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巨匠
道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李耳
（前580？～前500）
【传略】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归德）厉乡曲里人。曾出任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后见周朝衰落、社会风气颓败，于是弃官归隐。传说老子归隐时骑青牛路经函谷关，函谷关守令关尹请求老子著书，于是有《老子》五千多言留于后世。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传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影响】《老子》即《道德经》，本书分“道”与“德”两部分，基本反映了老子的思想。“道”本是道路、道理以及规律的意思。老子将“道”从其原来意义中抽象出来，赋予其形而上本体的意义，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思想中的“道”用言语是难以说清的。《老子》首句说，“道可道，非常道。”然而老子留下了五千多言正是要说明道的。老子在说“道”这个名字起源时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老子对这个“寂兮寥兮”的道的描述时说：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它“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所以道是“无”，但这个“无”并非不存在。道是“虚”，因其有巨大的包涵性。
“无虚”的道在自然现实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法。老子认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先后、善恶、美丑、智愚、损益、荣辱、强弱、胜败、静躁、轻重、大小等，它们都相对而存在，其相对的双方时时处于矛盾运动之中。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其表现就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还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不过，道在本体上是绝对的，是静的，所以老子又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德者，得也。”德就是得到道。在人世、社会、政治中如何才能得到道呢？老子首先揭出世道衰落的原因，即“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其“仁义智慧孝慈贞臣”的出现是因为失落了道的本体，从而降低而表现成了欲尘，欲尘的纷乱相杂最后导致社会复杂狂乱。要想挽救社会之衰落，老子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口号。并循着忠→慈→义→仁→德→道的回归路线，希望恢复到小国寡民之世。老子认为“小国寡民”是最自然的，也应该是人最理想的生存环境，小国寡民就是老子道在社会上的再现，老子描述小国寡民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面对当时现实的动荡不安，老子提出了一些谋略性的方法。其中有“贵柔守雌”的方法。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柔弱像水一样具有内在的生命力，本有自己而无处不可去；老子又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其“贵柔守雌”方法的另一面所用就是“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还有“分争”的方法等。同时老子反对战争，老子说大兵过后必有灾年，又说“：兵者，不祥之器。”
从个体的人来说“德”，老子指出个人体道的渠道，就是“致虚极，守静笃”，然后“涤除玄览”。就是说欲想把握认识道，需修到虚静的极致，在虚、静状态下，像擦一面玄妙的镜子一样对道进行体认、直观。其个人通过修养达到的最高目标，老子称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针对恍惚、窈冥的道，“无不为”指“德”而言。但如欲达到德的无不为必须先具备道的无为。如果专就德中学习一些方法、策略，没有道的涵养，那是不会“无不为”的。而后世颇有人只注意在谋略上利用老子的思想，却忘却或忽略了老子无为的根本思想，这不符合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教导。
【余论】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棵大树的根系就是道家，其主干就是儒家，而佛家则是树上的枝叶。它们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多元互补架构。道家思想既是这棵大树的深根，那么老子---作为道家的创始人和代表者，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处于哲学奠基人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老子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道德经》国内的版本有1700种以上，外文译著则有550种，而从其涉及的语种范围来讲，《道德经》则有20余种，除英、日、法、德、意、荷、俄等语种外，还有瑞典、丹麦、梵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世界语等。
18世纪法国著名学者“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狄德罗，在其主章的《百科全书》中就特别立有《老君》的条目，并把老子描绘成一个洋溢着伊壁鸠鲁精神的圣者，而这正符合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援引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杰出命题去反对基督神学。老子的思想还引起康德和莱布尼兹等哲学大家的注意。谢林、尼采也曾从中汲取营养。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亲译《道德经》。李约瑟博士更称自己是“名誉道家”。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也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说老子的“道”同现代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定律”很相似。这说明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是有相通之处的。一位德国学者克诺斯培认为，解决我们时代的三大问题（发展、裁军和环保），都能从老子那里得到启发。
老子思想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却蕴含着丰富的衍生现代文明的基因。而这也正是我们重视老子的原因所在。
（梁一仁）
理想王国的缔造者
柏拉图
（前427～前347）
【传略】柏拉图，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出生于雅典名门贵族，是古希腊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因其前额宽广，身体强壮，被人称为Plato，即希腊语宽阔、壮伟之意。父亲阿里斯顿是阿提刻最后一个王的后裔，母亲是雅典民主制创始人梭伦的后代。柏拉图幼年受过良好教育。20岁时师从于苏格拉底，成为苏格拉底的信徒，从而走上了哲学道路。柏拉图跟随苏格拉底学习8年之久，深得苏格拉底哲学的真谛。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反对雅典民主政体而被处死后，柏拉图逃离雅典，躲到麦加拉，后游历过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长达12年之久，结识了一些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公元前387年，柏拉图第一次访问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在那里他认识了第翁，意欲利用第翁的特殊地位，培育“哲学王”，以实现用哲学思想改造国家的理想，但遭失败。被迫返回雅典后，柏拉图在雅典城外的“阿加德米”创办学园，从事讲学，吸引了希腊各地的很多学者，尤以亚里士多德最为杰出。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二世死去后，柏拉图于公元前367年、公元前361年两次前往叙拉古，但却卷入新僭主与第翁之间的政治争斗。柏拉图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讲学著书，孜孜不倦。公元前347年，柏拉图死于寓所，享年80岁。
柏拉图一生写了大量著作，主要有《理想国》（一译《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
《理想国》代表他中期的政治思想，《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则是他晚期的作品。
【影响】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中第一个留有大量著作的人。他把古希腊哲学发展到了高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本体论，也是柏拉图哲学的基石。柏拉图在物质世界以外寻求事物的本原，将理性世界与感觉世界对立起来，认为感性的具体的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在感觉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的“理念”（“理念”的希腊文本义是“被视之物”）世界。理念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实体。在理念与事物的关系上，他认为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事物存在的原因；而事物只是理念的影子，是理念的产物。在这里，柏拉图颠倒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将思想对现实的能动的反映，说成是现实对思想的模仿。他的理念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他提出“善的理念”是最高的，是理念世界的太阳；一切美的事物都以达到绝对的美作为自己的目的。在柏拉图看来，事物的本质属性，不仅在于它们的自然属性，还在于它们的功用。
与在本体论上将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对立起来相对应，柏拉图在认识论上将知识与意见对立起来，建立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体系。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对理念的认识，知识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而是理念本身，而意见属于感觉的范畴，感觉不能提供可靠的知识，只有认识到理念才是真正的知识，才是真理，感觉世界只是理念的影子。他将感性和理性、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对逻辑推理和必然性知识作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解释。但他还是比“人是万物的尺度”前进了一步，承认有客观存在的、普遍有效的真理。而且柏拉图在对话中还第一次运用“辩证法”这一概念，并将它提到哲学的高度。他认为辩证法是最高级的认识，它不必凭借假设而可以直接认识理念。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是第一次将辩证法提到这样的地位。柏拉图在论证理念时，涉及到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问题，并运用了归纳、演绎和反证等逻辑技巧，丰富了辩证法的内容。但他把辩证法与唯心主义结合起来，把不变的、永恒的理念作为他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他的辩证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社会政治思想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具体运用，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他的三次西西里之行，则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实践。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这三篇对话中。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国家规模适中，整个城邦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的等级、守卫的等级（武士）和人数最多的劳动者等级。统治者是指极少数受过哲学训练的人，这些人在“理想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治国者以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柏拉图称之为“哲学王”。武士们以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辅助哲学王治国，他们以“勇敢”为美德。劳动者是指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以“节制”为美德。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使城邦得以和谐运转。柏拉图认为这种“贤人政治”即由哲学家充任国王，是最优良的政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中，统治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治理国家。统治者和武士都没有私产和家庭。劳动者也不允许有奢华物品。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实现，关键在于要由哲学家来当国王。他十分强调“哲学王”的作用，强调国家权力与哲学理性的合二为一，认为只有以哲学为工具来治理国家，才能实现对武士和劳动者进行智慧的统治。“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与品德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就开始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经过严格选择，荷马的史诗遭到摈弃，因为它肯定神和英雄放纵情欲。这种“理想国”如果由于三个等级的争斗就会产生军人政体。军人政体中，少数握有权势者聚敛财富，形成寡头政体。贫富矛盾的尖锐化导致民众的革命，产生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发展到极端又会被僭主政体取代。在柏拉图心目中，这几种政体在希腊各城邦中都有其典型，如军人政体指斯巴达，民主政体主要指雅典和一些意大利的城邦。
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国”带有空想的性质，企图退回到古代贤人治国的原始状态。后来由于在叙拉古推行“贤人政治”方案失败，柏拉图在晚期的《法律篇》中改变了观点，认为人类一定要有法律并遵守法律，否则将如野兽般生活；人的本性无法了解社会利益，统治者掌握权力后也会牟取私利，所以法是“第二位最佳”的选择，仅次于贤人政治。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他在《法律篇》中设计了第二等好的城邦，与《理想国》中的正义之邦相比，第二等好的城邦政治制度由哲学王执政的贤人政治转为混合政治，以防止个人专权。《理想国》主张统治者实行公产、公妻、公餐、公育制，《法律篇》则恢复了私有财产和家庭。《理想国》中划分公民等级是依照其先天禀赋的优劣，而《法律篇》则是按照后天财产的多寡。总之，《法律篇》中比较强调立法者治国，已不像在《理想国》中那样强调“哲学王”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