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全局与重点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全局与重点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不断推出理论创新成果。
首先，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它看成千古不变的教条，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要招致失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我们党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那么该怎样“结合”？“结合”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是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搞清社会主义，能否卓有成效地选择社会建设道路的大问题。正是沿着这个思路，邓小平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的前提下，强调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里所说的“特色”，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前提下的特殊道路，它全面体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换言之，一切着眼于现实的实践，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
其次，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决定党的战略策略，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特殊方法。如在对“文化大革命”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邓小平吸取了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使中国既克服了“左”的错误，又保持了政治稳定，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而在处理香港、澳门、台湾等历史遗留问题时，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方案更是既体现了对历史高度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尊重了港澳台地区人民习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一现实，有利于保持这些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安居乐业，实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次大手笔。
再次，在立足于国情的基础上，将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置于国际大背景中考察，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国际战略思维方法。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全方位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在立足于国情的基础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从“世界政治、经济的角度”来为中国量身定做发展蓝图，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中国自主发展的条件，变成“中国特色”的现实基础，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全盘西化”的论调和“单纯本土”的倾向，实现了发展的内源性和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事实证明，他的英明决策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的发展格局。苏东剧变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成功应对了新的国际形势的挑战，果断地作出扩大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总结了国际发展经验教训，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最后，着眼于全局，把握重点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独到的辩证思维方法。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特别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方方面面。比如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邓小平在多个场合都明确指出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稳定是大局，因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任何事情都搞不成，发展更是一句空话。稳定代表着中国的最高利益，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制止，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但邓小平更是一再强调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他多次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其中的核心是经济建设。这一方法要求我们横下心来，除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搞经济建设，一切围绕、服从、服务于这件事，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江泽民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抓住以“三个代表”为重点，逐步推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更是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抓住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党当前来说，理论创新，就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理论建设和创新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的领导集体必须牢牢把握一些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①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继承和发扬其创新思维，就一定能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一、经典原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列宁选集（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斯大林选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毛泽东选集（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邓小平文选（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江泽民文选（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二、参考书目
王鑫，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肖枫，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李景治，蒲国良，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郭圣福，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认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李培湘，谭辉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维创新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周华虎，毛泽东思想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管文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崔常发，徐明善，方永刚，江泽民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卢先福，宋福范，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吴敬琏，转轨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2002
徐恕，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施九青，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政治宣言·行动纲领·理论指南（十七大报告学习体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后记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实践的发展总是要提出前人没有遇到的新课题，需要以理论创新的勇气去探索、去解决，进而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160年的前进历程中，不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不断为理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又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出现新局面，这种历史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陈出新，为社会主义展现出了光明发展前景，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要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就必须做到既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又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才只走了半个世纪，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就如此丰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本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作者近年来在教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初步体会，由于篇幅有限，大多数理论观点没有详细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也没有详尽罗列和分析。这些都是我今后要努力改进的地方，敬请读者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李培湘教授、刘国华老师对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特别要感谢的是谭辉旭教授，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十分关心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抽出时间为本书作序。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