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中枢机构，由最初的议政大臣会议为最高中枢机构，到顺治年间设立内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削弱王公贵族权力，再到康熙时设立南书房，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拟写谕旨，发布政令。压抑阁权，直至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掌握军国大政。内阁宰辅，名存实无；以及雍正元年（1723年）将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隶属于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取消六科奏事中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二十二道）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使自唐朝以来封国家监察机关“台”、“涑”并列局面合而为一，专制皇权不断得到加强，将以皇权为核心的清代封建专制主义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
《四库全书》
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后很重视搜集和编纂古代典籍，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编修书籍甚多，其中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荟萃群书，融贯古今，有一万卷之巨。到乾隆年间，清朝进入鼎盛阶段，国家富足，社会也较为安定，为更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全国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和本朝人的著作。谕令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以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360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昀、戴震等人。
纪昀是直隶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即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昀一手确定。他把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以举人身份而蒙特召人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检，靡间寒暑，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年至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自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13000多种，其中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稗乘，颇多“违碍悖逆”之词。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对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其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员对禁书之令不敢怠慢，于是在征书的同时，又大肆收缴禁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而且查禁的范围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还包括许多学士文人的文集、笔记、奏疏以及剧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时代有关抗击辽、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毁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对许多古籍中一些“违碍”的章节、段落和字句进行了削删窜改，使得一些珍贵典籍面目全非。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这部巨大的丛书集古今图书3500多种，共计79000余卷，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共四十四类，其中十五类下又分为六十五属。其基本分类为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类；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类；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共五类。所收书籍不但包括一般著述，还包括一部分丛书以及如《册府元龟》和《佩文韵府》这类的巨型类书和工具书。《四库全书》“以万千之遗书而汇为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惟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亦斯役之力也。”
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10200余种撰写了提要。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与影响。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即所谓《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内廷刊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得在全国广泛流传。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没有刊印本，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貯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栈、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天下第一贪官
和珅姓钮祜禄氏，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少时家贫，以官学生充銮仪卫校尉。因其机灵善辩，仪表堂堂，一次偶然机会，得到乾隆帝赏识，遂步步高升，以侍卫擢副都统，迁侍郎，入军机，授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赏戴双眼花翎，在乾隆后期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四年之久，成为乾隆朝最受宠信的权臣。其子因绅殷德尚公主，其弟和琳曾任四川总督，一门豪贵，势焰熏天，朝中文武争相奔走其门。
和珅本无才学，品行也不端正，惟靠善伺乾隆帝之喜怒以得宠，在其把持朝政的20多年中，公然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凡不附已者，辄借机在乾隆帝面前进行陷害，必欲去之而后快。朝廷内外，自督抚至于府县，皆以贿赂和珅为巩固自己地位和升官发财的途径。致使一生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成为清代最大的贪污犯。不仅如此，和坤还依恃乾隆帝的宠爱，出入宫廷，凡遇喜爱之物，则迳自占为己有；四方进贡之奇珍异宝，往往也是上好者落入和珅之手，次一等的方才献入宫中。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将皇位传给太子颙琰，改元嘉庆，自为太上皇，仍对和珅宠信有加。嘉庆帝虽心中对和坤极为厌恶，但碍于父亲，仍不得不勉强容忍，竭力周旋，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病逝，和珅失去靠山，嘉庆帝立即指使给事中广泰、王念孙，御史广兴、郑葆鸿等参劾和坤种种专权不法。初八日将和珅革职下狱，户部尚书福长安等也被指为和坤党附而革职拿问。十五日，嘉庆帝颁发诏书，宣布和珅20条大罪，命王公大臣会审，和珅一一招供不讳。十八日，令和珅于狱中自尽。福长安以党附和珅，命其至和珅狱中跪视和珅自尽后，押回本狱，定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已死，削去公爵，撤出太庙，并毁专祠；丰绅殷德因尚公主，留袭伯爵，余皆斥革；和珅亲信苏凌附、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皆降革有差；其余为和珅荐举或曾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
嘉庆帝治和珅罪，派人查抄其家产，其家产登记者共109号，已估价者26号，值银202000千多万两。当时清廷每年财政收入为4000余万两，而和坤家财仅已估价者即相当清朝全国五年的财政收入。所有抄没的财产，入国库者为数甚微，赏给臣下者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皆入于宫禁，故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清代文字狱
封建社会中，因文字著述被罗织罪名、酿成冤案的，称为文字狱。从明代开始，封建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文字狱的发生，也走向高潮。清朝取代明朝后，由于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为了镇压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反抗，清政府制造的文字狱也达到了顶点。粗略计算，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僧人函可作私史被流徒案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生员贺国盛上“笃国策”案，共发生有案可查的大小文字狱110余次，因之被杀、被流放者达二百余人之多。这些文字狱，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顺治初年到康熙末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狱，主要表现在部分明朝遗民、下层士人对清满洲贵族“以夷凌华”不满，从而在撰述中仍用明朝纪年，甚至诋毁清政权，遭致镇压的几件大案。顺治二年，僧人函可在自撰诗文野史中流露出留恋明朝、攻击清朝的思绪，被人举报，清政权将函可流放东北，禁止刊行其诗作。顺治十八年（1661年），浙江发生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庄廷《明史》案。浙江富户庄廷购到明末文士朱国桢所撰《明史》稿本，窃为己作，并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其中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政权为政朔，又有指斥清朝词句。被人告发，酿成大狱。已死的庄廷被剖棺戮尸，其弟庄廷铖等72人被杀，株连下狱的族人邻里达上千人。被害人中还包括江南名士查继佐、潘柽章、陆圻等多人。此案至康熙二年（1663年）才结案。康熙四年（1665年）江南人邹流骑因刊刻其师吴伟业著《鹿樵纪闻》被下狱，焚书。同年山东即墨文士黄培诗集中有怀恋旧明、攻击清朝诗句，黄被处死，2130余人下狱，江南名士顾炎武也被株连。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当时另一桩大狱。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明史馆修明史时，把明朝遗老记述收入己作《南山集》，根据安徽桐城文士方孝标《滇黔纪闻》议论南明史事，认为顺治朝不属正统。被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处斩，江南名士方苞、王源等大族三百余人或下狱，或流放东北为奴。
雍正朝为文字狱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康熙多位皇子之间发生夺位之事，雍正帝继位后便以文字狱形式翦除敌对势力，许多文字狱表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雍正三年（1725年）权重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引起雍正帝猜忌，抓住他奏折中“夕惕朝乾”四字写错，定下数十条大罪将其处死抄家。年氏朋党官员五十余人受株连革职。其中年羹尧门下幕僚汪景祺在所作《西征随笔》中为功臣受贬鸣不平，并有影射攻击雍正帝、诽谤满族的词句。汪景祺被处斩，亲族流放东北为奴。次年，年羹尧的另一幕僚钱名世因曾写诗吹捧年氏，雍正帝将其圈禁，特制“名教罪人”匾额加以羞辱。同年，内阁学士查嗣庭在任江西主考官时，雍正帝以其出试题荒谬，有“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是把雍正“正”字拆成“一止”；又有依附权臣隆科多，对康熙时《南山集》文字狱不满等罪状，将查氏处死，家人流放。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张熙投书案。湖南文人曾静令其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后人，劝其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位，杀兄屠弟的罪行。岳立即向朝廷举报，将曾、张拘捕。在审理中，查出曾静的思想是读了清初学者吕留良著作后产生的，宫中记述来自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禛、胤禟手下太监。于是雍正把吕留良的子孙及胤禛、胤禟余党尽行下狱。并发布多次谕旨，批驳对他的攻击，汇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广为刊刻发布。已死的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其余儿子、弟子多人处死，族人大批流放为奴。曾静、张熙作为自新之人释放，但乾隆时又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