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从监察御史任上被贬到阳山（今属广东），新旧《唐书》都认为他是因为议论宫市扰民问题而得罪。按：韩愈的《赴江陵途中诗》自叙其中的原因很详细，他说：“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为韩愈所作的神道碑写道：“关中大旱，饥荒严重，饿浮遍地，官吏仍勒索百姓以求恩宠。先生上疏说京师为天下根本，百姓遭灾如此严重，请求朝廷减少摇役，免去田租。执政者因此很憎恶他，于是将他贬出京师。”由此可见，韩愈被贬显然并不是因为议论宫市之事。神道碑另外又写了三件事说：“韩公任河南（今洛阳）令时，魏州（今河北大名）、郓州（今山东郓城县）、幽州（今北京市）、镇州（今河北正定）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韩公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布署官吏，事先中断他们与人民的往来，等天明就上报朝廷公布，四镇的留守官员十分惧怕，立即恳求韩公不要上报。此后郓州留邸果然谋反，还妄图血洗东都（今河南洛阳），以响应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阳一带）、蔡州的叛乱。等到韩公跟随统帅裴度任行军司马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人蔡州，必能擒获吴元济。裴度未及实行，李朔心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人蔡州，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公惋惜。韩公又对斐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以用言辞说服，不必使用兵力了。于是找到了布衣柏耆，亲自口授了致王承宗的书信，让柏耆笔录下来后，携信进人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慑于兵威，就上表请求割让德、棣二州献给朝廷。”李翱作韩公行状，所记与上述大致相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此事，而且把收服镇州，完全归功于柏耆，难道是未曾见皇甫湜的文集吗？《资治通鉴》也只是说柏耆以计策进见韩愈，韩愈替他禀告裴度，写了一封信派柏耆前去镇州罢了。
论韩公文
【原文】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杨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抵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似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译文】
刘禹锡、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都极为诚恳地称赞韩愈的文章。刘禹锡的诗说：“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李习之的诗说：“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他又说：“韩公常认为从扬雄以后，就没有真正的作家出现，他所作的文章未曾模仿过前人，却总是能与前贤并驾齐驱。有志于学习古文的年轻人没有不把他的文章看作楷模的。”皇甫持正说：“先生的文章，无论什么形式，都十分高妙。他深入钻研《六经》的精髓，掌握圣人权衡事物的观点，与天下作家为友，坚决抵制异端邪说，以扶助孔子，捍卫伟大的儒家经典。他的思想包古含今，无边无涯。他的文章笔势雄健，词藻华丽，震惊天下，内容的充实填密，章句的妥贴美妙，登峰造极，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从周代以来，仅此一人而已。”又说：“先生作文章，立意、语言似乎都是出自天然。他学习孔子、孟柯并以文章发扬他们的思想，鲜明壮美，是唐代散文的大家。”又说：“先生的文章，如长江秋天的洪流，一泻千里，气势磅礴，但如用于灌溉，则可能是不适用的。”这一点如同不了解韩公似的。李汉说：“韩公文章的奇诡如蛟龙在飞翔，文采如是虎凤跳跃，语言锵铿有力如韶乐鸣奏，文章像太阳那样光芒四射，像宝玉那样晶莹璀璨，表现出孔子的思想，周代六经中的感情，千姿万态，最终是对道德仁义的润泽、表现，这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对韩公的推崇可谓到极点了。及至苏东坡的《韩文公庙碑》一问世，所有的评说都销声匿迹了。苏东坡说：“一个普通的人却成为百代宗师，说出一句话能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和天地的化育万物并论，和国家命运的盛衰有深切的关系。从东汉以来，儒道衰丧，文风败坏，经过唐朝贞观、开元两个盛世也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谈笑着挥斥邪说，天下人狂热地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重新回到正道上来。他的文章使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得到振兴，他宣扬儒道，把天下人从沉溺中拯救出来，这难道不就是赞助天地、关系盛衰、浩大独立的正气吗？在碑文后面，苏东坡又写了一首骑龙遨游白云乡的诗，慷慨激越，直追《诗经》中雅、颂的风格，正是所谓的如捕龙蛇，搏虎豹似的。苏轼的语言，气势真大啊！
治生从宦
【原文】
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译文】
韩愈的诗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而经营家业与做官，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没有人能兼得的。张释之用钱财买了个郎官，十年不能升迁。他说：“长久做官耗费了兄仲不少财产，却又得不到升迁，真是太窝囊了。”于是打算辞职回家。司马相如也是用钱买了个郎官，因生病免官后，家里很穷无法谋生，不得已跟随老朋友到了临邛。等他带着卓文君从临邓回到成都时，家里穷得只有四壁空立而已。
真宗末年
【原文】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它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吏侍。”更无它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云：“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案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褷，褷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译文】
真宗晚年长期有病，上朝时不多说话，所下命令有时不够周密。以前有些笔记杂传多认为是权臣假传圣旨。其实不然。钱惟演（溢文僖）在翰林院学士任上，有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笔录》一部，记载每天琐碎细小的家事和奏答皇上的话，还有他所听到的话，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如下：寇准罢相那天晚上，钱公值班起草制书。皇上问：“给寇准什么官合适？”钱回答说：“王钦若最近罢相出去，授给太子太保衔。”皇上说：“再高点儿是什么职务？”钱回答说：“太子太傅。”皇上说：“给寇准太子太傅衔。”又说：“另外，再给他一个优厚的待遇。”钱惟演回奏只请封寇准为国公。当时枢密院有五位长官，而中书省只有参知政事李迪一人。一个多月以后，真宗召翰林学士杨大年，命令说：“冯拯授吏部尚书，李迪授吏部侍郎。”别的什么也没说。杨大年回奏说：“如果只升官，应当是中书省起草制书。枢密使、平章事的任命，才需要翰林学士院下达制书。”皇上说：“授给他们枢密使、平章事。”杨大年对皇上的旨意也很忧虑，可是又不敢再次询问，提出不同意见，只好退下来起草制书，任命李迪为吏部侍郎兼集贤殿大学士，冯拯为宰相兼枢密使。又过了四天，皇上召见知制浩晏殊，晏殊退下去后，才召见钱惟演。皇上问：“冯拯的事如何商量裁决？”钱回答说：“外面议论很好。只是枢密院竟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政事堂）依旧只有一员，因此外面的人感到怀疑惊讶。”皇上说：“那怎么安排呢？”钱惟演回奏说：“如果再让冯拯人中书，就是表明原来错了。只有在曹得用、丁谓两人中选一个过中书省去，却不妨事。”皇上说：“谁可以？”钱回奏说：“丁谓是文官，应当进人中书。”皇上说：“就让丁谓人中书。”钱就奏请授丁谓同平章事，又奏请让他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馆）。又请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说：“授给平章事。”
按：真宗末年大规模的授职、拜相，原是真宗开的头，至于如何更改变动，其权柄则是掌握在词臣手里，他们可以舞文弄墨、营私舞弊，皇上却毫无察觉。寇准罢相四十天后，周怀政事件才发生。温国公司马光的《沫水纪闻》、苏辙的《龙川志》、蜀国公范镇的《东斋记事》都误以为寇准因周怀政的事情而被罢相，其实都是错误的。我曾把钱惟演的《笔录》给李熹看，他在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时采用了，却又误以为皇上召晏公那天为寇准罢相之日，这也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