横加指责，所以不愿让丈夫从中为难的她只好借为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的机会，再次前往欧洲，并在此后客居巴黎长达40多年之久。
并不如意的晚年生活
在旅居法国的岁月里，潘玉良还曾先后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其油画代表作《裸女》更是先后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诸多国家进行巡展，并荣获“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家协会鼓励奖”、“巴黎大学多尔烈奖”以及“比利时布鲁塞尔银奖”等众多奖项与荣誉。除油画之外，由她创作的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还分别被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尽管拥有了如此之多的荣耀与成就，潘玉良在法国的晚年生活过得还是十分拮据。因为画家在法国属于自由职业者，所以她的全部生活费用都只能依靠自己卖画的钱来支撑，再加上为人忠厚诚实的潘玉良向来就不懂得“推销”自己，而且巴黎的消费水平也确实过高，所以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潘玉良在生活上的窘迫。尤其是到了晚年之后，年老体衰的她在艺术上的创造力也逐渐走入低谷，于是便更加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生活困境之中，甚至只能依靠社会补助金来勉强地维持生计。
1960年，潘玉良在得知自己深爱一生的丈夫潘赞化已经在安徽病逝的消息后，悲痛欲绝的她似乎是失去了全部的情感支撑和生活热情。此后，她身体状况时好时坏，而且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思念故土和亲人。可是就在潘玉良打算回国看望亲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却让她的计划落空，再加上此时的她已是百病缠身，所以不可能再进行任何的长途旅行。
终于，当潘玉良在1977年7月22日因病逝世的时候，她心中的遗憾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这位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一生的非凡女性，最终只能带着对祖国的无尽向往客死他乡。
1985年，在中国驻法使馆的帮助下，经过后人的诸多努力，潘玉良的2000多件遗作终于运回了潘玉良的故乡安徽省博物馆。而她毕生的艺术心血结晶，直到这时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她是一个终生追求神话的女人，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她叫莱妮·里芬斯塔尔，一个曾经因为一种不幸的恩宠而注定一生都要承受非议与毁谤的女人，一朵曾经怒放在那段黑暗历史中的最美丽的鲜花。
1902年8月22日，莱妮·里芬斯塔尔出生于柏林；
1932年，由里芬斯塔尔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蓝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奖，同年她与希特勒结识；
1933年，希特勒请里芬斯塔尔拍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
1936年，里芬斯塔尔又为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了纪录片《奥林匹亚》；
2003年9月8日，里芬斯塔尔病逝于德国，终年101岁。
作为导演的莱妮·里芬斯塔尔，一生中只导演了七部影片；而作为演员的她，出演的影片也不过只有十多部而已。尽管如此，她却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创造出了令后世之人永远无法忽略的惊世之美。这种美甚至超越了此前一切电影纪录片的总和，但也使得这个世界永远都没有再去原谅创造了这种美的那个女人。
尽管里芬斯塔尔一再强调：“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但毕竟是她为法西斯和希特勒拍摄了那部震惊世界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同时也把自己冠绝古今的才华和热情倾注其中。别管这部纪录片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是多么的出类拔萃，问题是她确实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导演，也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女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也许就是这样，也许只能这样。
作为纳粹政党曾经奉为国宝级的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不管她是有意还是无意，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希特勒曾经最为赞赏的女导演都将永远被人们批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抛开政治上的是是非非，而只是从一种纯粹艺术的角度来看待她的话，那么结果又将如何呢？
作为一位电影技术革命的先驱以及孜孜不倦勇于冒险的摄影师，作为一位为世人奉献了最为华美的艺术篇章的女导演，自从她创作出《意志的胜利》以及后来受国际奥委会所托拍摄的《奥林匹亚》问世的那一天起，后世的那些电影艺术家们在暗地里对于这两部争议最多的纪录片从基本上的借鉴和模仿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就连当代最出色的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等人也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崇高的敬意。而中国的一些学院中的教授们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他们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充分得很：“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如果我的学生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当历史成为传说，传说又成了神话后的今天，再来回看里芬斯塔尔的一生，确实让人欷歔不已。那样一朵曾经怒放过的花，又将带给世人怎样的一种启示呢？
生逢乱世的艺术精灵
1902年8月22日，莱妮·里芬斯塔尔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她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可是当她于1922年在慕尼黑作为一名舞蹈演员正式出场时，却因腿伤而面临着从艺生涯即将夭折的危险。就在这时，又一张决定了她一生命运的海报出现在她的眼前，这是一张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曾盛行一时的影片《命运之山》的宣传海报。当里芬斯塔尔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认定电影就是她今后的工作了。于是她找到了这部电影的主演路易·特兰克，坦承希望自己能在对方的下一部影片中与之合作，接着又请对方把自己的照片寄给《命运之山》的导演阿诺德·范克。
当这张照片上所呈现出的那种咄咄逼人的美呈现在导演面前的时候，一向见多识广的导演也被震慑住了。正是由于这一次的毛遂自荐，里芬斯塔尔终于得以在新片《圣山》中担任主角。随着这部影片的大获成功，她由此一举成名。但她的理想并非仅仅只是做一个演员，而是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于是，凭着自己极高的领悟力和创造力，她开始自己撰写剧本，并在说服电影公司的扶持失败后自己投入拍摄。1932年，由她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蓝光》竟然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殊荣，这表明她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才华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极大肯定。可就在里芬斯塔尔的事业刚刚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的时候，她却因为与第三帝国的缔造者、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相识而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电影人的波澜起伏的人生道路。
1932年，里芬斯塔尔亲眼目睹了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进行的一次演讲，并由此深深地为这位战争狂人的罪恶说教与她眼中所谓的人格魅力所征服。此后，里芬斯塔尔主动写信给希特勒，表达了自己想要与之结识的强烈愿望。而在真正的会面后，希特勒也曾向她郑重承诺，一旦自己大权在握，就一定要请她为纳粹拍摄电影。
当这一承诺真的变为现实的时候，里芬斯塔尔便很快成为了希特勒唯一信赖的电影摄像师，而有关她是希特勒的情人的传言也一度甚嚣尘上。虽然里芬斯塔尔本人对此始终予以否认，而是只承认两个人曾在海边有过一次非常浪漫的散步，但她还是极为坦承地说过这样的话：“不过那时的我确实非常崇拜希特勒。尽管他在任何角度都不好看，不是那种会让女人喜欢的男人，但是他真的很有魅力。”在2000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强调：“希特勒把我看成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像某些人写的那样，看成是一个情人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但事实上，两个人在当时的特殊关系却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而这种特殊的关系，更使她成为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并因此最大程度地获取了同时代的其他电影艺术家所不敢奢望的某种特权。
成也纳粹，败也纳粹
1933年，希特勒请里芬斯塔尔为纳粹党在1934年举行的纽伦堡军事阅兵行动拍摄一部纪录片，而这部影片正是后来为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在该片的拍摄过程中，第三帝国向里芬斯塔尔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6个摄影师，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36架以上的摄影机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听从她的调配。这种空前绝后的拍摄条件让里芬斯塔尔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并以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记录了这场宏大的阅兵式中的诸多细节。
在《意志的胜利》的拍摄中，个性强悍的里芬斯塔尔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与电影美学观来处理这个极容易拍得乏味的政治会议，并在其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电影制作作风。凡是与她的美学要求冲突的事物，不管作为影片的内容来说有多重要，都会被她毫不留情地排除。电影中的所有画面都要确保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加以拍摄。为了获得这种画面，她不惜动用几十台摄影机从各种角度一起拍摄，然后从以这种方式拍摄到的大量胶片中选择她所需要的画面。她从17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这部电影。
作为一个才能非凡加之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她对电影节奏与动感恰到好处的把握，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一部在视觉表现上酣畅淋漓的作品。里芬斯塔尔也擅长运用静止的画面，使其作为停顿休止符收到一种戛然而止的效果。纳粹主义思想在她的壮观画面的演绎下，变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她受了纳粹思想的影响产物，倒不如说是受大会现场的那种法西斯狂热与陶醉影响的产物。她用摄影机，在大会现场体会法西斯主义的狂喜并将其升华为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视觉美学。与此同时，这部电影也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成功地将政治活动艺术化的经典之作。
“这部宣传纳粹是战败德国的救世主，鼓吹民族主义的‘民众共同体’的纳粹理想的电影受到了希特勒的奖赏，里芬斯塔尔也因此奠定了在德国电影界的女王地位。希特勒深知宣传的力量，因此对电影也极为重视。当他看见里芬斯塔尔的影片后，他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不可否认，曾经有志于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希特勒至少在判断这部电影时是有眼光的。他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宣传方面的所需。显然，里芬斯塔尔的这种高亢的、煽情的影像风格正合希特勒的胃口。他需要这种以亢奋、狂热的视觉形式对大众进行政治催眠。如今，能够实现这种催眠的人就在眼前。里芬斯塔尔是第三帝国中最能领会他的政治意图的电影人才了。而里芬斯塔尔也确实有着很高的领悟力，她对希特勒的审美趣味与政治目标可以说是心领神会。在当时的德国，只有里芬斯塔尔能以这种无与伦比的壮观画面为纳粹的主张作出最有成效的注释。”（节选自顾铮《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宿命与悲剧——政治艺术化的电影导演》）而里芬斯塔尔不朽的艺术天才也使得该片在后来的威尼斯影展上赢得了金奖殊荣。
此后，里芬斯塔尔又受国际奥委会所托，为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了纪录片《奥林匹亚》。尽管这部影片因为将充斥其中的法西斯美学发展到了近于宗教的程度，进而成为了一部将法西斯政治艺术化的登峰造极之作，但它所记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也的确让后世的电影人叹为观止。那种人与速度和力量的完美结合，在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下，竟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般的色彩和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