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 郑天心
母校即将迎来建校８０周年的庆典，我为自己是一名 “上医人 ”而感到自豪。我们的母校历尽艰辛，哺育、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其中许多受民众爱戴的教师、医务工作者、卫生教育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从１８岁走进上医的校门，近５０年来在母校的怀抱中学习、工作，得到了她辛勤的哺育，从一名学生成长为医生、教师、卫生事业的管理人员。特别当我身患重病时，更得到学校、老师的精心救治 ；同事们无微不至胜似亲人的关心和照顾，使我能恢复健康，重返岗位，退休后，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想到这一切，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亲人般的情感。无论岁月流逝，人事变迁，我对母校 ———我们上医人的母亲满怀深情。
上医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科院校。“爱国、爱校、服务社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这已成为一代代上医儿女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地医疗救护队中，在唐山、云南大地震的救护队中，在支援边疆西藏和支援第三世界非洲国家的医疗队中，都曾活跃着上医人的身影，我就是上海首批援藏医疗队的成员。时间虽然已过去了３０多年，但那留在雪域高原的足迹，依旧那么清晰地映现在眼前。
３０多年以前赴藏工作，条件比起今天来艰苦得多。为了适应高原缺氧的气候条件，医疗队选择坐火车到甘肃柳园，再坐汽车从青藏公路入藏。每天一早起程，车子开十一二个小时。一路上大片的高原荒无人烟，夜间留宿在公路旁的驿站。记得途经祁连山山脉时，冰天雪地，许多运货卡车、军车、客车因路面结冰打滑滞留在公路上，四周雪山环绕，寒冷彻骨。此时想起家乡上海，真是另一番天地。客车途经 “火焰山 ”时，并没有看到什么燃烧的火焰，只是山脉的泥土呈褐红色罢了。感慨的是，我们竟走上了当年唐僧去 “西天取经 ”的道路。车行到西藏高原的最高点 ———唐古拉山顶，海拔近４０００米，由于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医疗队的大部分队员都坐在车内不能或不敢动弹，但我和少数队员还是下了车，在唐古拉山山顶的标志牌前拍照留念。照片中的我穿着不合身的军大衣，今天看看还非常令人回味。
我们 “上海首批赴藏医疗队 ”一行５０多人，包括医疗、卫生、药技工作者。我们受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人民的重托到西藏工作，满怀热情，为西藏人民的健康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克服生活、语言、思家的困难，根据当地的条件为藏族人民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我们为西藏创办了第一所卫生学校，培养中等医药卫生人才。我的工作地点在林芝地区的八一人民医院 （相当于一个县级医院 ），其间也组织医疗队下乡，去到临近边界的农村地区巡回医疗。
我们医疗队落脚在一座旧庙里。一天，一位藏族中年妇女要求我们为她接生。她已生过四个孩子，这次是第五胎。她个子不高，腹围很大，估计胎儿个头不小。临产后，孩子迟迟不能按照产程进展顺利分娩。考虑到她是经产妇，前面四个孩子都是顺产，这次经腹部检查又是头位，同时旧庙里无电的照明，无输血、供氧条件，接生的用具都是我们用面盆煮或小高压锅消毒的，如此条件我们不能轻易决定采用剖腹产的方式帮助她分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程迟迟没有进展，由于胎头下降困难，较长时间压迫，产妇出现了尿潴留，导尿时发现血尿症状。这说明胎儿偏大，胎头下降受阻，必须采用剖腹产，否则将危及母子的生命安全。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不能再迟疑了。于是用我们的餐桌当手术床，外科医生当助手，解剖学的老师接新生儿，请当地驻军的解放军战士围着手术床打着手电、外加蜡烛作照明，为这位藏族妇女施行了剖腹产手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手术，不要说我这么一个临床经验还不丰富的医生，就是老医生也会捏把汗的。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哪里看到过这样开刀的，虽然握着电筒照着手术台，脸却背过去不敢看。经过大家的努力，胎儿终于顺利娩出，是一个胖胖的男孩子。孩子的母亲露出了宽慰幸福的笑容，而我已紧张得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术后躺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我们将产妇安排睡在自己的床旁精心护理，直到她康复返家。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难以忘却。那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有一名解放军战士赶到医疗队，说一位居住在山上的藏族妇女分娩遇到困难，急需医生出诊。那天晚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天空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一听要出诊，我拿起药箱，急忙随两位战士上路。这位藏族妇女居住在山上。西藏地区本是高原之地，因缺氧，我们从内地 （指沿海一带 ）去的人都以慢走路、少说话来适应高原的气候环境。在这样大雨下个不停的情况下，急着赶路再要爬高山，对我来说实在难以承受。情急之中，两位战士一左一右托起我的手臂，将我架着足不着地 “拖”上了山。到了那位藏族妇女家中，只见她躺在放牧草的棚子里，孩子已经娩出而胎盘迟迟没有下来，流血不止，情况非常危急。我赶忙一面为她输液，一面跪在地上为她消毒，作 “人工剥离胎盘术 ”。黑夜里，四周是怎样的环境都没看清楚，只记得当时挂在低矮屋顶上的草料粘得我满头都是。做完剥离术，再检查了新生儿，母子平安，终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事后想想，好在我是一名矮个子医生，否则那两位战士还很难架着跑呢。我体会到在特殊的环境中，哪怕有再大的困难，只要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办法总是会想出来的。在这边远地区，在医疗救护条件十分困难的高原山区，我们医疗队甚至还遇到过藏族牧民要求我们为牦牛、为马看病、治伤的事。我本人就参与过因犁地的马臀部被犁耙划破，我戴着缝衣的顶针，用钉被针为马缝伤口，参与过牦牛因斗殴致腹部外伤腹膜炎发作，准备剖腹探查的事。虽然因发现时病程已延误，手术未开始牦牛就死亡了。
继我们之后，上医又有数位同事参加了第二、三批赴藏医疗队，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学校援边地区的工作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就是我们作为 “上医人 ”，在母校的历史篇章中留下的印记。
３０多年过去了。我已从中青年迈入老年人的行列。西藏地区，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更是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我怀着对这片高原的眷恋之情，注视着它的巨大发展。当然，这只能从报刊或电视中去体验了。从电视中看到我曾涉足的西藏高原，看修缮后的布达拉宫雄伟壮观的景象，特别当西藏开通了铁路，天“堑变通途 ”，我内心激动不已，多么想再去一次西藏，去看看哪儿发生的巨大变化，会会善良、可亲的藏族同胞。当年，我曾穿着藏族姑娘次仁卓嘎的民族服装拍下了留念的照片，次仁卓嘎，您好吗 ？现在，可以实现您到上海来看一看的愿望了。赴藏工作两年，考验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能力，使我受益匪浅，令我终生难忘和感到骄傲的是：在雪域高原，我留下了 “上医人 ”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