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苍凉，胡杨寥落。
旋风不厌其烦地在沙丘间盘旋，吃力地把积沙送向苍穹，在塔里木东端，单调的景物蕴含着复杂的构思，沉静只是为了展示寂寞与自尊。
在自然界的无情挤压下，公路逃向天边。刚刚离开若羌县城，天空就响起沉闷的雷鸣。旷野无边无际。独行的北京吉普飞驶向北，马达吼叫着，似乎想压倒从胡杨树枝梢滚过的雷声，而阴郁的荒原却丝毫不为霹雳所动。
“会下雨吧！”司机兴奋地说。
“下雨？”我望着前方。“有那么好的运气？”
没人反驳我，司机笑着摇摇头。我们正行驶在塔里木东端若羌和尉犁两县之间，这是中国西部的“旱极”，蒸发量是降雨量的几百以致千倍，甚至有过几年才下一次雨的记录。
绕过像残墙的沙梁，一排简陋的房舍扑面而来。“停！停车！”我指着房舍叫道。
有位身穿蓝工作服的姑娘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公路边。“师傅，停一下！”她用力挥动着手臂，就像在打旗语。
道班的宿舍里，另一个女工在床上呻吟，我大致问问情况，就走出宿舍。这是个女子道班，另外两个女养路工在休假。
“怎么样？”司机也跟出来。
“那个女工要生孩子了，你得尽快送她们回县城。”我望着阴沉的天空，说，“叫她的同事陪她一起去。不能把她自己留在这儿。”
“那——”司机倒吸了一口气。
“我留下。”我知道我们车只能再坐一个人。
吉普很快就消失在南方暗淡的地平线之下。只剩下了我自己留在道班。天色更加阴沉，但鼓噪了半天的雷声却突然止息了，好像因为没有能够如期呼唤出雨水，失信于大地，不得不逃之夭夭。雷声刚停，四野静得像是梦境。这种失聪般的死寂，产生了无形的压迫感。
时在1984年夏。可你怎么能够相信这就是桃红柳绿，万物滋生的夏天呢！除了环绕道班的衰颓的次生胡杨，你根本就见不到生命的迹象。
原本燥热的空气突然间变得凉爽宜人。就在这一刻，一声炸雷响在头顶，冷飕飕的朔风立时鼓荡起我的衣摆，磨锉着我的面颊。铅灰色的彤云在天空翻滚，随意变换自己的形状。怒涛般的云峰刚布定，立时雷声大做，电闪交加。大漠像干透了的海绵，受到潮湿空气的浸润，那层薄薄的表土立时沉重而疏松起来。
雷声响成一片，闪电乱作一团。彤云被撕开一条大缝，雨水自天而降。沁人心脾的雨意使我暂时忘记身在何处，迫不及待地仰望上苍，迎接不期而至的雨水。但是，雨水并没有在企盼中亲吻大地。雨丝在半空穿梭奔忙，可在到达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成湿热的雾汽，又飞向天空，还原为浓重的云层，毫不理会干渴大地的焦虑和躁动。像织女梭中的银线，雨丝上下飞舞，腾挪变化，编织出人们潜意识里的忡忡忧心。
“旱雨！”我本来准备淋个落汤鸡，可眼见云层合拢，雷声远去，也没有一滴雨水落到我的身上。这另一种意义上的“海市蜃楼”带来的是憧憬、希望，还是失意、沮丧，不细细品味，难以辨别。
道班的宿舍简单整洁。夜幕把一切差别都消除了，一豆油灯成了这丝路古驿唯一的温情。桌上的台历明示今天的日期：1984年8月20日。
我枯坐在桌边，打开笔记，补记这几天来的见闻、感受……
1984年8月17日。四天前。环绕塔里木考察旅行途中，我来到若羌县城。当晚就住兵团36团驻若羌的办事处。
8月18日，乘36团的班车，早早就到达了36团团部所在地若羌县米兰镇。我来米兰的目的只是看看西域探险史上著名的米兰古城和米兰大寺。整个下午，就我独自在古米兰河河边徘徊。除了古城和大寺，我还沿古米兰河的干河床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悬想着汉唐时期屯田伊循的宏大气魄，寻找着丝绸之路经行者的身影。
招待所晚餐挺丰盛。听说我来自北京，炊事员很热情，并说：“前几年彭加木也来过，也是在食堂吃的饭。”
我随意搭话：“他们是去古城？”
“不。”炊事员说，“去二连采访老罗布人。还开了座谈会呢！”淤罗布人我当然知道。可罗布人住在米兰，这我是头一次听说。
晚上，36团场宣教干事来看我。他拿出一封信。让我看看该怎么处置。信是意大利米兰市市长写给“中国新疆米兰市市长”的，大意是表示想与世界上所有叫“米兰”的城市建立友好往来（据说叫米兰的城市一共有二三十个），并询问在中国“米兰”这个地名是什么意思。信的最后，邀请“中国新疆米兰市市长”出席意大利米兰的某个纪念活动。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信是几年前收到的，但在闭塞的米兰仍是“新闻”。说实话，在那时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样的信件。
干事问我还有什么计划，我就说想去拜访罗布人。他立即回答：“就在附近，干脆现在就去。”
他临时找了一个懂汉语的维吾尔族青年做翻译，一同前往就在场部跟前的36团场二连。
36团的二连是“民族连”，职工全是建立36团时原已居住在当地的维吾尔族老百姓。组建兵团36团，是连地带人一起接收过来的。世居米兰的维吾尔族可以选择是留在原地，加入兵团，还是由地方政府统一搬迁到其他居民点。留下来的主要就是原来定居在罗布泊湖畔的罗布人。
这次我见到了4个原来曾在罗布人最后的聚居地阿不旦生活过的罗布老人。第一个是还在世的罗布人当中年龄最大的库万，1984年他98岁，曾是若羌县米兰乡的乡长，合并到36团，还当过民族连连长。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是最合适的采访对象。这个晚上，一半时间消磨在库万家的葡萄架下。
见到面容清癯，身材矮小的库万·库都鲁克，我心情激动而复杂，这是与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陈宗器同时的人呀！
握着库万枯瘦、冰凉的手，我仿佛置身于幻境。就像赫定走进了楼兰古城，斯坦因走进了尼雅遗址，黄文弼走进了土垠，贝格曼走进了那个至今疑谜难明的“小河”5号墓地……就是通过库万的讲述和他自身的感召，我才开始对这神秘、古老部族的最后遗民罗布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把自己从一些书籍里获悉的有关曾世居阿不旦的罗布人的零星知识和实地考察联系了起来。
库万捻着疏朗的胡须回忆说，他出生在喀拉库顺附近的阿不旦村，一开始打鱼，后来半农半牧。
大约在60年前，喀拉库顺干了，阿不旦河淤断流了，他和乡亲们才放弃了世居的故土，溯河而上，定居在米兰。阿不旦是罗布人最后的聚居地，自从离开阿不旦，罗布人就失去了凝聚力，各走一方。定居米兰的只是罗布人中不愿远离故土，相对来说还比较集中的一部分。
库万老人对罗布水域的河湖中的鱼有着真切的回忆。罗布人谈起鱼就像和静巴音布鲁克的土尔扈特蒙古人谈起马。仅就怎样保存鱼，我的笔记本就潦潦草草写了四五页。但至今马还在巴音布鲁克草原驰骋，而鱼久已远远游出了罗布人的生活！现在，泽国水乡和鱼对于罗布人来说，既是美好的梦境，也是企盼之中的理想国。
在库万家，我提到罗布人的首领昆其康伯克和他的儿子托克塔阿洪。1898年，昆其康以88岁的高龄去世，他的一生几乎与19世纪同行，他的去世，标志着罗布人古奥难解的、固守罗布泊的历史即将终结，在故园荒丘坚持了十几个世纪的遗民部落即将为岁月淹没。而托克塔阿洪又是20世纪上半期罗布泊探险考察活动的参加者。正是托克塔阿洪使封闭的罗布人部落，融入了现代的西部生活潮流。
库万对昆其康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回忆，而且主要是从父辈口中得知的，他甚至记不清昆其康究竟是不是罗布人的伯克了。可在早年，库万本人就是托克塔阿洪的追随者，托克塔阿洪是他的偶像，然而库万明显不愿意多谈托克塔阿洪。其中的隐衷，是在十几年后库万已经去世我才获悉的。
临别时，库万告诉我，他的邻居艾买提就是托克塔阿洪的孙子。我立即决定，下一个采访对象就是这个艾买提。
艾买提家正有几个串门的亲戚在。我没有久留，也来不及深谈。这一点真使我至今仍然后悔不已。
当时我问到艾买提的岁数，他说88岁。那么他是生在1897年或1898年。他应该见过赫定。我们谈起了阿不旦。艾买提告诉我，他的家原来并不住在那儿，而在阿不旦东北两三天路程以外的一个大湖畔，后来那儿不能居住了，房屋都被水泡垮，就举村迁到阿不旦。他七八岁时，还随祖父托克塔阿洪回东北大湖畔的老家看过。据我所知，他在这前后也对其他的来访者——比如我的朋友奚国金先生等人——提起过罗布人在“东北方大湖畔”的故居。一般都认为，他讲的是罗布人于清初从北方的罗布泊迁徙到南方喀拉库顺岸边的阿不旦的往事。在十几年之后我才明白，艾买提说的是罗布人从老阿不旦（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迁往新阿不旦的历史过程。
在这之后，我去了罗布人塔依尔家。我没有记下塔依尔的年龄，不过我的印象是，他要比艾买提大几岁。
在塔依尔家，主要是礼节性的拜访，谈得不深。这也使我悔恨不已，因为后来当我获悉这位罗布老人是1934年赫定一贝格曼“小河探险队”的主力，是最了解奥尔得克的罗布人时，他已经去世了，他记忆中的宝贵资料，再也难以探悉。这个损失根本无从弥补。
我最后去的是热合曼的家。
热合曼是与我保持了20年交往的罗布人，是我每去米兰都要见的老朋友、忘年交。可以说，对罗布人历史的调查，使我获益最多的就是他。
这一年（1984年）热合曼85岁，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49年后曾任米兰乡的副乡长，归并入兵团也长期担任过民族连的干部。作为库万的副手，在罗布人当中威信颇高。
热合曼思路清晰，言谈虽然不多，但无不切实有据，从不含糊其辞。这是热合曼的风格。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只要他说“BOLD”（“可以”），那么罗布人的历史就将消灭一个“盲点”。与他交谈在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
见热合曼第一面我就发现他的汉语不错，可以听懂我的大部分问话。但他没有说过一句汉语。我在多次交往中，从未见过热合曼的笑容。然而那种亲近感一直使我觉得，世间的客套、寒暄，对热合曼完全是多余的。
第一次结识热合曼，我们谈了阿不旦的往事，谈了他的经历，谈了离开阿不旦后罗布人的感受……
从与热合曼的谈话中，可以感到他与库万的具体又细微的差别。热合曼虽然只比库万小十岁，但他们之间有一道明显的“时间之墙”。即便从年龄上不能说他们差了一代，但就罗布荒原探险考察史来说，他们确实不属于同一个时期。
库万是不能替代的，热合曼也是不能替代的。初次领我们回到世纪之初的罗布荒原的人正是库万。
8月19日一大早，库万陪我乘一辆轮式拖拉机去阿不旦探访遗迹。
从米兰到阿不旦，一开始还有路的痕迹可寻。路经的不少地段虽然如今已沦为沙海，但显然在不太长的时间以前还曾被大水漫灌过，地表有一层薄薄的凝结土层。有两次路经了同一条宽阔的古河床，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那就是罗布泊探险史上有名的依列克河——塔里木河下游紊乱水系的一段基本稳定的河道。而阿不旦的罗布人一般将其称作“阿不旦河”。目力所及，孤零零的胡杨如同“消息树”峙立在沙包之间，简直就像特意为“独木不成林”作的图解。红柳、罗布麻长势不佳，但淡紫色的红柳花分外引人注目。
当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企盼也不再起兴奋剂的作用时，当我开始认定，这一行的价值只在证实地球是球体时，库万老人不经意地告诉我：“到家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其实只向北走了三四十公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24公里），而且相比之下路并不算太难行。
那个在20世纪西域探险史上如此有名的阿不旦，那个罗布荒原人类进出的支撑点阿不旦，那个罗布人最后的聚居地阿不旦，就静静地伫立在一条古河的岸边，以寂寞而不失自尊的矜持，等候不速之客到来。
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个罗布人最后的聚居地阿不旦村是在1921年被放弃的。这就是说，它无人居住已经有60年之久了。
这是一片依古河道而建的长约300米，宽30～40米的废墟。村落坐北朝南，库万老人引导我来到了罗布人最后的首府阿不旦——新阿不旦房舍也是门窗南向。墙壁是用芦苇和泥的土坯垒起的，屋顶和上半部分的墙壁已经不存在了，但街市格局尚存，依稀可见的古道与村落大致平行，穿过村子伸向天边。同时，村落的主体建筑仍然存在，那应该是罗布人的首领所居。
拖拉机的驾驶员去沙丘间寻找干柴，我和库万在村头小径漫步。我捡起一块细瓷器的残片，它无疑出于清代中期的官窑，我马上想到，这也许是清朝官府赐给罗布人世袭伯克的，绝不是普通阿不旦村民的日用品。
……这是我的家，这是乡约——伯克的衙门，这是牧羊人毛拉的羊圈，这是……这是驮架，这是纺羊毛的纺锤，这是用罗布麻编的渔网，这个吗，是红柳做的针……对，红柳针。库万老人为我一一指点着，说得很慢，挺简单的话也显得沉甸甸的。
就在村背后，便是一条大河的干河床。这就是著名的阿不旦河。据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可以认为所谓阿不旦河就是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喀拉库顺的主要河道。河床残存仍然有一二十米深，三四十米宽。看得出来，这条河是经过干涸，又来水，再干涸的一再反复，才最终成为干河床的。下游离村子不到100米处，有个规模尚存的小小码头，那是当年渔人独木舟的停泊地。一段朽烂的独木舟，一具干裂的木桨，一片乱成一团的渔网，织成了罗布人最后的梦境。
究竟出于什么力量将一个好端端的泽国水乡，变成了为沙埋的庞培？望着渔村的废墟，我好像走进了幻觉或梦境。光阴在倒流，景物在置换，感觉在复活……
……我和库万·库都鲁克仿佛是两个身着清代五品官服的伯克，我们一同走出房舍，等待迎接“按班”淤派来颁布新历的使者，或向一支刚组建的探险队索取关防护照加以验证。我们接受着阿不旦村民和散居四处的罗布人的礼敬，审理着有争议的案件。似乎阿不旦河如果突然激流奔涌的话，便可以追回那从白驹蹄下漏过的岁月。只有在这里，我才能亲耳听到辛亥革命的激烈枪炮声，亲眼目睹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的驼队缓缓前行，亲身体会到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重温罗布人的光荣与梦想，衰败与颓唐。就建筑而言，故宫辉煌得无与伦比；秦始皇陵历史更悠久，可它们不是由我发现和寻觅的。在我看来，这破败荒芜的阿不旦才是独一无二的，从到达的那一刻，它就与我的生命轨迹结合到了一起，成了我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村子南侧，越过古道是大片建筑遗迹，但只有一堵残墙还站立着。我问库万，这片显然和村子有一定区别的废墟是什么地方。
库万说：“这是PAO—TAI。”
也许是怕我弄不清楚，他又补充说：“炮台——营盘。老将军在阿不旦驻过一营兵。”
“炮台”或“营盘”我当然懂。但是……“老将军？”我追问道，“谁是老将军？”
库万回答：“杨将军。”“杨将军？杨勇？”
“不知道杨勇！”库万困惑地摇摇头。“罗布人住在阿不旦的时候。老将军统治新疆。老将军在世，是罗布人的好时光。老将军死了，罗布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喀拉库顺干了，阿不旦河没有水了，阿不旦村也就不能居住了，从此罗布人就背井离乡……”库万神色黯然。
这时我才明白，所谓“杨将军”、“老将军”都是指民国时期新疆的第一任督军杨增新。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塔里木人提到杨增新。此后，我常在塔里木的古老绿洲采访，其中最感人的场面之一，就是古稀老人们提到“老将军”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戴、怀念之情。我敢冒昧地说，在南疆诸偏远村落的维吾尔族老人心目中，没有哪个已故的历史人物有如同杨增新那样崇高的威信。你是怎么做的，人们就会怎样去理解，发自内心的话语，总使人衷心相忆。你一心要流芳百世，却往往“身与名俱灭”，生前总想占据巨大的历史空间，则免不了被后人视同一张过期的票证。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为杨增新这个“军阀”、“独夫”写一本新的书。而阿不旦村就是我这个愿望的起点。
在丝路古驿罗布庄道班的这个不眠之夜，我回忆着、记录着、咀嚼着、领略着在米兰、阿不旦与罗布人的初识。我的笔只记下了行程、见闻，可我的心里却酝酿着一场情感的考试。
第二天——1984年8月21日——清晨，吉普从县城折回，并带回了道班的另外两个女工。我又上路接续起自己的行程。
此后的路途更寂寞，更漫长。连那个爱聊天的年轻司机也沉默不语了。车载录音机一遍一遍播放着《北国之春》。那被故乡之思放大了许多倍的“迷途”感，伴随我走了一路。
阿拉干附近的公路是全新疆（也许也是全国）唯一的砖铺路面。车在长势颓败的胡杨林里盘旋，好像进入了一座迷宫。
终于驶出此生彼息的胡杨林，车停在路边。司机指着远处的青杨林带说：“那儿就是34团——铁干里克。l公里。”
不等浮尘散净，我就提着行李，向绿荫走去。
塔里木的行旅都知道，青杨那是绿洲的旗帜，而胡杨则是大漠的伴侣。越向前走，铁干里克绿洲的气息就越强烈。空气清爽宜人，渠道流动着碧玉般的清水，从肺部呼出的不再是炙热的烦躁，而鼻腔里吸入的也不再是令人窒息的热气。林带在小风吹拂下轻轻摇动着苗条的身躯，鸡鸣犬吠，笑语人声，显得如此陌生又熟悉。由绿洲调剂了局部地区的气候这一特点，在铁干里克体现得最典型不过了。
在铁干里克镇——34团团部路边的集市。我买了一堆西红柿。蹲在卖菜的江苏籍姑娘跟前，用手大致擦擦表面的浮尘，就一个接一个地吃了起来。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回到了红尘之中。
34团的宣教干事是个上海知青。我记得姓袁。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为我作了去大西海子水库考察的安排。
1984年8月22日。一直在等向导和马匹，直到快中午了，才从团部出发。临动身，我问向导老徐：“大西海子有多远？”
“不远。5公里。”
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明知当地居民的时间、距离概念与内地不同，你向当地人问路，只要在一天行程之内，都回答：“在那边。”而实际上的路程远近，全靠“那”字读音拖得长短来判断。你问：“青疙瘩快到了吗？”他回答：“在那——边。”这可能说明，这里距青疙瘩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凡一天行程之内，都可以说是“5公里”。
这些我都知道，可我还是没估计出这个“5公里”到底有多远。当我在傍晚回到团部招待所时才弄明白，向导的“5公里”并没有出大格，也就是二三十公里的样子。
既然才5公里，步行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何况骑马。我们每人只带了一行军壶的水就上路了。这5公里，我们骑马走了3～4个小时。到了大西海子水库的大坝，人、马都是精疲力竭。
从大西海子水库返回团部的行程更艰难。没有水，没有干粮，毒毒的太阳高悬在头顶，不惯沙行的驽马几乎迈不开步子，这都使归途显得分外漫长。从团部到大西海子水库之间，原本是茂密的原始胡杨林，但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大西海子水库时已被砍伐干净，我的向导当年就得过砍胡杨的“红旗”。现在，除了长势不好的、稀疏的次生林，这个区域已经全成为荒漠。
自前天“旱雨”过后不久，天就晴了，被流放一周的太阳，终于有了施展淫威的机会。
向导在前面一言不发地骑行。从一上路，他就想弄明白我从北京大老远的，到底干什么来了。现在，该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了，不过，他肯定是越想越糊涂。突然，他指着一棵高大的胡杨说：“走，去喝点水！”
那是一棵屡经风沙折磨的古树，它怎么躲过了当年的“砍树运动”，真令人费解。现在，它已经死去了三分之一，积沙一直拥到了它的胸口，但它的树冠依然显示了难以理解的生命力，依然年复一年抽出新的枝条。快到胡杨跟前时，我才看到一个地窝子，它就浅浅地搭在两棵胡杨幼树之间，从它的顶上升起一缕似有若无的炊烟，那炊烟就像天上垂下来的钓丝，笔直笔直的，几乎一动不动。
听到有人来了，从地窝子里爬出一个观望的人。他像是刚刚从洗衣机里掏出来的，从衣服到皮肤，身上没有哪个地方不是皱皱巴巴的。上身是一件四个兜的军装，而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裤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身衣服看上去就如同谁把马鞍子备在了牛背上。这是挖甘草的人的驻地。目前家里只有他自己。他把我们引进了他们住的地窝子。地窝子低矮得连人都蹲不起来，只能膝行，而且此刻空气浑浊，并不比外边好多少。
这留守地窝子的人也是一丝两气的，说话都没有底气了。他的任务是看守水源，为外出的人准备晚上回来喝的水。
能见到外人，在这儿毕竟是个稀罕事。留守人强打精神，陪我们聊着。他们三人来自甘肃的一个山村，老家不但地少人多，而且天灾人祸不断，只好来新疆投亲靠友。甘草晒干后，一斤1援2角，可一亩荒漠，顶多能挖10斤，他们已经把附近挖遍了。
“为什么干这么苦个活儿呢？”我问。
“干这只需要能吃苦。可咱除了能吃苦，”他摊开双手，“别的还有什么？”“水井”就在那积沙半掩的胡杨树旁。那只是个深深的沙坑，在一人深的地方，缓缓渗出一滴滴的水珠，如果一滴也不浪费的话，一天能攒多半壶水，仅够他们三人每人一碗。
他按西部居民的规矩，拿出了干馕，并开始烧茶待客。他嘴里呼出的气息浑浊难闻，舌苔厚得像多长了一条舌头。
“走吧！”我对向导说。我渴得能喝完一壶茶，可喝完他们怎么办？
我们又顶着烈日，爬上马。
最后的路途真是艰苦难言。这时，不止向导，连我也开始责问自己：你离开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到塔克拉玛干到底来干什么呢？
……这一切是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
自上半年，我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出版后，一个问题就开始困扰着我：下一步，我该写点什么呢？
从回到北京，我住在圆明园遗址的一间租来的民房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合格的炉子，冬夜分外难熬。那时，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在文津街。我每星期二去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看书，日子过得紧张又充实。一次，北图在大门口处理杂志，我挤过去看到了许多从未听说的刊物，我挑了一大堆《干旱区地理》、《新疆林业》、《新疆环境保护》，但一结算，身上带的钱差8角。我正犹豫该怎么办。有位也挑了一堆杂志的女士拿出钱，一言不发地塞在我手里。
离开图书馆，我目送那位女士走向府右街。我没来得及向她道谢。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双重的精神财富。
就着一个煤油取暖器，一直到春天来临，我读完了那些杂志。我的心永远留在了严冬。中国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了我关注的焦点。进而，我开始大量阅读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西部的历史命运，西部的土地和人民，西部的苦难，西部的未来，西部的贫瘠，西部的丰饶……这些构成了我的苦恼和欢乐，成了我生活的内容。我在新疆接受过多年的“再教育”呀！可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其实并不了解生活过的新疆。
我决心“补课”。凡关于新疆，我几乎无书不读，连《新疆南部的鸟兽》、《新疆苹果》、《甘草》一类的书刊也从不错过。越读越觉得自己肤浅，越读越觉得西部博大精深，越读越盼望能早日重返新疆大地。
我的一部中篇小说《走向地平线》得了奖，奖金8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我决定，就用这笔钱到塔里木作一次考察。时间选在1984年7～9月。以环绕塔克拉玛干为主线，重点考察与罗布泊有关的内容。
作这个计划的原因，是我一直对神秘的楼兰文明和罗布泊问题相当关心，几年前彭加木失踪时，我曾有过参与寻找彭加木和考察罗布荒原的想法。除已经干涸的罗布泊，我对博斯腾湖也相当关注。我在《新疆环境保护》杂志上看到了一篇科幻小说《斯里木湖的命运》，小说写罗布泊彻底干涸后，南疆唯一淡水湖斯里木湖（这显然是指博斯腾湖）又成为盐湖，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对塔里木地区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作者相当有才气，眼界不俗，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即将起身前，我又见到了最新的《新疆环境保护》杂志。一篇题为《谈谈博斯腾湖矿化度升高的原因及治理措施》的论文，使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作者刘重义就博斯腾湖正步罗布泊后尘而成为盐湖的前景和原因，作了深刻的探讨。
我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曾提议，要“消灭”目前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以期在孔雀河流域增建十几个大型国营农场。而实际上，这个建议已经部分地在实施中。刘重义的文章发聋振聩般地指出，博斯腾湖正在快速向盐湖发展，目前已经到了它的临界点，成了微咸湖。如果不有效地制止这一趋势，那么塔里木就将失去它唯一的淡水湖，这是本就相当恶劣的环境所不能承受的。看到刘重义的论文，我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我把行期又向前提了一周。
1984年7月，抵达库尔勒后，我首先去博斯腾湖做了一点调查。见到了刘重义又约定，8月24日，我将随科学考察船一起再下博斯腾湖。这是我把罗布泊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博斯腾湖联系起来的最初动机。后来，我又提出了“博斯腾湖决定罗布泊游移规律”的见解。
据传统的看法，罗布泊就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而罗布泊“游移说”的立论基础，就是塔里木河有不止一个终端湖。自1972年，历史上的罗布泊已经干涸无水——不存在了。目前，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就是兵团农二师34团的大西海子水库。在随刘重义一起下博斯腾湖考察之前，我的一个愿望，就是看看现代罗布泊——大西海子水库。
老实说，在1984年我刚刚踏上环游塔里木的旅途时，我注重的是环境、湖泊、植被……与罗布人相比，我更关注罗布泊问题。这是一个误区，但这也是认识的必然阶段。而正是这次环绕塔里木的旅行，使我彻底改变了观点。与最后的罗布人在米兰的意外结识，让我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在根本点上，我大彻大悟：西部人的命运才应该是我关注的焦点！
我策马登上了高高的沙丘，突然发现一簇青杨的枝梢在地平线上招手。铁干里克绿洲就在青杨隐映之下！当我已经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回不到出发点时，出发点就在前方迎候。
走进招待所，连说话的劲儿也没有了。眼瞅太阳镜就扔在床上，还是一屁股将它坐了个两半儿。我拿着用了一路的3磅不锈钢大茶杯，就蹲在门厅的保温桶前一杯一杯地喝着热茶，胖胖的清洁工盯着我看了半天，嘟囔了一句：“在肚里养鱼？嗯？”就施施然拖着扫帚走出大门。
这一夜我一个接一个做着梦，而且一个比一个奇怪。
……我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却突然发现自己竟没有穿着裤子，这太可怕了！可怕的还有，这个梦从此竟成了“保留节目”，隔一段时间，就来骚扰我一次，不过形式略有变化，比方是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替换的，甚至连针线也找不到。
……我要买一件最喜欢的东西，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在街头救了一个姑娘，却成了姑娘指控的坏人。
清晨是服务员叫醒了我，也就把我解救出来。宣教干事为我买了赴库尔勒的汽车票。再不起床，就赶不上这趟车了。
我如约和巴音郭楞自治州环保所所长刘重义一起动身去博斯腾湖。这时正值每年的“封湖期”，除我们的船，整个大湖区再没有别的船只。在湖中工作紧张而繁重。这几天过得挺有意思，当然也挺累。我一直在与人们交谈，并尽量记下了自己的观感。
这一行对我太重要了，不啻上了一个高级进修班。比如中学地理课本上说，中国第二大的内陆湖是罗布泊，可罗布泊早在十多年前就不再是一个湖了。地理书上说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200公里，可从20世纪起，塔里木河实际上就以大西海子水库为自己的终端湖。到70年代大西海子水库以下的塔里木河已经不存在，这我在1984年8月亲眼看到了，塔里木河就只剩下三分之二，仅有800多公里了。地理课本还说，孔雀河有800公里流程，可它实际只有400公里上下，多年来，自尉犁县阿克苏甫地方就已断流……
回到库尔勒，我辞别刘重义，奔赴公共汽车站，前往尉犁。
在尉犁县城，很快就找到了去阿克苏甫的汽车。我在大西海子水库亲眼见到了最后的塔里木河，我还要到阿克苏甫凭吊孔雀河。
在阿克苏甫，我和来采访的州报社记者住在一间房子里。我们几乎聊了一夜，天南海北，上古下今，然而就是没有言及新疆。关于新疆和西部，我明明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还不知道该对谁讲。
记者带着采访的录音机，我们一遍遍地听日本作曲家喜多郎的《丝绸之路》，直到搅带为止。
阿克苏甫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它的夜空。这里夜幕漆黑，但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透明感。这就是中国西部的夜空，这就是给予我想象和希望，又让我困惑、彷徨的天宇。漆黑而透明，这明明是矛盾的，但你站在阿克苏甫寂静的街头仰望星河，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矛盾之处。
在数十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抵达时，阿克苏甫是罗布人新建的定居地。在他们的笔下这儿简直就是荒漠桃源。世纪之初，居民们还主要是露宿。到1934年，阿克苏甫村仅有的一处两间大的“萨特玛”淤是个学校，学童居然不知道课本应该是由纸印制，他们读的“书”是老师在前一天晚上刻在用和好的泥打的泥板上的，要上新课了，就打碎旧泥板，重新和出泥来备用。那个阿克苏甫如今叫做老阿克苏甫，位于现在的阿克苏甫（新阿克苏甫）西北十几公里远。而我抵达的孔雀河边的阿克苏甫——新阿克苏甫是典型的塔里木绿洲集镇。它就是因旁临孔雀河而存在的，然而，镇上居然没有人说得清孔雀河究竟流到哪儿。
第二天一早，就着薄明的霞光，我独自向孔雀河河畔走去。
孔雀河河畔风光绮丽，绿荫遍布。我沿河走向下游。胡杨、红柳长势良好，两岸畜群、农田错落，可是河水却越来越细小，而且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就像一个细长的水洼。终于连静止的水也不见了，只有一条长着植被的干河床指向远方，这河床不时被交织的灌木遮盖得看不清轮廓。牧羊人告诉我，能流动的孔雀河就到这里为止了，在以下几公里、十几公里的地方，还有个别存水的河段，还有突然涌现的地下水。
我在孔雀河河岸徘徊了很久很久，迟迟不愿离去。
第一次环绕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刚刚画上了句号，可是我脑海里一个更大、更具宏观性的考察即将开始。在这新的考察中，人的命运将占主导地位。历史进入了20世纪，“世上万物，人是最宝贵的”已经宣示于史册，但确实存在把人不当做人的蒙昧时期。在20世纪末，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为21世纪的人与自然结构出更合理，更稳定的关系。而关注生存环境，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征。
小风从领口灌进来，轻轻抚摸着我的炽热的胸膛。四周寂静无声，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的沉思。有那么片刻，我真的产生了终老于此的念头，在恍惚中我把河流的尽头当成了自己的归宿。我想，如果我真的实实在在地度过了一生，那么就可以不在乎结局。如果我因虚度年华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这儿就将是我审判自己灵魂的法庭。
此刻，我忧心忡忡，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我五内俱焚，只因找不到解救危难的灵丹妙药。我不想抱怨自己早生华发，我也不会为面容憔悴而羞愧。但我怎么能够对西部面临的苦难视而不见！我怎么能够对塔里木人所肩负的历史沉积置若罔闻！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如果我可以置身事外，那就说明虚伪和自私已经把我的良心侵蚀干净！
联想到不久前在安迪尔牧场听到的故事，我总算知道了瀚海大漠对塔里木绿洲的居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了中国西部对我今后的生活道路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最后的罗布人与我的生活轨迹重合于米兰、阿不旦，那是命运的特殊启示，那是历史特意为一个具有潜在忧患意识的探索者设计的考题。
可以说，我用两个月时间所做的环绕塔克拉玛干的旅行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的收获。也可以说，它赋予我的教益足以使我受用终生！
对于此行所得到的一切，我都由衷地愿意与人们共享，可我的精神负重却不知该和谁来分担。
即将离去之前，我就像探险家斯文·赫定一样，在心中暗暗许诺：
再见了，塔里木！再见了，罗布荒原！再见了，米兰的罗布人！再见！但我一定还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