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正可谓百味杂陈。很多年过去,它还是掩藏在烟雨苍茫之间。
然而,历史终究还是历史。去年岁末回国,听说《中华民国史》皇皇十卷已慨然问世,在熙攘的北京街头,书店里赫然醒目的竟是《蒋介石日记》。2012年的新春,受美南作协的委托,邀约老同学沈宁:“来给我们讲讲你笔下的民国吧!”
这位沈兄,是我在陕西西北大学“七七级”的同窗,入校时他大我15岁。我们那一班有70人,原本只招50,后来政审放宽,就有20位家庭背景复杂的人被扩招进来,其中就有沈宁。沈宁的外公原是为蒋介石执笔多年的陶希圣,他的伯父又是民国七君子之一的大律师沈钧儒。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乘军舰离开上海,到了吴淞口,陶希圣惦念女儿,请求蒋先生停了船,发电给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但沈宁的母亲却坚决要留下来。这一瞬间的决定,遂有了沈宁后来斑驳沧桑的命运,他高中毕业后被放逐到陕北的黄土高原,直到1977年的赴考才成为老大学生。
1983年沈宁到美国留学,先是写纪实性作品,后转向家族故事的创作。很快,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在台湾出版(简体版为《刀口上的家族》),之后又有《百世门风》。近年来他开始撰写许多民国里的人物,如蔡元培、郁达夫、杜月笙、蒋介石、胡适、陈布雷、蒋纬国等,多是些让人惊诧的故事,用他的话说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
在沈宁看来,“民国”在大陆的30年在中国历史上时间虽短,但成就却异样辉煌。正是在这个大时代,中国开始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急剧迈进,并赢得了国际上的尊敬。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文化之灿烂,尤让后代仰慕。
怀想民国,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人物,头一个当然是孙中山。沈宁说,2011年,美国丹佛的英文报纸登一篇报道,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丹佛为民国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讲,接到革命军电报,催他回国就任大总统。孙中山急忙动身,坐了一个月的船,才到上海。原来丹佛跟民国还有这么一段缘。
在沈宁看来,早期民国的重要人物必须提到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但骂他卖国却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并向外界透露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历时三个月,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凯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
说到民国时期的很多政治领袖,沈宁认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不卖国。都以为当年的吴佩孚是个野蛮粗鲁的军阀,其实吴佩孚是文人出身。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国人封面,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而是吴佩孚,称他是中国最强人。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越飞,给斯大林拍电报说: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组织: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尤其出色。吴佩孚的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所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战败,隐居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反对伪满洲国。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不干。1938年日军把华北伪政权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又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仍旧不答应,日本人很恼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带了卫队,到吴佩孚家,借口给他治牙病,强行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送行队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发沿途聚集,电车汽车全部停驶。
再说蒋介石先生,沈宁的心里是充满了敬重和感恩。1946年,抗战结束,沈宁母亲与父亲在上海结婚,由上海当时的市长钱大钧将军主婚,蒋介石特别派人送来一副亲笔字。沈宁外公陶希圣曾执笔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蒋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逐字逐句地改。《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众说纷纭,蒋纬国不高兴,还跑去找外祖父理论。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来给他看,每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红字,根本已经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笔,其实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北京中央电视台最近拍摄的五集电视片《夺命追逃》,主角正是沈宁的外祖父还有他的母亲。那年“高陶事件”爆发,是杜月笙先生到重庆,把外祖父带到香港的汪日密约影件,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过,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当之后,杜月笙提到,陶希圣的女儿和两个儿子被日汪扣留上海当作人质。蒋介石听了,就把汪日密约放回到档案柜,告诉杜月笙,先把三个孩子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约。因为蒋介石这个命令,沈宁的母亲才被杜月笙的50个枪手营救出上海。杜先生在回香港的时候,遇日本空军阻截,猛烈扫射。机师把飞机一路升高,甩掉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8000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杜月笙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从此杜先生身体就垮了,最后也是因为气喘病过世的。说到这个故事,沈宁哽咽道:“杜先生以命换命,救出我母亲的性命。”
民国时所谓的“四大家族”,沈宁直言很令人怀疑。被归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先生,跟他的外祖父很要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陶希圣拿着《中央日报》的搬家费,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没有了。正愁中饭没着落,陈立夫先生走进门来。他到新街口办事,听说陶希圣刚搬到这里,就来蹭午饭。外祖母没辙,只好炒两碗蛋炒饭打发。陈立夫退休来美国,怎么个活法?开养鸡场,吃蛋炒饭,像四大家族干的事吗?
刚到台湾时,沈宁的外祖父一家到《中央日报》去申请家具,只领到一张吃饭桌子,四条桌腿,上面架个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个舅舅每人坐一个,更没有外祖父的坐处。外祖母只好自己买回两个书桌,四把椅子,让舅舅们勉强能做功课。五个舅舅上学,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要吃饭,时间紧,饭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队买米买菜,经常来不及,只好买些面粉,回家煮面条。后来王惕吾先生听说了,不忍心,送两袋米来。外祖母买个大瓦缸存放,搬家几次,大瓦缸一直保存着,没有碰坏,为的是留做纪念。
怀想民国,沈宁慨然:民国的学问家教育家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叶企孙、钱学森、华罗庚,都是民国造就的人才。还有艺术家赵丹、白杨、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红线女、常香玉,文学家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美术家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真可谓各路英雄,后人实在无法超越,就连说相声的都没一个比得了侯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