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结论如下：
（1）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家庭承包责任制重塑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微观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我国加入W TO，把小规模分散的农民迅速推向了瞬息万变的市场。由于个体生产经营者的一系列组织缺陷，使得分散的农民与社会化的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农业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而且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影响，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下跌问题日益突出，农民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下降，形势相当严峻。与此同时，我国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中国加入W TO，农业面临着来自国际竞争的考验，因此尽快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局面，有效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增加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我国农民组织化的道路是漫长、艰难的，也是充满希望的。
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历史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历经艰难曲折后，我国农业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承包制释放了巨大的制度潜力，提高了农业劳动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进入90年代后，家庭承包制的贡献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农民自发兴建了一批专业技术协会和专业合作社，改变了农民分散经营的状态。目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制约因素有农民自身的因素、农民组织自身的缺陷，但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制度环境因素。从宏观来看，国家在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明显滞后，许多情况下农民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另外，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也是制约农民组织化提高的重要因素。尽管，农民组织的发展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农民组织化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加入 WTO 后，政府和公众认识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农民互助合作的愿望进一步增强。农民组织化的硬件设施，如交通运输、科技、通信的进一步完善，加上“公司＋农户”、专业批发市场、农村经纪人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已经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些有利的条件必将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3）农民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应该首先从单纯经济团体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参与政治的综合性组织。
我国的农民组织也应该首先在经济上壮大起来，然后逐步参与农业政策、法规的制定，为农民争取更大的利益。现阶段考虑到我国国情，应该首先提高农民经济上的组织化程度，在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占有较大分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后再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及至社会地位。
（4）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载体。
合作经济之所以成为农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和分散经营的特点以及合作社的性质决定的。农业的产业特性和分散经营的特点使农业更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来获得服务和增强竞争能力，而合作社是社员自己的组织，它承认和尊重社员的产权，承认和尊重社员家庭经营的独立性，并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其作为社员所有和民主控制的组织的基本性质，谋求社员的利益，因而成为农民获取规模化服务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手段。
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组织化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难以恢复其组织的群众性、管理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担便落在了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身上。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具有一定社会公益功能的特殊组织形式，它的发展有助于完善市场秩序和规则，不但对农民，而且对龙头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都会产生积极作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节约农民的生产成本、交易费用，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风险，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可以倚重的组织形式。
（5）农产品行业协会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重要意义。
农产品行业协会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织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小农民与大市场的矛盾问题，促进农民、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生产、加工、销售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充分发挥协会的职能，开展行业自律，维护农产品企业的利益，进而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是农产品行业协会比其他农民组织特有的功能；农产品行业协会是政府和会员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6）农民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单纯行政关系。当政府行为与农民利益相冲突时，农民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民一边，为农民谋利益。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脱离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功能应该定位于：维护公平、公正原则，提供符合市场经济运转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为农民组织的建设提供制度与政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