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伏尔泰就与D.狄德罗、爱尔维修等著名学者联系密切，并以积极诚恳的态度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章写，以此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和宗教狂热，开展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这一时期，他除继续创作一系列的戏剧作品外，还完成了《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等著作。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伏尔泰的声望与日俱增。1774年，昏庸的路易十五去世。1778年初，84岁高龄的伏尔泰返回阔别了28年的巴黎，受到巴黎市民的隆重欢迎，从而确立了他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同年5月30日，伏尔泰病逝。
【影响】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高举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伏尔泰继承了英法两国历史上的先进思想，特别是从洛克那里接受了经验论，结合法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形成了其自由的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并且在接受牛顿关于自然界都受引力定律统一支配时，没有陷入宿命论，从而确立了在政治上争取个人自由的理论基础。
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是以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在《形而上学》中，他以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为前提，进而论证了一切观念都来自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指出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这样，他就在继承和发展洛克的经验主义原则上，克服了洛克唯物主义感觉论的不彻底性，即克服了洛克全部哲学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与其唯心主义的“反省观念”的矛盾。同时，他还批判了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认为感官是我们认识外界的必须门户，感觉是以外界对象为前提的，感觉愈多，观念也愈多。伏尔泰以其自然神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不仅有力地抨击了基督教神学，而且在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在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他的哲学思想仍带有明显的机械性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他通过《哲学通信》、《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等哲学专著奠定的唯物主义路线，在当时的宗教神权笼罩下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来说，无疑对启蒙运动的开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始终不渝地对教会和宗教迷信进行揭露、嘲讽和批判，是伏尔泰全部启蒙活动的主要内容。伏尔泰认为，天主教会的统治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主要敌人，教会的蒙昧主义造成社会上的普遍愚昧和宗教狂热，这种宗教迫害和神学蒙昧主义同君主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阻碍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他针对教会提出了著名的战斗口号“打倒丑类”，在团结宗教力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所谓“丑类”就是指教士，这一口号是他全部活动的纲领，他号召一切社会进步力量同宗教作斗争。在伏尔泰看来，天主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章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基础上的，是“最卑鄙的混蛋做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大敌，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伏尔泰始终不渝地用各种形式与教会和宗教狂热作斗争。他用撼动人心的悲剧的力量驱逐弥漫法国社会的宗教秽气，向人民群众灌输对教会和宗教偏见的仇恨，宣扬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反响。他用史诗和即兴讽刺诗嘲笑教士的伪善、卑鄙和无耻，常常引起社会共鸣和反动势力的惊慌失措。他运用自己的哲学武器，集中批驳了在18世纪已经走向反动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从理论上启迪了人们的思维，打击了宗教的嚣张气焰。
在政治制度上，伏尔泰深受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影响，倾向于实行开明君主制，反对实行民主政体，主张下院、上院、国王三者之间互相节制。但是，他对“开明君主”抱有的幻想却在腓特烈身上遭到了惨重失败。
伏尔泰认为，自由、所有制和平等是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平等，指人的天赋能力的平等和运用这一能力的平等，还包括法律面前的平等，废除等级特权。自由，指遵循法律行事，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认为这两种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伏尔泰还对卢梭的“自然状态”的观点提出批驳，他歌颂理性，推崇文明，强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前进。在《百科全书》的章撰过程中，他倾注了向陈旧腐朽的封建制度进攻和传播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随着岁月的流逝，面对残酷的现实，伏尔泰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间苦难的根源在于腐朽反动的封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反动教会的精神统治。他完成了大量的戏剧、小说和著作，用嬉笑怒骂的笔锋触及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横扫社会的每一个黑暗角落。他尤其注重教导人们用智慧启迪愚昧，用科学武装头脑，用理性阳光驱逐现实的黑暗。他清醒地认识到，反对神权统治，反对宗教迷信，批判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打碎天主教加诸法国社会的精神枷锁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
【余论】伏尔泰以其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和巨擘。面对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和封建专制的残酷压迫，他以其知识和智慧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试图用理性来驱除蒙昧，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他的思想为声势浩大的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正是在他的思想的引导下，法国资产阶级制定出了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著名的《人权宣言》。
（王海波）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
康德
（1724～1804）
【传略】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在哥尼斯堡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8岁进入腓特烈学校读书。1740年秋，康德以优异成绩考入哥尼斯堡大学，并与沃尔夫学派的马丁·克努真结下了亲密友谊。他从克努真那里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德国启蒙主义者的思想。
1746年起，因生活所迫任家庭教师多年。1755年以拉丁文论文《论火》获得硕士学位。不久又以《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新解释》通过哲学系答辩，成为哥尼斯堡大学的一名章外讲师。1756年为了申请教授职位，提出《物理的单子论》进行答辩。1766年担任王室图书馆副馆长。1770年升任哥尼斯堡大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章内教授。1781年发表了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始创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此后的10年间他又相继完成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两部巨著，其声望在德国日隆。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威廉二世即位，德国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康德于1793年出版《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把宗教归为道德，并批评了教会，被政府强制不得讲授和撰述宗教问题，康德为此做出承诺。1797年威廉二世死去，康德放弃承诺。1804年，康德在哥尼斯堡逝世。
【影响】康德生活在欧洲由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代。他的哲学思想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往革命，而又怯懦的两面性和妥协性。从整体上看，康德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即前批判期和批判期。
前批判期是康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时期，在时间上大体以1770年为分界。在这一时期，康德立足于牛顿力学而又超过牛顿，提出只要给我物质，就可以构造出世界。他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探索了天体运动的规律，提出“星云假说”，从而名垂科学史。在自然科学的诸领域，如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数学等，康德都进行了研究。
康德转向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卢梭和休谟的影响。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对从经验材料中能概括出普遍性、必然性的规律提出质疑。休谟的怀疑论推动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重新进行考察，促使他对科学的可能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试图对牛顿物理学何以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这一问题做出新的哲学诠释。他欣赏休谟根据经验论对因果联系观念的起源问题所做的分析，但他反对休谟否认因果联系必然性的结论。
在康德看来，当时哲学领域中存在的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非此即彼”的“独断论”和经验派的“怀疑论”是各执一端，都使哲学陷入困境。为了克服上述两种世界观、两种对认识的片面的错误观念，他自己选择了在其看来是唯一合理的道路，即批判的道路。康德说：“我的所谓批判，指的不是对任何书籍或任何哲学体系的批判，而是对采取纯形式的、亦即不以任何经验为转移的理性本身的批判。”
1781年，康德经过十几年的呕心沥血、劳作酝酿，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代表他哲学思想的奠基性著作。通过这部书，康德建立起独特的批判哲学体系。
康德在认识论上表现出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特征。康德从深信自然科学的可靠性出发，批判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片面性，力图把两方面综合起来，他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它并不局限于经验。我们的一部分知识是由认识能力本身产生的，这部分知识具有先天的性质。在康德看来，经验的知识是个别的，因而是偶然的；先天的知识则是普遍的、必然的，从经验得来的材料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完全相符的知识。康德提出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问题，另辟蹊径，采用“先验”方法。他把世界分为能够认识的现象和根本不可能认识的“自在之物”，从而表现出不可知论的倾向。这样，康德虽然已与形而上学分手，但却不能完全抛弃它；虽然重视了经验，却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
在论述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康德认为，认识能力共有三个层次，从感性开始，然后是知性，最后是理性。在感性阶段，空间、时间是人类感性的先天形式，是认识感性阶段的必要条件。没有经验的感性材料，纯粹的直观形式也无法存在。人类的纯直观是空间与时间，空间使外在感觉系统化，时间使内在感觉系统化。认识的对象只限于现象而不是物自体，这是康德批判哲学与先批判时期思想的分水岭。从知识的形成看，康德强调科学知识应当是感性和知性的综合。知性是主动下判断的能力，它的主动性表现为从不同方面联系观念，从而得出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判断。没有感性，我们就不会感知任何一个对象。而没有知性，则不能思维任何一个对象。两者的综合靠的是先验逻辑。关于感性和知性的相互关系的新观点是康德认识论的一项无可争辩的成果。在这之前，感觉论认为，感性认识起主要作用；而唯理论则认为，知性是主要的。他们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康德的“二律背反”是先验辩证论的顶点。康德认为知识的范围只能局限于可能经验的领域，超越这一领域的纯粹推理是得不到合理论证的，这种超验的推理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思想上的窘迫状态，他把这种状态叫做“二律背反”，也就是辩证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中提出四个二律背反，说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作为宇宙整体的世界是不能认识的。“二律背反”证明了先验论的观念论划分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和经验认识的现象界的正确性。
康德创立二元论，是想要替对抗社会中人的行为具有两重性进行辩护的一种独特尝试。康德第一次指出了理性在力图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试图揭示其本质时，必然会遇到矛盾。康德使辩证法去掉了随意性的假象，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是造成近代哲学进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正是由于康德提出的辩证法观念和“二律背反”，黑格尔对其加以“纠正”、“扩大”和加深，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矛盾学说，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就像康德单调的生平和刻板的生活一样，《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也十分呆板，而且冗长、重复、晦涩难懂，以致于不被人理解。
如果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要解决的是“人能认识什么”的话，那么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则由理性到善恶概念来解决“人应当做什么”。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在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的伦理学与认识论一样，也是在批判当时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验论的幸福主义的道德理论以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为代表。他企图以感官的感受性为基础，从苦乐、幸福、利益出发，把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道德原则。而唯理论则把上帝的意志作为道德原理。康德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道德自律”，并以自律的善良意志作为伦理学的出发点。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的对象是至善，即发现和实现人的自由所需要的东西。
《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分别阐述了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则阐述了评价能力，即目的论，也就是关于审美的学说。康德把美学看做是“全部哲学的入门”，认为判断力处于知识和理性之间，《判断力批判》是把哲学的两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手段。康德通过诉诸人的艺术潜能的办法独特地克服了科学与道德的二元论，使自己真善美的哲学体系在人和人的文化作品中达到了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