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就是这样，说在前，冲杀在前，表现了一个爱国者言行的高度一致。他的讲话和革命行动，像重磅炸弹投向国民党反动派，暴露了敌人的反动丑恶的嘴脸。7月15日，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把他暗杀了。虽然他牺牲了，但他的无畏的精神，激起了全国的群众斗争高潮，“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敲响了蒋家反动王朝的丧钟。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表彰了闻一多的民族英雄气概。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和诗人臧克家写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一并选入中学课本，让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学习他言行一致的宝贵品质。
邹鲁山不负重托
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
——《淮南子》
邹鲁山是抗日时期在陈毅同志引导下，由爱国民主人士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一个典型人物。
邹鲁山是苏北阜宁县人。他聪明好学，仗义轻财，能诗善文，工于书法，精于围棋，亦好京剧。1927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凭邹鲁山年少英俊、才华横溢，加上其长兄、内弟又在政府、军队任要职，有这诸多社会关系，谋求官职，那时并不是难事。但是邹鲁山疾恶如仇，洁身自好，憎恶当时社会黑暗，不愿踏入仕途，愿以教育救国，甘在上海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深感教育并不能救国，便谢职返回故里。当时，他家乡一带土匪如毛，危害甚烈。邹鲁山便挺身而出，联合地方自卫队，主动多次击溃土匪，保得一方安宁。抗战爆发后。深为祖国命运忧虑，常常慷慨悲歌岳飞的《满江红》，唱得声泪俱下，又疾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悬于中堂，以示一片爱国的赤诚。也曾冒死组织地方武装，袭击过日寇兵船。然而空有一腔热忱，却找不到抗日的前途，常常陷入彷徨苦闷的状态之中。
这时陈毅同志率新四军军部转移到苏北阜宁县西北的停翅港。开始对邹鲁山这位抗日爱国人士高度重视，便与军部敌工部长刘贯一商量如何接触邹鲁山的问题。不久，刘部长便派敌工部干事张剑秋，带着陈军长的亲笔信找到了邹鲁山。邹鲁山欣然接见，喜阅来书，几行潇洒苍劲的行书跃入眼帘。
“鲁山先生稚鉴：闻君有围棋，若此情属实，能否借给我一用。如方便，请至我处一叙。”署名陈毅。邹鲁山异常激动，当即回答：“陈军长军务繁忙，赐书一介布衣，邀乡间野士至虎帐一叙……”稍有思考，又说：“哦，我想陈军长与我素不相识，从何叙起？一定有抗日大事相议，我当尽早去拜会。”张剑秋同志当即补充说：“邹先生真是大才，很快领会了陈军长的意图。”
一个月后，邹鲁山便随张剑秋来到了军部。陈毅同志闻讯出迎，邀请入室。鲁山见陈军长的豪爽气度顿生敬意，忙谦逊地说：“鲁山乡野之人，有辱大驾屈就。呈上一副较好的围棋，聊供将军消遣。”陈毅见他过于拘谨，便哈哈一笑说：“邹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定是高手。来，咱们先干一仗！”爽朗的笑声，坦诚的态度，好似故友重逢，一下子缩短了许多距离。
晚饭后，陈毅便与邹鲁山促膝长谈。从当前国难谈到将来美好前景；从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到实行减租减息的当务之急。邹鲁山听得非常入神，连声称赞：“全面精辟，前无古人，治了我的急性病。”两人越谈越投机，直到深夜方息。
1942年4月21日，于大顾庄正式成立射阳县。同年10月，陈毅同志根据邹鲁山的一贯表现和工作能力，推荐他为首届参议长，士绅们一致赞同。邹鲁山从此工作更加积极，他家几乎成了接待站，经常有人住在他家，短则一两天，长则两三个月。由于开支过大，不几年就将田产卖去了大半，生活趋于拮据，但对来往同志依旧十分热情。
1942年冬末，陈毅率军部向盱眙县黄花塘转移。临行之前，陈毅与张茜商量如何安置出生四五个月的小男孩的问题。随军转移吧，一路上多有不便；找当地老乡抚养吧，谁肯承担麻烦，冒此风险？想来想去，想到了邹鲁山。于是陈毅便向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邹鲁山毫不犹豫，当即表态说：“军长及夫人敢将爱子托付，这是对我高度信任，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张茜收拾好孩子衣物，用包被裹好孩子，流着惜别的眼泪送给邹鲁山。邹鲁山轻轻接过孩子，说：“请放心，只要我在，一定保证孩子安全。”
第二天上午，邹鲁山把孩子（当时小名小虎、又称小绔子，即今陈吴苏同志）抱回家。邹母知道了很不高兴，责备鲁山说：“你有好多侄子，随便过继一个都可以嘛，何必抱人家的？”鲁山说：“何必过继伤了他们的感情。我特地抱个婴儿，养大了也是一样啊。”就这样，他瞒过了亲人及邻里，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才将真情告诉了他妻子。她听了忧虑地说：“这担子比泰山还重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陈军长夫妇交代？”鲁山说：“不要怕，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绝对保密。你得为我多负担繁重的抚养任务。”他妻子点头承诺。从此，为掩人耳目起名“小压子”。鲁山借口孩子胆小，发现有鬼子扫荡立即报信。为避开敌人扫荡，他不顾自家孩子，先将“小压子”藏到芦沟、坟场。一有感冒脑热，鲁山夫妇日夜守护，请医喂药。“小压子”患过猩红热病。鲁山夫妇更是倍加照顾，到处求医买药，花了许多财物，终于治好，鲁山夫妇俩为此喜不自胜。
1943年端阳节前一天，陈毅派人将小虎从鲁山家接回黄花塘。临行时鲁山夫妇依依不舍。鲁山的三个女儿忽然不见相处很亲热的“小弟弟”，与父母缠蛮数日，直到得知孩子安全到达，才将真相告诉三姐妹。
1979年9月，当年的“小压子”陈吴苏同志还从北京专程来阜宁看望了两位老人。陈毅取信于民一丝一毫关乎节操，一件小事、一次不经意的失信，可能会毁了我们一生的名誉。
——林达生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曾是百万雄师过长江的卓越指挥者之一，并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上海。在建国初期任上海市市长。他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9年初，我数十万大军包围上海，守城蒋军已成瓮中之鳖，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军队进城后，怎样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这是陈毅日思夜想的一个大问题。上海情况很复杂，接管这座城市若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搞不好，甚至难以站住脚跟。“怎样从一见面，就给上海人民一个好印象？”一天，陈毅忽然想起史书上有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于是，就在“入城守则”中加了这一条。但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同志想不通。我军与老百姓鱼水情深，在农村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到上海为什么睡马路？一个团长问：“遇上大雨怎么办？”陈毅郑重而严肃地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地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总前委在讨论“入城守则”草案时，刘伯承、邓小平都非常赞同这一条。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个“入城守则”。毛泽东回电批复：“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后，严守“入城守则”。尽管上海连日大雨，五月的夜晚仍有些寒意，但我军指战员仍睡马路，无一人入民宅。为了不惊扰群众，部队还把战车和军马一律留在市郊，饮水和饭食要从三四十里外送来。解放军官兵每餐只吃少量的咸菜，以保证上海市民的蔬菜供应。
这一切，深深感动了上海人民，他们从这些感人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上海市人民热情地带着汽水、饼干，纷纷涌上街头慰问子弟兵，整个大上海，呈现出一片亲人相会拥军爱民的动人景象。胡逸民年逾九旬践前约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
——蔡锷
胡逸民，浙江永康人，1890年出身于农民家庭，攻读法律，成为法学士。早年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很得孙中山赏识，投奔孙中山后，积极为民主革命效力。他在国民政府中历任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审判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等要职，“四·一二”政变前后，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他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人，曾四次被蒋介石投进牢狱。他第三次入狱，在南昌北营场军法处看守所与方志敏相遇，并结成囚友和知己，留下一段诚实守信的佳话。
1935年2月，闽浙赣三省省主席方志敏同志被押进敌看守所，胡逸民听说后，想尽办法与方志敏接近。经过多次接触、交谈，俩人逐渐加深了解，胡逸民对共产党人方志敏更加佩服，称他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于是胡逸民坦诚相告，国民党当局让他劝方志敏投降。“他们要我转告你，官厅想重用你。这些天，我看你心坚志定，不是那号人，也就耻于启齿。请原谅，今日才挑明此事。”就告诉方志敏，顾祝同来南昌捎了蒋介石上谕，“劝方自首，将功折罪”，顾可能探监拜访，要多加防备。
一对囚友，越谈越投缘。方志敏开导胡逸民：“蒋介石有什么可怕？在全国人民面前他是孤立的。就在贵党内部，反蒋英雄不是也大有人在么！”此话一出，胡逸民立刻想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此人因反蒋而遭迫害，关押在胡逸民任狱长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胡曾设计放邓逃走，因蒋防范严密，计划失败。后宋庆龄造访胡逸民，要求探监见邓。胡未请示蒋介石，满足宋庆龄的愿望。蒋介石知晓此事，怕事情有变，便命令戴笠杀害了邓演达。
蒋介石杀害邓演达，引起公众舆论的谴责。他为掩盖罪行。捏造邓的“口供”和罪状，并“栽赃”说“经胡逸民审理予以枪决”。面对蒋的残暴行为，卑鄙的伎俩，胡逸民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指着蒋失口大骂：“无仁无义的东西……”蒋介石涨红脸，跑过来给胡重重两记耳光：“胡逸民，你这小子昏了！给我滚……”胡逸民一口气向自己的囚友、知己，讲完这段往事。从此，两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方志敏知道敌人留给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要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在这特殊的战场上，采用另一种方式坚持战斗，于是，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而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宣传自己的信仰，呼唤真理，揭露敌人。《可爱的中国》文稿完成，但问题是如何想办法送出去。胡逸民看到方志敏的文稿，眼睛一亮，称赞道：“《可爱的中国》，噢！好题目！”并激动地说：“方君啊，你写，你快写！我一定想办法为你送出去。”
继《可爱的中国》之后，方志敏又写了《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记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这些文稿在狱中都是经胡逸民的手转移藏匿。其中给某夫妇的没有称呼和姓名的信，胡逸民心领神会，“这一定是他留给我的文字！”这是一名行将赴义者对囚友的希望和忠告。他牢记着信上“从罪恶跳入正义；从黑暗跳入光明”那振聋发聩的话语。
1935年7月初，方志敏根据形势分析，敌人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他把最后两份文稿交给胡逸民。胡逸民双手捧着沉甸甸的一包文稿，再次表示：“志敏，我一定要把它送出去！送给谁好，怎么送，你吩咐吧！”方志敏告诉他，可把文稿交给鲁迅或者宋庆龄，请他们转给共产党组织。当年秋天，胡逸民出狱。在南昌小住几日便赴杭州。在杭州隐居简出，在痛苦和彷徨中熬了一年，最后终于决定冒险赴上海，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36年11月，胡逸民一身小生意人的装束来到上海。他先找鲁迅先生，未找着（鲁迅于10月19日病逝）。共产党组织他又找不着，怀揣烈士遗稿他焦虑异常。突然，他想起上海救国会头面人物章乃器，此人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11月18日晚他找到章家，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接待他（章外出不在家），并收下烈士遗稿。几天后，胡子婴与宋庆龄联系上，由章乃器的弟弟共产党员章秋阳，乘出租汽车送到宋家。后来宋庆龄将文稿转给冯雪峰。至此，方志敏烈士的手稿才真正转到共产党组织手中。若干年后，胡逸民得知文稿的归宿，久久悬系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胡逸民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但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存有疑虑，加之听信流言，惶惶不安，1950年春夏之交赴香港定居。1981年10，胡逸民回大陆观光，专程赴南昌梅岭拜谒方志敏烈士陵墓。年逾九旬的老人，他从山下一步步地踏上157级台阶，来到方志敏墓前。
“志敏啊，志敏！我的囚友，我的知己！我没有忘记你的教诲，没忘记你的重托……”老人泣不成声，重复着这几句话。
1982年胡逸民回浙江永康定居，1987年病逝，享年98岁。白求恩遗嘱赠相机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
——洪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