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湖的名字，至今有多种说法。一说“慈堂湖”，大约跟佛教沾点边。一说“祠堂湖”，这一说多半出自大通第一大姓佘姓家族后人。说当初他们先人造佘氏宗祠时，为了让宗祠的位置建在一个理想的高度，就在这附近筑起一座山。如果这不是传说，单从湖的面积来看，这浩大的工程虽然比不上八达岭的长城，至少也是一个北京万寿山的缩小版。大多数大通人称这片湖为池塘湖。当然不是唐人诗中“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池塘，也不是东晋人诗中“池塘生春草”的池塘。它其实是一片湖，一片很大的湖。站在湖对面的山上，你会看到一条街都被映在了湖里，而站在湖这边看湖那边的山，整个山的倒影，包括老天主堂以及那一片建在山边的房屋也都在这湖里了。
但凡湖，多半是静止的水，但这湖里的水却是活的。这是因为它有两条通江的水道，到发水的季节，青通河里的水倒灌进湖里，就像给池塘湖来一次大换血，除了汛期，湖里的水总是清得见底，给人的感觉，口渴了，掬一捧立时就能喝下肚去。
前有青通河，后有池塘湖，这是上苍对大通人的恩赐，也是大通人特有的福气。
一般说来，大通人吃在青通河，用在池塘湖。池塘湖边有无数块麻条石，白亮而又光滑。每天清晨，差不多一个镇的女人都集中在湖的周围，池塘湖里就会传来一片清脆、激越的棒槌之声，这棒槌之声传到对面的山上，再折出一片回音，池塘湖于是就整个地活起来，动起来，也唱起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一位姓陈的镇长看中了池塘湖，他有意将池塘湖打造成一座风景区，他要在湖中建一座小岛，盖一座亭子，在岸边植上垂柳，建一座拱桥。但他的构想遭到一片批评之声。不甘寂寞的镇长把他的念头转而投往街道的改造上，他调来一千多名当时被管制的分子，这是一大批不花钱的劳力，于是，那大半年时间里，古老的街道上棰凿之声响彻入耳。五十多年过去了，那几万块挤压在一起的麻石方砖居然没有一块松动。当年的镇长以及那一千多名无价的劳动大军为大通留下一条坚固平整的道路，也是一条让很多当代人汗颜的工程，从佛的角度，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时，每到夏天，趁着父亲不注意，我就会溜进湖里。我也就是这样在与父亲的斗智斗勇中成为一个游泳好手。湖里总有永远也钓不尽的小鱼小虾，随便找一根竹杆，拴一根棉线，再弯上一根钩针，钩针上粘上面筋，要不了多少时间，柳丝上便有了长长的一串游鲳鱼。
还有扳虾，拆几块纱布口罩拼成一面面小罾，用竹杆撑持了，再放些炒熟的米糠，沿着河边一溜地摆下去。于是，你就只须沿着湖边来回地跑着，不停地打捞那些小罾，你就会有一个收获的黎明。菊黄秋夜，执一盏马灯，然后就静静地候在湖岸边，就像传说中的姜太公，要不了多久，那些河蟹便会从水里横横地爬上岸来。
冬天的湖上有一层厚厚的冰，约几个伙伴踩着噼叭作响的冻泥在河边撬冰砖玩，不时捡块石头朝冰上扔去，那石头像一只贴着水面飞行的水鸟，一直滑向远处的水中。有时，在冰面上砸一个窟窿，运气好的话，会有一尾憋急了的鱼蹦上岸来。
有一次，我目睹一个同学的父亲戴着手拷被人押到池塘湖边，是有人举报说他家里藏有一支驳壳枪，民兵们将他的家翻了一遍又一遍，仍然一无所获。在再三的逼问下，他只好说，他把枪扔进了池塘湖。我看到有人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他蹲在地上痛苦哭了起来。民兵营长接着发出命令，让放干池塘湖里的水，以找到治这人死罪的证据。但当时正是发水的季节，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知道，这一切都因为他小儿子玩的一种用钢管做的弹簧玩具枪惹的祸。
池塘湖里的水不算太深，但每年却总要吞进去一两个冤魂。有一些夜晚，从河边会传来一声声“喊魂”的声音：“回来啊，不赫哟……”我母亲也这样为我喊过魂，那多半是在我因高烧而说着胡话的时候，听着母亲的声音，我在一片昏诞中就想，我的魂究竟丢在哪儿了？
直到今天，只要我回到大通，我仍然喜欢顺着那条山边小路慢慢地走着，看着那一波绿水中倒映着的山或街道，我为当年的那位镇长为我们保留了这湖的一片原始而庆幸。
半斤猪肉又回春
一次在一个大学演讲，演讲完毕，接下来是互动时间。有同学问我：你的文学启蒙人或是启蒙事件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十一二岁时，我家隔壁搬来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姓高，在镇上的邮电所做话务员，女的姓朱，在镇上豆腐店做会计。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小夫妻，他们是双职工，家庭收入不算太高，但相比起其他人家，是相当不错的。小高念过高中，又喜欢舞文弄墨，被镇上人称作“秀才”，妻子小朱在街道业余剧团里是一名红角。整个夏天，镇上人几乎都是在街道上乘凉，街道中间留下一条空道，两边摆满了竹床凉椅之类，一整个晚上都睡在星星底下。小高会拉二胡，遇到他高兴了，就将二胡拎到街道上，呀呀地拉着《赛马》、《病中呤》或《金蛇狂舞》什么的，有时候是黄梅调，拉黄梅调时，他妻子小朱就跃跃欲试，不停地干咳着，有人就建议，小朱唱一个吧，你的喉咙好。小朱看看丈夫，小高就鼓励说，唱就唱一个嘛。小朱问，唱什么呢，大家就说，唱小辞店吧。于是小高引了一段过门，他妻子就唱起来：“听客人一番话珠泪下掉，好一似烈火烧身又把油浇……”小夫妻也有不高兴的时候，遇到不高兴时，屋子里天翻地覆，鸡飞狗跳，多半是因为小朱在业余剧团里的什么事，也是说不清楚的事，对于年轻的小夫妻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每当他们吵架时，门口就会围上一群劝架的人，其实多半也是来看热闹的。有一次小夫妻为了一件什么事闹了很长时间，闹到快要离婚的地步。有一天，小高下班时提着一挂猪肉，很远就听到他大声的说话声：“给镇广播站写了篇稿子，得了五角钱稿费，就买了半斤猪肉。”门口的人都羡慕地看着他，看着他手上的那半斤猪肉。进了门，小高又把那话重复了几遍。很快，高家屋里就被一阵肉香弥漫着，那一对年轻夫妻一个灶上，一个灶下，又开始了卿卿我我的日子。那件事后，我对小高崇拜得五体投地。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学会写稿子，我要用自己挣来的稿费给家里买上肉吃。等我上中学后，我的一个老师在他的粉笔盒上写了一句话：一支粉笔催人老。不久，另一个老师在那粉笔盒上续上一句：半斤猪肉又回春。因为这两句打油诗，两位老师在“文革”中被批得半死。听完故事，那位同学似乎很失望，说，原来你是为半斤猪肉而写作的呀？我知道他不信，也不屑，但我说的故事以及我当时的感受，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构。
鱼划子
青通河上有无数的鱼划子。鱼划子，就是渔船，但大通人习惯称这些船为鱼划子。
因为鱼划子，也有人称鱼划子上的人为“鱼花子”。花子，就是要饭的。鱼划子上的人长年漂泊，河上为家，所以人们把他们当作要饭的花子，当然有轻贱的意思。但鱼划子上的人不在意这些，他们在河里取财，过水上的日子，冬天缩在舱里，舱顶上盖着用桐油油过的船篷，风刮不进来，雨水也淋不进来，任舱外风声呼啸，舱里却暖和得很。夏天在船头上睡觉，河上凉风习习，没有蚊子，也没有老鼠苍蝇。鱼划子前舱后舱一年四季都被鱼妇拖擦得油光发亮，船舱里叠着整整齐齐的被子以及锅瓢碗勺，一切用物，就像岸上人家一样，船尾一眼缸灶，缸灶上架只锅，坐在船头上，就能生火做饭了。
鱼花子们就在这鱼划子上居家过日子，一代又一代。
一般说来，一年两期鱼季，上半年江，下半年河。鱼划子太小了，架不上罾，所以只用丝网和挂钩。他们能把丝网和挂钩一直下到很深的江底，下到渔船的大罾下不到的地方。虽然他们不会有渔船那样大面积的收获，但他们捕获到的，往往就是一条鲥鱼或是一头江鳖，这时候，他们的一条鱼就抵得上渔船的一筐了。到了下半年鱼季，青通河里几乎就被各种渔船塞满了，那些稍大的渔船往往被挤在河道上，进不得，退不得，船头扳罾的儿子怪船尾摇浆的老子，船尾摇桨的老子骂船头扳罾的儿子，父子间日爹骂娘，吵得不亦乐乎，鱼划子们暗自发笑，他们像一条活泼的鱼儿，趁着渔船不注意，就从他们的船舷边鱼一样遛过去了。遇到发大水的季节，石板街就成了一条水街，人们在屋子里搭上水跳，一家人就只好缩在水跳上，像一只只困兽。这时候，鱼划子就到了他们逞能的时候了。他们的鱼划子上装着新鲜的鱼虾，有时也有他们贩来的蔬菜，他们将鱼划子穿行在一条条水街上，穿行在一条条巷子里，就像鱼儿穿行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而又欢畅。那些平日里从不把鱼划子看在眼里的岸上人，这时候才真正觉得，他们是多么需要这些小鱼划子。
谁也不知道青通河怎么会有那么多鱼。河流专家说，大通与和悦洲之间的鹊江水流平缓，无急流险滩，青通河又与鹊江在大通交汇，所以最适合鱼类生长繁殖。但民俗学家说，大通后倚长龙山，长龙山是一条青龙，隔着一条青通河，河那边的河南嘴是一条乌龙，有两条龙护佑着一条青通河，所有大江大海里的鱼也都纷纷来朝了。不管是怎样的说法，似乎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青通河里有那么多鱼。鱼汛期，哪条鱼划子一天不打上几百斤鱼就不叫鱼划子了，就是三九寒冬，鱼也好，虾也好，都潜伏到水底的土窿石缝中去了，但鱼划子一天少说也会有十几二十几斤的收获。鱼多了，就不值钱了，鱼不值钱，鱼划子的日子当然就比不上街上的人。但他们几代又几代都过着这样水上漂泊的生活，让他们丢掉鱼划子，到岸上谋一份工作，打死他们也是不会干的。他们就只有长年住在鱼划子上，一条鱼划子就是他们的家。
像这样的冬季，是青通河休渔的日子。他们把鱼划子靠在一处岸边，劈柴码成一个个井字形，人就在岸上织着渔网，晒着太阳，用他们老家湖北那边的方言相互说着船上的事或是听来的岸上的事。他们的狗就那样慵懒地躺在一处。一群鸭在船边游来游去，而那些鸡公和鸡婆们则在岸上相互追逐着，扑叫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青通河里的鱼划子越来越少了。许多年过去了，他们在岸上一般都有房子，只有老人才习惯在鱼划子上过夜。他们的儿女都远走高飞了，飞到岸上，飞到城里，或者打工，或者开店，或者远渡重洋，去了美国或是日本，于是，他们就把父母都接过去，接去享福了。那条废弃的鱼划子被拖到岸上，任凭日晒雨淋，任凭它成为野猫野狗的藏身之地，一开始还很心痛，再过几年，知道从此不会在鱼划子上过日子了，也就任那条鱼划子在风侵雨蚀中一点点朽烂，最后就一片片散落了。
码头号子
在大通，最好的职业不是镇上的干部，不是商店里的店员，也不是各色手艺人，而是码头工人。大通有一百多家企事业单位，最大的就是聚集了一百多码头工人的搬运站。
大通是一个水运码头，直到今天，大通沿江一线的水岸仍然停泊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大如能装载几十吨上百吨的铁壳子驳船，小如各色水泥船，它们来往于沿江各大码头或者是青通河上，装载着黄沙、化肥、粮食、生猪和蔬菜等，上下装卸的任务就落在码头工人身上了。这是一项体力活，没有强壮的身体，是吃不了这行饭的。
你不要看镇上的干部好象很威风，即使是一个街道主任，训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尤其是过去的“运动”中，完全失去一个妇人应有的贤淑风范，但她们都很清廉，实际的收入可怜得很。我们胜利街的孙翠兰主任还得嫁一个码头工人。她在居委会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她在家里还得受丈夫的支配。商店里的店员更是如此，合作化后，他们也就是那几个死工资，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看一场电影都得算计算计。
拿一个码头工人与普遍店员生活质量相比，只要看他们饭桌就清楚了。夏天的傍晚，晚饭大都是在大街上，门前洒一遍水以驱除暑气，再把竹床、凳子以及饭桌搬到那洒过水的石板路上，从上街头到下街头，一路走过来，就大概知道各家的伙食标准了。这不用说，家里有人在搬运站工作的，伙食标准一定最高。这不仅是因为码头工人要出大体力，也因为码头工人的工资收入高，伙食标准自然就高了。
羡慕是羡慕，但一般的人是吃不了这行饭的。从早到晚，黄汗淌，黑汗流，一百多斤的麻包驮在肩上，不要说走那条窄窄的跳板，就是走在平地上，一般人也是吃不消的。那一年我哥哥从煤矿下放回来，就曾试过要当码头工人，我父亲讥讽他说，先称称你有没有麻包重再说。我哥哥知道自己没有麻包重，就只好闷在家里吃闲饭，一直吃了大半年，这才重新在大通钢铁厂找到一份工作。
至于我，也一度有去搬运站长做码头工人的念头，但我知道，我还没有我哥哥重，更不要说驮那只比我哥哥还要重的麻包了。后来，我在一家养路队做了一个养路工，直到被下放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