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郊游，我照例带几个法饼，还有两个铜板零花。当时同玩在一起的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当过几个月的省长），家里很阔，他带着面包、罐头果酱，还有苹果。这都是很稀罕的“洋东西”。野餐时，我很不好意思吃了他送的涂有果酱的面包。苹果是什么味道呢？橘子是熟悉的，夏天的瓜果虽然禁吃，味道还是尝过的。可是，苹果太少见了。
我喜欢图画，对苹果还有写生的感情。图画教室的柜子内，放有几个酒精浸泡过的苹果，红得发黑的死颜色，比不上这种新鲜的苹果：颜色那么复杂，洋红夹橙红，另一边是深绿间草绿，还带有些藤黄，总之，这种颜色的名称说不准确，必须经过调色盘调过才成，才能叫苹果红、苹果绿。哪里能买到这种苹果呢？
终于有一天，同母亲上街时，在一个大南货铺里，发现挂有香蕉的那个角落，还挂有用透明薄纸包着、印有黑字的“花旗橘柑”和“花旗苹果”，说明这是美国货。心里想着，这一定贵得很。从此，想有一个苹果的欲望就越来越厉害，弄得做梦也从一大堆苹果上滚下来了。
这种欲望当然不敢向母亲提出来。有一天，母亲拿钱出去买东西，忘记锁柜子。我突然起了个偷钱的念头，去买一个苹果。等母亲走了，我就去打开柜子，从装铜元的箩盘子，抓了一把放在口袋内。那个晚上做功课时，我很不安稳，总怕母亲或姐姐注意我的口袋。睡觉脱衣服时，口袋里的铜元掉了几个在地板上，有一个还滚得好远。我是同母亲睡一张床的。母亲便奇怪地问我，哪里来的铜板？马上发现我口袋里还有好多铜元。我人也呆了，什么话也不敢讲，惟一想到的是，不知要挨一顿怎样的痛打。母亲以严于教子著称，常向亲友说“母代父职”，认为孩子不守规矩时，应施以体罚。母亲见我这种从未有过的恐慌神色，反而非常和蔼地对我讲：“铜板是哪里来的？好崽，告诉姆妈，姆妈不打你。”我又半晌没做声。母亲帮我脱好衣服，盖好被子，坐在床沿，抚摸着我的头，跟我讲诚实的重要：“决不能撒半个泡（谎）。错了就错了，不再犯就好。”我才被母亲这种稀有的温柔缓过气来，将郊游前后经过，南货铺的“花旗苹果”等等想法，都讲了出来。母亲就再也没有说什么，直摸着我的头说：“好崽，以后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告诉姆妈，姆妈替你买。”
第二天放学回来时，看见桌上摆着那种薄纸包着的“花旗苹果”，我心里很难过，悔恨，害羞，却又兴奋。母亲进房来了，见我没有将包苹果的纸打开，就连忙打开给我看，高兴地问我：“同学吃的是不是这一样的？”我应了声“是的”，便问母亲：“这要多少钱一个？”母亲用别的话岔开了，没有回答。后来才听她说起：这种东西太贵了，两个比一斤肉的价钱还贵得多。除开过年过节外，我们家里平时是从来不论斤买肉的，一个星期吃一次肉，也只买四两（十六两一斤）。
这两个苹果，一个，我们三姊弟分吃了；一个，我留着写生，好久以后，才又分吃掉。
七、苦糖
几年前，我与同乡麦天枢先生在天安门广场溜达，共同怀念起故乡，他说了件自己少年时的事，让我至今不忘。
父亲病了，亲戚拿二斤白糖来探望。父亲说这么好的东西过端午再吃，母亲就把糖装进一个黑罐子，一根粗麻绳拴着挂在屋梁上，辍学在家的天枢，便从此有了寄托。
一日，家里大人不在，天枢把弟妹哄出去玩，自己留在屋里。血热了起来，那罐里的东西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叫做“甜”。要是那白色晶体爬在舌尖上，咕噜一转，那神奇的滋味就会在整个口腔里激荡开来，化成温柔的流体。
狂喜之后，他在凳子上垫了三块砖，爬了上去。当他的指尖触摸到那神物之时，他的心缩了一下，只拈了一小撮，舔了。
他扔了砖头，把凳子搬走，发誓不再吃了。可是那凳子和砖头又来了，这下他抓了一满把，满满塞了一嘴。在嚼咽的时候，他目光怔怔地盯着某处，甜出了泪水。
一个多月后，他的小手蘸完了最后一粒糖。端午了，罐子从屋梁上下来了，他等着挨顿饱打。母亲只是抱着空罐子哭着，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
母亲的哭声震得他无处藏身。他发誓要让母亲天天有白糖吃。后来他成了牧羊人，当了兵，上了大学，成了记者，又是个深邃的学者。你要正碰上他回故乡，问他：你包里提的啥？他一定会腼腆地笑笑：啊，没啥，是些白糖。
而他自己，从那以后，很少再吃白糖。
八、一只鹭鸶
童年的一个雪天，我们被饥饿困扰，家里委实找不到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我和母亲以及还在襁褓之中的弟弟的最大愿望，就是等待父亲回来，他是到湖滩上挖野荸荠去了。虽然我们明白，这么大的雪，天又特别冷，湖滩肯定是冻住的，但我们依然充满希望地等待着。那种时候，能够充饥的东西，惟有等待和希望。
窗外皑皑一片，积雪有一尺多厚，鹅毛雪片仍在纷纷扬扬，似要把天地之间的空隙填满。雪落无声，无声的漫长最让人难以忍受。我的思想和躯体似乎就被那难忍的寂静一点一点地麻木和肢解。母亲怀抱着弟弟，眼望窗外，目光也是漠然。
中午以后，父亲的身影才在我们久久等待的视野中出现。当他裹着一阵冷风走进门来的时候，我看见他袖着双手，怀中竟抱着一只鸟。父亲说，那是只冻饿得快要死了的鹭鸶，在雪地里，一伸手就逮住了它。
父亲把鹭鸶放到地上，它浑身颤抖，连站都站不稳。我蹲下来抚摸它的羽毛，它并不害怕，它是连害怕的力气也没有。它的眼睛水滋滋的，似是泪，浮着那种招人怜悯的微光，在这种冰雪封冻的天气，这只鹭鸶真的太可怜了。
我感到了一阵袭来的饥饿，就抬起头来问父亲：“挖到野荸荠了吗？我饿。”
父亲眼里掠过一丝无奈：“地冻得太硬，刨不动。”说着他将目光移向母亲：“把这只鹭鸶杀了吃吧，孩子太饿。”
母亲显得十分犹豫，她信佛，从不杀生。衣服上落只虫子，也轻轻掸掉，不肯捻死，何况要杀这样一只可怜的鹭鸶呢？
“不，不能杀它，它太可怜了。”我大声说。
父亲说：“我们没有吃的，你不是很饿吗？”
“我不饿，一点也不饿，你别杀它。”我赶忙说。
“它快饿死了，我们没东西喂它，它反正是要饿死的。”父亲坚持着。
“不，我喂它，它不会死。”我护住鹭鸶，扳开它的长喙，嘬了些唾液吐进去，鹭鸶缩动长脖子，贪婪地吞咽着。
见我如此，母亲就说：“别喂了，口水喂不活它，我们不杀它吧。”
我把鹭鸶放到一只旧竹筐里，筐里垫了些干草。我想着等到天晴，鹭鸶能够觅食的时候，就把它带到湖滩去放了。
那是最难熬的一夜，两天没吃进一点食物的胃先是疼痛，接着似火烧火燎，接着就麻木了，身上一阵一阵地渗冷汗。我朦胧中觉得夜里母亲不止一次到我床边，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然后，就小声地叹息。
天刚亮，母亲摇醒我，说：“快起来，鹭鸶死了，是饿死的。”
我来不及穿衣就跑到竹筐边，鹭鸶真的死了，倒在干草上面，脖子垂向一边。
母亲烧了些开水，将鹭鸶冲烫了几下，拔去羽毛，然后剖开肚子，将内脏扒出来洗净。那只可怜的鹭鸶的嗦囊里，除了几粒玛瑙色的砂粒之外，什么也没有。它大概也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鹭鸶自己死了，我们吃它便心安理得。鹭鸶太瘦，肉很少，母亲就烧了半锅汤，每人一小碗。
那是我们家的一顿美餐。
许多年以后，我仍忘不了那只鹭鸶，是它救了我们，让我们一家渡过了难关。鹭鸶被我们吃了的第二天雪就停了，天气转暖，第三天，父亲就从湖滩上挖回了一些野荸荠。
湖滩上年年都有鹭鸶飞来，它们翩翩飞翔，或者，安闲地在浅水中觅食。我想，那只鹭鸶要是不死，不也活得这样自由自在吗？
后来，我们长大了，母亲年老了。那年她身染重病，临终之前喊我到床边，说：“记得那年大雪天的那只鹭鸶吗？是我扭断了它的脖子，我是罪过太深啊……”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的连走路也不肯踩死虫蚁的善良的母亲，不忍心让我们挨饿，竟亲手杀死了一只鹭鸶！几十年来，她的心因此默默地受着多少折磨啊！
九、你的孩子让我抱抱
母亲到城里来，照看她的孙子。
孙子还不满两周岁，一脱手便跌跌撞撞做奔跑状。然而，不出几步，就会跌倒。跌倒，母亲并不去扶，母亲有她自己的处理方式。母亲说，自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我们兄妹几个，小的时候就一直接受这些理论。但我的儿子，母亲的孙子却并不配合，他哭起来，等奶奶去拉，否则，便趴在地上。
母亲对此非常自信也极有耐心。
于是，祖孙两个，在人行道边上对峙。
就在这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
女人的目的很明确，这从她的视线就能看出来。她是冲我儿子来的。
女人眼窝很深，这样就显得像是睡眠不足。她瘦削的脸上挂着笑，那笑看上去非常灿烂。
她老远就张开了手，把我的儿子非常利落地拉起来，那个动作仿佛在一瞬间就完成了，甚至母亲还没来得及去阻拦。
女人把我的儿子揽在她怀里，腾出另一只手去拍打他身上沾的土，嘴里说，好孩子，摔疼了吗？
母亲赶紧蹲下去，想把孙子接过来。因为，她看到孙子的眼睛直直地瞧着那女人，小嘴嘟着。母亲想，也许接下来，他就会哭了。他还太小，对陌生人还不那么认可。
可那女人似乎搂得更紧了些，依然笑着，说，我孙子也这么大了，也会跑了，一刻也闲不住，可调皮了，和他爸爸一样。他爸爸小的时候，就爬上爬下的，有一次，把刚长出来的牙都磕掉了一颗。
母亲笑着，应着说，男孩子嘛，不都顽皮吗？要老实安稳了，你还以为他病了呢。说着，伸手去抱孙子。女人伸了手，竟小心翼翼去抚摸儿子，母亲隐隐约约有点生气了，她是那样认为的，孙子是我的，你这般亲昵干什么呢？
女人却浑然不觉，继续说她的儿子，小时候他也长得这样，胖乎乎的，一笑。俩酒窝……女人脸上簇成核桃状，移了腮去贴孩子的小脸。
母亲已经将笑收起来了。
她看到孙子的嘴撇了一撇，看来，他真要哭了。
母亲就伸了手，打算把孙子硬夺过来。
这时候，一个白发的老头子出现了，老头子显得很紧张，所以步于就很零乱。一边蹒跚着，一边喊，你怎么出来了？你怎么出来了？
母亲吃惊地看看他，再看看那个女人。
女人嘿的一声笑了。说，老头子，你来看看，他像不像咱儿子小时候？
老头走过来，笑着说，像、真像！
一边说，一边将我儿子抱起来，顺手递给了我母亲。同时小声说，对不起，没吓着孩子吧？
母亲这时把孙子抱紧了，轻声地和他说着话，抬起头，却发现老头搀着那女人沿路走过去了。
母亲回家，就跟我讲这件怪事。母亲说，那个女人，怕是个疯子吧？
我正摘下帽子，解着警服上的扣子，慢慢就顿住了。
那女人看上去年纪很大吗？我问。
母亲点点头。
我就一下子沉默了，一个熟悉的影子执拗地出现在眼前。我告诉母亲，那个女人的儿子去年抗洪时离开了我们……母亲看着我，老半天没说话。
很久以后的一天，母亲在道边上又瞧见了那个女人，母亲赶紧让她的孙子喊奶奶。可是，那个女人似乎浑然不觉，眼直直地瞧着前方，走过去了。
母亲站在那里，瞧着那个背影，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
十、可依靠的人
郭老师高烧不退。透视发现胸部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阴影，怀疑是肿瘤。
同事们纷纷去医院探视。回来的人说：有一个女的，叫王端，特地从北京赶到唐山来看郭老师，不知是郭老师的什么人。又有人说：那个叫王端的可真够意思，一天到晚守在郭老师的病床前，喂水喂药端便盆，看样子跟郭老师可不是一般关系呀。就这样，去医院探视的人几乎每天都能带来一些关于王端的花絮，不是说她头碰头给郭老师试体温，就是说她背着人默默流泪，更有人讲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说郭老师和王端一人拿着一根筷子敲饭盒玩，王端敲几下，郭老师就敲几下，敲着敲着，两个人就神经兮兮地又哭又笑。心细的人还发现，对于王端和郭老师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郭老师爱人居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醋意。于是，就有人毫不掩饰地艳羡起郭老师的“齐人之福”来。
十几天后，郭老师的病得到了确诊，肿瘤的说法被排除。不久，郭老师就喜气洋洋地回来上班了。
有人问起了王端的事。
郭老师说：王端是我以前的邻居。大地震的时候，王端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大块的楼板在上面一层层压着，王端在下面哭。邻居们找来木棒铁棍撬那楼板，可说什么也撬不动，就说等着用吊车吊吧。王端在下面哭得嗓子都哑了——她怕呀，她父母的尸体就在她的身边。天黑了，人们纷纷谣传大地要塌陷，于是就都抢着去占铁轨。只有我没动。我家就活着出来了我一个人，我把王端看成了可依靠的人，就像王端依靠我一样。我对着楼板的空隙冲下面喊：王端，天黑了，我在上面跟你做伴，你不要怕呀……现在，咱俩一人找一块砖头，你在下面敲，我在上面敲，你敲几下，我就敲几下——好，开始吧。她敲当当，我便也敲当当，她敲当当当，我便也敲当当当……渐渐地，下面的声音弱了，断了，我也眯眯瞪瞪地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下面的敲击声又突然响起，我慌忙拾起一块砖头，回应着那求救般的声音，王端颤颤地喊着我的名字，激动得哭起来。第二天，吊车来了，王端得救了——那一年，王端11岁，我19岁。
女同事们鼻子有些酸，男同事们一声不吭地抽烟。在这一份莹洁无瑕的生死情谊面前，人们为一粒打从自己庸常的心空无端飘落下来的尘埃而感到汗颜，也就在这短短一瞬间，大家倏然明了：生活本身比所有挖空心思的浪漫揣想都更迷人。
十一、这些人已经是人了
1944年冬天，两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穿过。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让德寇杀死了。妇女们怀着满腔仇恨，朝着大队俘虏即将走来的方向望着。当俘虏们出现时，妇女们把一双双勤劳的手攥成了拳头，士兵和警察们竭尽全力阻挡着她们，生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的破旧的长筒靴，把手搭在一个警察肩上，要求让她走近俘虏。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布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勉强用两条腿支撑住身子的俘虏的衣袋里。于是，整个气氛改变了。妇女们从四面八方一齐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这些战俘。
这是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讲的一则故事。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叶夫图申科写了这样两句话：“这些人已经不是敌人了。这些人已经是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