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与邓演达会合的宋庆龄，征求他对是否回国的看法。
“回去，应该回去。因为你才真正代表孙中山。”邓演达抽起一支烟，烟呛得他眯起一只眼睛，“为了防止蒋介石别有用心，你应该发表一篇公开声明”。
“我也是这样想的。”宋庆龄也吸着一支烟，“如若不顺，我将返回”。
“你的行踪随时告我。”
“好，我就这样答复子良。”
宋子良已在柏林等了几天了，可就是不见姐姐点头。这一天，宋庆龄终于答应他：“我同意回去参加葬礼，但我要把条件讲清楚。我将动身回中国，目的是把中山先生的遗体移到他生前希望埋骨的紫金山。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会，我不得不重申我将信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发表的声明。我参加国葬，绝不意味我不直接或间接参与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任何改变或已撤销，只要国民党的领导仍反对孙中山的基本政策。”
宋子良吃了一惊，说道：“姐姐你真是个傻瓜，在政府里任职怎么也比你流亡在外好呀。谁能拿你怎样！我们宋家在中国也是举足轻重。”
宋庆龄收拾着她的公文包，不客气地说了一句：“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宋子良不再吭声。
他们乘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国，在哈尔滨受到国民党官员的迎接。她拒绝与她的家人接触，甚至在赴南京的专车上也同他们离得远远的。安灵仪式在6月1日那个挥汗如雨的闷热天气举行。蒋介石有意借此大做文章。宋庆龄没有同她的家人和国民党的头目在一起，独自登上通向陵墓的392级台阶，一直看着先生的灵柩安置停当，便脱身回到她在上海莫里哀路的房子。
她做得自然而得体，既向孙中山的遗体告别，使人们看到她才是孙中山遗训的继承人，又表明了拒绝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
她保持了两个月的缄默，然后，到了被定为国际反战日的8月1日，她向柏林反帝联盟发了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反动的南京政府在野蛮镇压中国人民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叛徒嘴脸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耻地公开暴露于世人面前……
顿时，她又被笼罩着死神的阴影。
散发电报传单的人被逮捕；她的房屋被监视，那架噼啪作响的打字机也被谣传是“一部向莫斯科发报的秘密发报机”；蒋介石暴跳如雷；杜月笙在打着一个恶毒的念头。
戴季陶找上门来。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取出一张折着的纸，问道：“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宋庆龄靠着沙发，将左肘轻轻放在沙发扶手上，手腕自然下垂，右手执着左手，平静地说：“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愦愦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出于我自己的。”
戴季陶的声音平板而又刺耳：“共产党在全国杀人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然地说话。你应当遵守党的纪律！”
宋庆龄愤怒地指了一下戴季陶，大声说道：“遵守党纪？其实我并不属于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不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蓄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民众说话。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留下了多少的耻辱，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啊！”
“你太性急了，孙夫人，请你不要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你的愤激和感情，我都能够十分了解。”戴季陶软了下来。他转而以过去孙中山的秘书、现在由蒋介石任命的考试院院长的身份说话：“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较一切人超拔，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具，他的理想较现代要早几世纪……”
宋庆龄又一针见血：“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偶像吧，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只是一个革命家。我很担心，觉得你的心理已经堕落了。”
戴季陶矢口否认：“正好相反，我的心理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情形、改良人民生活，这不是革命的吗？”
宋庆龄答道：“国民党原来是一个革命的组织，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会社，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两人又辩论了许久，戴季陶突然想到来此的使命是要为蒋介石游说，便换了话题：“介石正在极端努力以谋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有极大的责任，前途要超过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就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使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的吧？”
宋庆龄哼了一声，带着讥讽的意味说道：“实在说我并不希冀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的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卖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那里实行的。即就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用来做口头祈告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手陶不曾料想孙夫人把他看得这样透，自信的堤坝坍塌了。他拿起帽子准备走了，问宋庆龄：“你不能够到南京来一游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地快活一些。我们通是人类，而且还是富于感情的人类呢。”
宋庆龄冷冷一笑：“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白白葬送，我宁可同情于民众，比对于个人还重视些。”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季陶一脸苦相，讪讪道：“我到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庆龄始终不肯相让：“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彼此之间的鸿沟相差得太远了啊！”
戴季陶神经质地颤动着脑袋，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嗫嚅地走了。
1930年初，宋庆龄去欧洲，再次与邓演达相会于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