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上本来没有病，人一多，病就出现了
1918年至1919年大流感如狂飙一样在整个地球划过，其迅猛程度、其凶悍之势，连黑死病也相形见绌，毫无疑问地稳坐人类瘟疫史的头把交椅。
对于身临其境的人们来说，这场大瘟疫，让他们最为吃惊的并非这场大流感的凶猛程度，而是它为什么会出现。
在二十世纪初人们的固有思维中，二十世纪应该是人类的黄金世纪，从古到今，人们认为，疾病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存在的，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最终会征服所有的疾病，进入一个没有疾病的年代。十九世纪是人类对疾病的征服世纪，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很多烈性传染病的致病源被确定，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也陆续被发现，给了人类巨大的信心，人们有理由相信，最黑暗的瘟疫年代已经过去了，未来是光明的。
但是，大流感的出现让这种信心一刹那化为乌有。瘟疫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
于是，在大流感面前和大流感之后，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为什么大流感会在二十世纪出现？
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错了，错在他们对疾病的认识上。
鲁迅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在疾病上：世上本来没有病，人一多，病就出现了。
远古的人类是没有疾病的，考古学证明远古的人类几乎不存在现代医学史认定的任何疾病，死因除了各种意外以外，就是营养不良。这说明疾病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达到一定程度后陆续出现的，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天花、鼠疫、流感、艾滋病等传染病并不是人类一出现就在人类中存在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演变才在人类中流行的。这一点可以用美洲土著居民为例，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并没有上述这些在旧大陆流行了数千年的传染病，这些传染病都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而进入人类社会的，是人类社会的毒素。
但是，传染病在人类中出现，也有它的必然性，这是和人类的高度社会化分不开的，是人类靠自己的力量违反了自然的准则。
到了最近几千年，由于技术的进步，人口迅速膨胀，使自然不可承受，这才是疾病出现的前提条件。以中国人口为例。公元初汉人口达到将近六千万，其他朝代除了南宋人口上亿以外，到了清朝这个基数才稳定下来。欧亚大陆的情况莫不如此。传染病正是从公元前后开始频繁出现的，这是自然界对人口膨胀的自然反应。
传染病，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作为流行的基础。远古时代十几个二十个猎人在一起游荡，一旦出现传染病，至多是这一群人死绝，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行病。只有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以后，疾病才能够大面积传播。
人口增加，人们就要不断地大幅度地进入未开垦的土地，和各种野生动物的接触也会越来越多。人在进化和适应，野生动物和微生物也在进化和适应，最近几千年，动物和微生物在生存上主要适应的就是人类。尤其是微生物，要靠宿主才能传宗接代。地球上到处都是的生物种类只有人，能够在人身上繁殖的微生物最容易生存下来，于是很多原来在动物身上繁殖的微生物经过变异来到人身上，其中就有传染病的病源。
人群之间的交往是传染病得以出现和猖獗的另外一个原因，到现在为止，隔离是对付传染病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办法。人群之间的交流一方面催生新的致病源，另一方面使传染病得以流行开来。早期的传染病绝大多数源于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人类交往的中心，比如中东和小亚细亚，就是因为这些地区是人类贸易的中心通道。
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全球化的发展史，旧大陆多次民族大迁移，就是全球化的现象，大航海时代开始后，天涯比邻，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也就更有利于疾病的传播。
在各种传染病中，最得益于全球化的是流感。
2.自然的威力
传染性疾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数千年以前的古人的眼中，则是另外一种境界。
在现代人眼中，传染病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是自然界的某种东西影响了或者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得病是被动的行为，不能被主观意愿左右。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传染病是由人内在的因素造成的，是人主观的原因导致的身体不正常，是人主动的行为，是能够被主观所左右的。
这两种观点直接影响着人类对待传染病的态度，一种是努力寻找答案，努力寻找战胜或者预防传染病，另外一种是致力于自身的修养，或者在神巫中寻求解脱。
第一个把疾病和自然对人体的影响联系起来的人是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正是在希波克拉底生存的年代，出现了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大瘟疫——雅典瘟疫。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城中突然爆发瘟疫，大批居民死亡，瘟疫导致雅典社会结构崩溃，盗窃、谋杀和抢劫横行，灿烂的雅典文明从此衰败。
正是这场瘟疫，让希波克拉底意识到大自然的威力，无论人们怎么祈求神灵，瘟疫依旧横行。造成这场瘟疫的可能性很多，其中最为可能的是流感。
Influenza这个名字诞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658年，黑死病刚刚离去，威尼斯流感大流行，六万人死亡，惊慌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行星带来的厄运所致，所以将这种病命名为Influenza，意思即魔鬼。这个名称被一直沿用下来。1918年西班牙流感更只能用魔鬼来形容了。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这种病毒又非常容易变异，每隔一段时间，人的流感病毒会和动物的流感病毒杂交出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造成全球范围的大流行。人类历史上共有五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836年至1837年，1889年至1890年，1918年至1919年，1957年和1968年。
即便是没有新型出现，每年流行的病毒株也会变异，最近一次是在1999年11月至2000年4月，欧洲、美洲、亚洲均有中度以上流感爆发流行，其中最为严重的为法国，流行高峰时发病率达每十万人861人感染。北京1998年至1999年流感流行期间，流行高峰时发病率高达26.49%，非高峰期也有10%的发病率。美国每年有三万到六万人死于流感。
流感病毒的特性与病毒表面上的两种蛋白质有关，一种是红细胞血凝素蛋白（H），一种是神经氨基酸酶蛋白（N）。人体免疫系统是针对这两种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的，根据这些蛋白质的差异，我们可以把流感病毒分成许多种亚型。流感突然暴发，迅速蔓延，涉及面广。每次流感的流行都会在人群中总要造成不同程度的超额死亡，死亡者多为年迈体衰、年幼多病或患有慢性疾病者。最近的两次流感大流行都在全球造成约一百万人的死亡，十九世纪的两次流感大流行也是如此，然而西班牙流感则与他们截然不同，可以说是人类面临过的最凶狠的敌人。
从人类疾病史上看，流感直到近代才成为严重的威胁，在古代，流感并没有像天花、鼠疫那样可怕，究其原因，一来可能是因为流感的流行借助于人口爆炸和全球化的较高程度，二来相比于鼠疫、天花，流感属于头疼脑热般的年年发作，人们一到冬春就发烧咳嗽，比鼠疫和天花更像是自身免疫能力的问题。
流感之外，还有普通感冒，两者是由两种不同病毒引起的，过去的人们常常不能将两者区分，更多的人以为是受了风寒，没有将其和传染病联系起来，也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
如果从更高的层次看，无论是天花、鼠疫，还是流感，它们对于我们生存的地球来说，都起到了一种制衡的作用。
3.噩梦
雅典瘟疫后九百多年，另外一次大瘟疫出现了，就是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从公元541年开始的历时两百年的全球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查士丁尼被称为大帝，是东罗马帝国中兴之主，手下不乏能征惯战之将，眼看罗马的辉煌就要重现，541年瘟疫出现在埃及，次年出现在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和叙利亚成为疫区，然后是波斯。545年波斯人和拜占廷人因此不得不休战。这场瘟疫的死亡率极高，估计毁灭了东罗马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首都君士坦丁堡在瘟疫高峰期起码每天死亡五千到一万人。三个月后瘟疫消退，君士坦丁堡只剩下一半人口。
590年，瘟疫光临罗马，教皇贝拉二世病故。其后十年，瘟疫横行欧洲。直到746年，瘟疫再度蔓延帝国全境，拜占廷人和希腊人的死亡人数甚为巨大，此后大瘟疫才消失，前后计二百年。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第一波杀死了地中海东部四分之一的人口，估计这二百年间欧洲一共有两千五百万到一亿人死于瘟疫，在541年到700年之间，欧洲人口减少50%到60%。亚洲同样受到波及，隋唐数次征辽失利，很可能是为鼠疫所误，山东等地亦被波及。
这场大鼠疫出现之时，正是欧亚大陆人口第一次爆炸之际。以欧洲为例，罗马帝国时代，欧洲人口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已经超过了当时生产力能够承受的程度，导致人为地大规模破坏环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大鼠疫的出现打开了这个死结，到公元700年，欧洲只有二千五百万人口，公元800年，欧洲没有人口超过两万的城市，整个大陆陷入一种衰退状态。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使得欧洲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公元800年，欧洲80%被侵占的林地得到恢复。由于和外界交流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欧洲自查士丁尼大瘟疫结束后五百年没有大的瘟疫流行。
从750年到800年，欧洲进入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温暖的气候使得欧洲的田地变成了良田，公元1000年，欧洲开始从谷底回升。到了十一、十二世纪，欧洲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比罗马帝国末期增加了一倍。农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欧洲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其结果就是婴儿潮。从1000年到125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三倍，1300年欧洲人口达到七千五百万到一亿之间。人口的增长造成大城市的出现，森林面积急速下降，欧洲的生态环境再次恶化起来。
1331年，鼠疫再一次开始流行，先在中国大流行，然后于1348年到达欧洲，三年之内，杀死了欧洲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因此被称为黑死病，是人类第二次鼠疫大流行。这场流行不仅重创了欧洲，也横扫了亚洲和北非，其后反复出现，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彻底消失，所杀死的人口起码在一亿以上。
黑死病过后，欧洲的生态环境再次得到恢复。其后的一百五十年里，每隔六到十二年，这个大陆的某个不幸的地方就会流行一次鼠疫，就好像一只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非常有效地把欧洲人口控制在很低的水平。
1500年以后，黑死病变成每十五到二十年出现一次，欧洲的人口终于从谷底回升了。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罗马很快成为当时的现代化城市，城市的人口接近黑死病之前的水平。于是较大的鼠疫流行就出现在这些城市里，每一次流行起码能杀死20%的居民。威尼斯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居民统计资料，1624年该城有居民142804人，1630到1631年出现鼠疫大流行，只剩下98244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1651年到1653年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大鼠疫杀死了45%的居民，甚至还有的城镇居民死亡率达到80%到85%，比黑死病时期的死亡率还要厉害，因为那时只杀死36%的居民。
黑死病像一场摆不脱的噩梦，成为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动力之一，为了摆脱黑死病巨大的阴影，他们走出欧洲，跨过大海，也走出了人口与自然之间循环反复的死结。
鼠疫所表现的是一种暴虐至极的狂暴，另外一种传染病则是慢工出细活，更为有效地控制着人口增长的速度。
4.平衡的武器
1520年，正在应付西班牙及其盟友的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兹提朗突然爆发瘟疫，包括皇帝在内，死者甚众，瘟疫很快蔓延到其他城镇，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军事和经济基础，导致阿兹特克帝国因无法抗敌而灭亡。
这场瘟疫是由一名死在特诺兹提朗的黑奴带来的天花病毒引起的，它不仅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而且还传播到南美的印加帝国，导致包括皇帝和众多贵族在内的二十万人死亡，也导致了印加帝国内战，给了西班牙人可趁之机，强大的印加帝国同样亡于天花。
以墨西哥为例，欧洲人来到后的一百年间，土著居民数只剩下10%，天花起到了种族灭绝的效果，为欧洲人大规模殖民美洲创造了条件。
天花的这种大规模杀伤能力只是一次意外，其原因在于流行美洲的天花病毒直接来自人类和病菌的起源地非洲，对于基因相对单一的印第安人的杀伤力太大。就天花本身来说，它起的并非这种强烈的杀伤作用，而是收到了细水长流的效果，因为天花不同于鼠疫，鼠疫可以在啮齿类动物身上存活，天花则只能在人身上繁殖，所以天花的流行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口为基础，而且是从来没有感染过天花的人群。
天花和鼠疫不一样，它是由病毒引起的。人被病毒刚刚感染以后没有任何症状，通常在第十二天开始发病，病人高烧、头疼、肌肉痛和呕吐，到第十八天，全身出现斑点。如果病毒攻击心、肾、肝、脑、肺等重要脏器，病人在一个月以内就会死亡，病死率为三分之一。存活者有六分之一单目或双眼失明，每个人身上都留下永久性的斑点，也就是麻子，除了少数人以外，多数人因此显得非常丑陋。
得过天花以后人获得终身免疫，不会再得天花。所以天花在人群中的流行是有间隔性的，一次流行中，这个地区很大比例从来没有感染过天花的人感染了天花后，病毒流行因为缺乏感染对象而终止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天花再次光临时，虽然成人大多具有免疫能力，但是儿童从来没有接触过天花，于是天花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各地旅行着，而且主要以感染儿童为主。为了生存，天花病毒的感染力极强，1970年德国的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天花病人，造成十七名住院病人被感染，其中一名和该患者隔着三层楼。专家用特殊仪器进行调查，发现天花病毒可以随着空气经过走廊上楼。
由于天花的存在，人类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没有得过天花就不能算成人。
1798年，英国的乡村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疫苗，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人类从此进入了征服疾病的时代。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努力，人类终于彻底消灭了天花。接种牛痘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征服疾病的行动。即便是在有了牛痘疫苗之后的一百七十多年间，全球仍然有六到十亿人死于天花。在控制全球人口增长上，天花是最有效的武器。
就在牛痘疫苗刚刚诞生、人类踏上和传染病决战的征途不久，1816年印度爆发了由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大流行，由于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概念，得病和死亡人数众多，而且疾病很快传到中国。从那时起到1937年，中国共发生十次鼠疫大流行，最初的几次，在江南等地均能造成8%的人口死亡。霍乱从亚洲很快传播世界，被称为十九世纪的世界病。
十八、十九世纪，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细菌性传染病——结核病，以慢性的形势夺取很多很多的生命。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二十岁到六十岁的成年人中，患结核的达97%。死亡的人中七分之一是死于结核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人类在和传染病的战斗中一败再败，不仅没能有效地控制天花，而且还出现了霍乱这种新的烈性传染病。
就在人类征服传染病的信心几乎消失殆尽的时候，奇才出世，十九世纪下半叶因此成为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
5.一时瑜亮
十九世纪上半叶，现代医学领域是法国人的天下。法国医学重视观察，通过对疾病自然进程的观察来寻找控制和治疗的方法，这正是基于琴纳发现牛痘苗的成功经历。
琴纳的时代，对天花的病因并不清楚，免疫学还没有出现，但琴纳硬是靠观察，总结出得过牛痘就不会再得天花的事实，通过人工接种牛痘，成功地预防天花，这比实验科学超前一百年。其出发点并非要考虑究竟什么才是引起疾病的原因，他只要能治能预防就成。法国医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巴黎成为世界医学之都，成为各国医生前来进修之地。法国医学学派在科学不太发达的年代对疾病的控制和治疗很有效果，但长此以往，对病因永远不了解，也不可能真正地控制和消灭疾病。
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医学开始兴起，这个学派和法国学派走相反的道路，强调实验，先找到致病的原因，再去寻找治疗的方法。这种追根究底的思路路途漫长，但一旦找到原因，治疗上的问题就很可能能迎刃而解，在效果上更为一劳永逸。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了解病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德国医学很快取代法国医学，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法国医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持续衰弱。
法国医学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因为促使德国医学兴盛的是一名法国人，而且是一名法国医学界不用正眼瞧的人。
十九世纪有很多伟大的发明，其中应用最广泛也最被低估的一项是1862年4月20日发明的，叫巴氏杀菌法，直到今天还用在牛奶的灭菌上。这个划时代发明的拥有者是法国人路易斯·巴斯德。在《影响世界的100个人》中，巴斯德名列第十二，仅位于穆罕默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圣保罗、蔡伦、谷腾堡、哥伦布、爱因斯坦、马克思之后。
巴斯德的主要科学贡献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取得的，其中最大的功绩是建立微生物学。从琴纳开始，陆续有人提出病菌致病的理论，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疾病是自然发生的。巴斯德用实验证明了细菌的存在并建立了灭菌的方法，使得病菌的存在成为定论。
巴斯德是个化学家，偶然地进入医学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他从事细菌学研究的初衷并非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解决酒变苦变酸的问题，巴氏杀菌法问世后，不仅酒不苦不酸了，各种食品也能长期保存了。因为认识到细菌的存在，他相信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某一种微生物在生物体内的繁殖造成的，如果把这种微生物减毒或者灭活，制成疫苗，就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巴斯德给了琴纳的办法以理论基础，并从一种微生物应用到多种微生物。
晚年的巴斯德集中研究炭疽和狂犬病。当时狂犬病的死亡率是100%，巴斯德团队从1881年开始研究狂犬疫苗，1885年在人体上实验成功。如此不世出的奇才，居然连医学院的教授都混不上，因为在法国医学界的眼里，搞研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1876年，德国东普鲁士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医生，发表文章表示发现了炭疽菌，并发明了从血液中提取细菌的方法，这位叫罗伯特·科赫的人和琴纳的情况相似，也是非专业研究人员搞出了重大发明。1880年，科赫调到柏林皇军卫生局，在那里大力呼吁广泛推广巴氏灭菌法，加热消毒外科手术器械，并继续健全微生物学方法，他于1882年发现结核菌。1883年德法联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研究霍乱，又是科赫首先发现霍乱菌，尽管后来发现1854年意大利科学家帕西尼已经发现了霍乱菌，但是无人重视帕西尼，科赫确实是独立发现霍乱菌的。短短几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科赫成为能和巴斯德并肩齐驱的微生物学大师。
1894年，香港大鼠疫，出身巴斯德研究所的耶尔森和科赫的弟子北里柴三郎代表两位科学巨人在香港展开了一场发现鼠疫病源的竞赛，竞赛以耶尔森的胜利告终，为法国人扳回一城，至此，烈性细菌性传染病的病源均被发现。
二十世纪，在人们眼中，剩下的只是等待治疗方法的出现，传染病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直到再无一病可传播。
西班牙大流感彻底粉碎了这个美好的梦想。
6.劫后余生
流感已经成为常见多发的传染病，在没有全球大流行的年代，流感也每年在各个地区流行，流感引起的肺炎是老年人的一大死因。在过去甚至现在，它也是婴幼儿的一大死因。流感的死亡率虽然不高，可是由于感染者甚众，高峰时会达到总人口的25%，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死亡率，其总数也很惊人。
各国政府和WHO对流感的重视，主要是因为1918年大流感的恐怖后遗症，担心再一次出现同样的灾难。
对于1918年大流感的死亡人数，人们一直争议不休，重点在两千万到四千万的死亡数字是否被低估上，因为当时统计资料非常不全，加上正值一战，也没什么人用心统计病死的人数。有人认为，仅仅印度就有两千万人死亡，因此数字的上限应该提高到一亿。不管是什么结论，1918年大流感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西班牙流感与其他几次全球流感大流行相比，有两个特点：首先，在和历次流感大流行相似的第一波春季流行后，夏季又出现了比其他流感大流行死亡率高五到二十倍的第二波流行；其次是死亡者主要为年轻人。
之所以发生第二波流行的原因，现在看来是在第一波流行中，病毒在人群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致命性变化，而对于为什么以年轻人死亡为主的现象则很难解释。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流感和肺炎的交互作用带来的，而肺炎主要感染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但是在这次流感中，欧洲和日本的女性死亡率同男性一样高，而印度女性的死亡率甚至比男性还高，这表明肺炎的影响并不是主要因素。
有人推测，在1918年的流感中，之所以老年人的死亡率很低，是因为这些人在1890年流感大流行中获得了免疫能力，但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而且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儿童死亡率低。
另外一种解释是，有免疫力的人一旦感染西班牙流感后，免疫系统开始发挥作用，大量的血细胞冲入肺部。也就是说，是免疫系统而不是病毒本身使人死亡的。
年轻人正是免疫力最旺盛的一群，因此死亡率最高。
西班牙流感的出现，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决胜阶段，美国的参战和苏德的停战，使得西欧成为杀戮场。可以说，如果没有西班牙流感的出现，一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还要对人类的文明造成更多的破坏。也正是西班牙流感，使一战不得不停止，因为双方的有生力量都被西班牙流感消磨得一干二净。
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来说，这一段经历是劫后余生，是生命中最痛苦的回忆，他们希望这段经历根本没有发生，也努力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科学家们则不能，责任感也不容许他们忘记。从1918年开始，科学界便背负了一个使命：
找到西班牙流感的真凶。
从现代微生物学的角度，只有找到西班牙流感的病源，才有可能研究出预防或治疗的办法，才是确保不再出现1918年大灾难的最佳手段。
正因为科学界认定1918年大流感会卷土重来，因此就必须在它再次出现之前揭开这次流感病毒神秘的面纱，这是人类和大流感的一场竞赛。
这场传奇般的竞赛，始于大流感正在猖獗不可一世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