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倡先秦两汉的文章，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巫医
巫医，即巫师和医师。《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在古代被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功过参半。
士大夫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于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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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说，士大夫是职能官。《墨子·三辩》批评“士大夫倦于听治”。这里泛指一切官吏。《战国策·秦策二》载：“诸士大夫皆贺。”这里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这里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职之人。《君道》又讲：“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士大夫指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也称士大夫，《荀子·议兵》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吴子·励士》：“于是（魏）武侯设座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
哪一层官吏称士大夫，无明确规定，从一些材料看，大抵为中上层官僚。《荀子·君子》讲：“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这里把士大夫置于百吏官人之上。《君道》把士大夫列于“官师”之前。官师，百吏之长。《强国》篇讲：“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正论》讲：“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以上材料都说明士大夫在官僚层次中是比较高的。因士大夫是比较高级的官吏，所以享有不同的田邑。《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礼论》中记载士大夫占有的田邑多寡不同，“有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有些士大夫似乎还有私兵。《战国策·齐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也，士大夫之所匿……”
其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齐孟尝君失势之后，门客纷纷离去，这些门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称为“士”，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述同一事件时则称之为“士大夫”。《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含义，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见，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知识分子，也可兼指。士大夫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郯子
郯子（生卒年月不详），已姓，子爵，春秋时期郯国国君。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少昊（姓已，名挚，字青阳，建都穷桑，故号为穷桑氏，也称金天氏）后裔中的炎族首领就封于炎地，称炎国。属人方。春秋前后，国名多加“邑”字，从而炎国演化为郯国。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周王室渐趋衰败，诸侯大国之间相互争战侵吞，天下动乱。郯国，虽是区区小国却颇有名气，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国君郯子的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赢得了人心。
郯子治郯讲道德、施仁义、恩威有加，百姓心悦诚服，使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继续保持下来，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郯子的仁孝之德，历来为海内外称道。在我国历史上传颂不衰的“二十四孝”中，郯子“鹿乳奉亲”的美德一直被视为楷模。相传，郯子年少时，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苌弘
苌弘（前575—前492），字叙，古资中县（今资阳市雁江区）人。在晋国的“六卿之乱”中，苌弘因帮助范氏和中行氏，赵简子派晋大夫叔向对周王施反间计而将其杀害。据《庄子·外物篇》载：“苌弘蜀人，被杀之后，血流不止，蜀人藏其血，三年之后化为碧。”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即由此而来。又据《图经》载：“苌弘，资中人，有祠在青泥坊，数里之内土色尚青。”青泥坊在资中发轮镇，镇边龙水桥有一天然石洞，古称苌弘洞，是苌弘早年夜观天象、昼习韶乐之所。另一处苌弘遗迹在资中城西甘露镇龙洞河，是苌弘的养晦之处，明代道教宗师张三丰在这里镌记得着一首六言诗：
无价明珠一颗，光吞法界尘沙。
圣凡人物天地，流通点滴何差。
苌弘博学多才，知天文地理，精星象音律，常与周景王交往，孔子在齐国久仰其名其才，于周敬王二年（前518年）前往周国造访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和不解之处。
孔子在请教苌弘韶乐与武乐异同后最后问苌弘道：武乐与韶乐孰为轩轾？苌弘道：武乐为周武王之乐名，韶乐为虞舜之乐名，若以二者之功业论，舜是继尧之后治理天下，武王伐纣以救万民，皆功昭日月，无分轩轾。然则就乐论乐，韶乐之声容宏盛，字义尽美；武乐之声容虽美，曲调节器却隐含晦涩，稍逊于韶乐。故尔武乐尽美而不尽善，唯韶乐可称尽善尽美矣！
对于苌弘博学施教，孔子称谢不迭，并于次年前往齐国聆听了韶乐的演奏，乐得手舞足蹈，如醉如疾，“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与苌弘的会晤，史称“访弘问乐”。其六艺（礼、乐、书、诗、易、春秋）中“乐以发和”思想即源于苌弘的乐学理论。
师襄
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擅击磬，也称击磬襄。也有一说是卫国乐官，亦称师襄子。
《史记》里说他“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师文（春秋时郑国乐师）曾从他学琴，《史记·孔子世家》、《韩诗外传》也都说孔子曾从他学琴，是孔子的老师之一。
老聃
老聃，即李耳，字伯阳，世称老子，又叫老聃。春秋时期陈国人，出生在河南鹿邑县东。早年担任东周守藏史（相当现今的图书馆馆长）。后因为周朝发生叛乱时，大量典籍被带到楚国，而被免职。
随后又到鲁国生活多年，与孔子来往较多。孔丘曾经适周问礼于老聃，向他学过周礼。后来不忍见周朝衰落，西出函谷关，守关的令尹（官名）听说他很有学问，就让他写书，于是就有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道德经》。
他在这部书中提出“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应当不干涉人民的行为，不用教育，让他们自然发展。
他是道教的鼻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儒教创始人孔丘。在封建社会中，他的思想有时取代儒学的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潮流，魏晋时的玄学在中国的盛行，就是明证。
韩愈的文学主张
1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2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3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5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6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练，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2．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3．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