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曹操首开的这一内官带外职的先例，且又是丞相带外官的做法，不但为当时曹魏政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两晋以后直到整个北朝各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较好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启示。后来的中央朝廷主要文官官吏如尚书令、录尚书事、中书监，武官如都督中外诸军事带京师地区的都督刺史成为制度。如东晋时，王导领扬州牧；康帝临死时，任命何充“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其余如庾亮、王谧、殷浩等，或录尚书，领扬州；或“参综朝权”，为扬州刺史。宋徐羡之，永初三年，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刘穆之卒，高祖命以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宋武帝刘裕临死时专门下诏：“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王弘入为相，领扬州刺史”。齐高帝萧道成，在称帝前，“加……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梁临川王宏，天监八年（509年）任扬州刺史，天监十五年（516年）升任中书监，仍领扬州刺史，等等，均是沿用这一惯例。扬州因处神州要都，不仅是朝廷控制地方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威胁朝廷的重要资本。故而当宋始安王休仁被宋废帝猜忌时，首先上表要求解除的职务是扬州刺史。实行这种兼任制度，皆因地方权力膨胀，中央集权弱化。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采取中央最高行政长官，直接控制中心州区或重要州区行政权，无疑是一个好办法。这种做法是魏晋以前所从未有过的，也是魏晋以后直到南北朝从未中断过的。
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地方州郡牧守叛上，对一些重要州郡的州郡牧守，实行“任子”制度，即送儿子入朝做人质。曹魏时，要送子到邺郡。朝廷对地方一些有叛离苗头的州郡牧守，经常采用组织调换的方式来进行。文献中经常用“征”的组织处理方式来进行。这种形式既是检验地方州郡牧守是否忠诚朝廷的灵验方法，又是激起地方州郡牧守起兵叛上的催化剂。“征”的处理方式经常采用内调升职，或迁调他州，使州郡牧守失去其原来所在州积累起来的对抗朝廷的军政力量，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被朝廷猜忌的州郡牧守举兵叛上，多数是在朝廷下诏内“征”时发生的。如曹魏末期的淮南三叛、东晋明帝时期的苏峻叛乱等就是这样。
但是，在朝廷尽力控制地方州郡的同时，又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对一些边郡太守则予以特别的权力。如曹魏政权下的魏兴郡，地处魏蜀交界处，最难控驭。为确保其不致弃魏投蜀，不但不轻易更换太守，且能“专威疆场，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不过，这只是一时之计。州还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以“教”的命令文书，向郡县传达自己的政令。《晋》卷42《唐彬传》载：“元康处，拜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下教曰……”卷61《华轶传》载，华轶在江州作刺史时，下教设儒林祭酒之官。
二财政权上：财分大府小府，利权统归于上
三国、西晋时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关系上，主要表现为：中央尽力收回各种财权，集中管理；地方想方设法创利自肥；钱粮盐铁之利朝廷悉收；州郡牧守财政保留小府。
三国时期州郡牧守的财政与中央财政，在机构上有大府、小府之分。这个观点在现有文献中，还不能找到更多的证据。但是，如果联系汉代的一些史料，与三国时期的一些文献记载一起分析，便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在《从少府职掌看秦汉封建统治者的经济特权》一文中讲道，西汉时期中央主管财政的机构，有大小和“公”“私”之分。大之“公”者为大司农，小之“私”者为少府。接着，他又说：“当时不仅中央财政这样分设‘公’‘私’两个税收、财政机构，而且封君、将军以及郡守、县令也同样设置。”他在详细考证了少府的起源和演变之后，举例说，汉代初年，魏尚作云中郡守，收军市租作私养钱，以私养钱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以收人心。西汉景帝末年，文翁做蜀郡太守，曾经选派蜀地郡县小吏到京师求学，“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赉计吏以遗博士”。这些都说明，在汉代郡守有自己的少府财政。而州在西汉一直没有地方政府化，因此，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财政。
东汉以后随着州开始变为地方常驻机构，没有固定的财政支持是不可能的。进入三国以后，则可以确切地看到小府、大府的记载。曹魏正始初，田豫领并州刺史，曾受胡人献金，“胡去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这里的“皆悉付外”是指将胡人的献金全部上交州外府财库，即属于朝廷专管的财府。田豫不将胡人献金据为己有而全部上交州外府，受到朝廷的褒奖。朝廷赐田豫绢五百匹。“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后胡复来，以半与之。”这里的“小府”，指的是属于州刺史田豫自己可以支配的府库。田豫在并州作刺史，州中财政有小府、外府之分。小府之藏为刺史所可支配之财政，外府为朝廷府库，州无权随意动用。内外库之分，两晋时期依然如此。东晋安帝时期，吴隐之做广州刺史，“清操？厉……帷帐器服皆付外库……”刘裕，东征西讨，“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南齐时，豫章文献王萧嶷，“薨后，第库无见钱”。这里的“第库”亦即内库。这种州财政实行小府外府制度，实际上正是汉代以来，地方与中央在财权划分上实行少府和大府制度的继承。只可惜上述资料对这个问题的记述不太直接。
州郡的财政来源，首先是朝廷的划拨，只是由于载记有缺而不清楚是什么比例。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刘琨任并州刺史。“上尚书，请此州谷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朝廷许之。”这是一次巨额的财政调拨。其次，州郡可以自筹资财。三国西晋时期，州郡大都能自筹相当数量的财利供自己支用。建安初，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官民有畜”。其屯田收入中相当部分，可由扬州府自己支用。《三国志》卷27《徐邈传》载，曹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谷，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可见徐邈在州内，通过开发盐业，兴修水利，实行屯垦，获取财利，不但为州中军用提供了财政支持，还可以利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进行经营获利，供州中开支。各州郡可能都有部分山林川泽之利归地方所有。如西晋末，刘弘为荆州刺史。“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渔猎。”弘到州，下教改变前制，与百姓共利。另外，各州郡县的市租可由自己支配。西晋末，庐江郡方正杜夷，在永嘉之乱中回到家乡。扬州刺史刘陶要求庐江郡细心照料，并特别提出：“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廪，勿令阙乏。”这个记载表明，各地方政府的商业交易税收入，可由自己支配。
不过，三国西晋时期，中央在给予地方一定财权的同时，又对地方财权以很大的限制。这主要表现在：1.州郡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家赋税征收标准，“不得擅兴”。2.地方政府无权随意动用州郡所藏国赋。前述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刘琨到并州作刺史，赴任时，两手空空，而并州府库财储巨万，而要想使用，必须奏请。3.朝廷垄断盐铁财利，地方不能染指。三国西晋时期对于盐铁重利，继续实行汉以来的国家专营制度。曹魏政权在建国之前，就在关中镇守卫觊的建议下，派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由国家专断盐利。刘备进入益州，设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东吴政权则在本国设司盐校尉和司盐都尉，主管国内盐政。西晋政权代魏之后，设度支尚书主管盐务，成为朝廷一大利源。朝廷直属的州郡地区，其金银盐铁铜锡等手工业冶铸之利，归国家所专有。即使是诸侯封国中的“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这对于东汉时期，郡国盐官、铁官“皆属郡县”，是一大变化。4.郡国御调。这是曹魏政权下，对地方郡国规定的一种行政命令性的资财供奉。此制，在西晋泰始元年（265年）省罢。
不过，也时有特例。西晋惠帝永康二年（301年），益州流民李特、李流发动起义。新任益州刺史罗尚前去镇压，屡为李特所败，军粮用罄，告救于荆州刺史刘弘。“弘移书赡给，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文武匮乏，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尚。弘曰：‘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刘弘送米给罗尚，没有奏请朝廷，完全由自己决定。从提供的数量看，州府纲纪找借口想只给五千斛，刘弘却决定给三万斛。这是一笔大数量的财赋支调，也是由刘弘独自决定的。从情理上看，刘弘是为国担忧，帮助友军，如果置之不理，不但罗尚会失败，荆州也会因此面临危险。从制度上讲，这是违规的，然而，刘弘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被史家所称道。这或可说明，州刺史对州内府州资用，在必要与合理的情况下拥有适当的支配权。
三军事权上：都督领刺史，以军代政；
州郡皆置兵，军政一体
三国、西晋时期由于连绵战争、政权禅代等原因，中央朝廷和地方州郡在军权关系上，集中表现为：中央极力控制军事，并取得了基本理想的效果；地方拥有大量武装，对朝廷构成重大威胁。
东汉末，由于黄巾起义、军阀割据，为统一控制军力，曹操首先在军中实行都督统军。曹丕代汉后，一方面要不断地对吴、蜀作战，同时又要守边御外，开始在中央驻地方的军队中，使都督主军制度化，称都督（监、督）某州（郡）诸军事。都督成为中央驻地方军队的最高武官。又在中央设立都督中外诸军事和五兵尚书，作为统领全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和最高军事行政领导。这是对秦汉以来，中央军事领导体制上太尉主军制度的重大变动。都督制实行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绝大部分时期。都督制的实行使得州的地位又有所降低。都督制实行以后，朝廷对州与都督的关系实行的是“以州帖府（军府）”，镇将领州。这一制度的实行，使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东汉郡国罢兵制度，到三国时，由于频繁的对外战争也被取消。州郡开始大量置兵，由州刺史、郡太守统领。于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就形成主要由中军（包括驻扎在地方的中央直属武装力量和驻守在京师的宿卫部队）、州郡兵、各带兵将领、刺史、郡守自己的私兵部曲等三部分构成。其中，中军很大部分驻扎在地方，由都督带领。都督诸军事又经常兼领都督府所在州的州刺史。于是，中军、州郡兵、州刺史、郡太守的私兵部曲等三种武力，因驻守之由和战争需要而合为一体。面对这样的武力组成，三国西晋政权，分别采取以下措施：借军事，制行政；以朝廷，制地方；用宗室，制异姓；拆督区，分强势；建封国，作屏藩；设军司，监征将；罢州兵，弱州郡，来保证朝廷对军权的绝对控制。
（一）借军事，制行政
面对地方很强的军事实力，三国西晋政权，在对地方的中央驻军实行都督制管理的同时，又让都督兼领都督府所在州的州刺史，使得重要州区的行政领导权，也统一集中到都督的管制之下。如果我们翻开《晋书》的本纪部分，就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都督的任命记载特别多，而很少见为某一刺史任命而把它记录下来的。同时，又让州刺史、郡太守兼挎将军号，从而使州郡长官的军事职掌也受控于都督。这样，朝廷通过都督制，达到节制地方武力与行政的目的。
（二）以朝廷，制地方
为保证朝廷对地方武装的绝对控制力，三国、西晋两政权都大力加强中央宿卫武力。曹操在挟天子令诸侯的同时，立刻组建中领军、中护军等军事宿卫力量，作为他的中央禁卫军。另有大量的中军驻守京师，作为以中制外的武力基础。西晋政权建立以后，禁军体制沿袭曹魏，而规模又大大扩展。有所谓的六军（中领、中护、右卫、左卫、骁骑、游击）、四军（前、后、左、右）、六营（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翊军）及城外三十六军，总数曾经达到过10万人。而且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央宿卫军的将军，都由皇帝的亲信或宗室担任，以确保朝廷能够震慑地方。不但如此，中外主要武官的选授、州郡行政的主要参佐任命大权都在朝廷。如武官选授权，在中央宿卫军武官--中护军手里。这样就保证了所选武官完全听命于朝廷。同时，在军赏上，也采取中军与地方武装不同的奖励方式：中军重赏不迁，地方武装则少奖，或不奖，以此有意贬低地方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