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派是30年代重要的文学流派，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要全面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林语堂不但写散文，写小说，而且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写过许多文论。只是，他的文论常以小品形式出之，而且散见于各个集子中，遍览亦属不易。现在沈永宝兄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使我们能集中看到林语堂的文学主张，是一件好事。永宝长期从事现代文学报刊史研究，阅读了许多原始报刊，在资料的收集上自然比较全面。他所提供的这个文本，能使我们看到林语堂文学主张的来龙去脉，对于研究工作很有好处。
一提起林语堂的文学主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幽默”和“性灵”。不错，30年代林语堂曾经办过提倡幽默文学的《论语》杂志，又办过专登性灵小品的《人间世》刊物，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因此还得了一个“幽默大师”的称号。吹捧者，反对者，都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但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和人生态度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要评价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必须了解林语堂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说得较为确切。
林语堂提倡“幽默”，不自30年代始。早在1924年，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的文章了。林语堂当时提倡幽默，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是文体改革的继续；二是人生态度的表明。
文体改革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无论是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八事，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大抵都从文体改革入手。应该说，五四文学在文体改革上是取得很大成就的。但是，学习西文的林语堂并不满足，他致文《新青年》，要求改变板面孔训人的文风，在文体上作进一步的改革。只是，文学革命初期，两军对垒，叫阵搏斗，形势并不轻松，所作文章自然以严肃的学理论文为主。但《新青年》也辟出了“随感录”专栏，文章就写得较为随便，并由此而发展出现代杂文文体。杂文的写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比起那些正论来，要轻松活泼得多了。1923年，林语堂从美、德留学回国之后，仍希望对文体改革有所推动。他提倡幽默，并征译西方散文，即是本于此意。但此时新文化阵营已经分化，接着，出现了《语丝》与《现代评论》两家杂志，代表着两种倾向。继承《新青年》战斗传统的，是《语丝》杂志。而且，在文体改革上，《语丝》对《新青年》也有所发展。林语堂本人也加入语丝派，成为其中的一员战将，他与孙伏园、周作人等还有过关于“语丝文体”的讨论。周作人虽然认为《语丝》没有什么文体，只是一群不伦不类的人集合在一起，发表些不伦不类的文章和思想而已。但是他又拈出“随意”、“大胆”与“诚意”几个词，作为大家撰文的共同特点。关于“语丝文体”，后来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说得最为明白：“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这都说明《语丝》在文体上的进一步解放。鲁迅自己的杂文，就相当有幽默感。但幽默在当时还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为语丝派从事的是抗争文学，在抗争中，讽刺显得比幽默更为重要。
幽默不仅是一种文体，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林语堂似乎更强调后一点。他自己就说过：“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论幽默》）即使在《语丝》时期，他提倡幽默，也着重在人生观，即要求有一种宽容的人生态度。他在章士钊下台，女师大学潮取得初步胜利时，即鼓吹“费厄泼赖”精神，就是这种宽容态度的表现。但是，要玩“费厄泼赖”，必須双方都有“费厄”精神才行，只有单方面“费厄”，是“泼赖”不成的。当对方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地镇压学生运动时，林语堂从事实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接受了鲁迅的批评，觉得在中国，倒还是“打落水狗”精神更来得切合实际。而且，事实上，无论在女师大运动中，或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林语堂都是积极地站在革命青年这一边，与反动势力展开搏斗。他还因此而遭到迫害，只好走出北京。
林语堂再次提倡“幽默”时，已是30年代——幽默杂志《论语》创办于1932年。那时，他经历了改造厦门大学文科的失败，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早已厌倦于斗争，而向往于闲适生活。此时提倡幽默，仍是提倡一种人生态度。他自己曾说，需要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态度，将世事看穿，用轻快的笔调写出，才能成为幽默。但30年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比20年代更为严峻，而且专制统治也更为加强了，要冷静超远，亦颇为不易。幽默仍难在中国生存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幽默这东西，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可见，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幽默是难以得到发展的。不是倾向于讽刺，就是倾向于说笑话。专门提倡幽默的《论语》杂志，也办得愈来愈不景气了。
1934年，林语堂又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这是专门提倡性灵小品的刊物。什么是“性灵”？林语堂在该刊的《发刊词》上明确地说：“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也。”这就是说，提倡性灵文学，就是提倡表现自我，表现个性。从积极方面看，它是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有着相通之处。林语堂反对方巾气，反对官样文章，也都有其积极意义。而且，在30年代首先提倡“性灵文学”的也还是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的周作人。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这两个相关的文学主张，所起的作用，也就大不一样。
如果说，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儒教叛徒的话，那么，到得30年代，他已经是一心想做隐士了。他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愿再进行斗争，而想在十字街头造起艺术之塔，躲在里面摹写《九成宫》字帖。他鼓吹性灵文学，提倡晚明小品，更多的是消极避世的作用。但是，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仍旧影响很大，追随者颇不乏人。林语堂就是接受其影响的作家之一。经过周作人的提倡和林语堂的鼓吹，当时文坛上茶话酒谈式的小品文蔚然成风，新印的明人小品集也层出不穷。这些作品，都是以闲适为格调，无“悖谬”之议论，相当适应当时政府之需要，也就相当程度地冲击了有强烈社会性的斗争文学。所以，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对之进行批判，也是必然之事。正如鲁迅所说：“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近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他们希望，生存的小品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东西，而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
从今天的选本上，是无论如何读不出这些小品文的抚慰和麻痹的意味来的，人们所见大抵只是潇洒和空灵。但一个政府，总有一定的文化政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容许什么，都有自己的意图。它所容许的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明显的倾向性，而且往往是中性的，但实际上，这种容许却也是一种诱导，一种抵制，即利用某种可容许的文化现象来冲击它所反对的文化倾向。明乎此，就明白当年论语派之所以受到鲁迅和左翼作家批判的原因了。
的确，只有放在时代背景中进行透视，才能看清一种文学主张和文学倾向的正误是非，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林语堂崇尚道家思想，颇想超然物外，但他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他后来的政治倾向也说明了这一点。
——发表于1998年《阴山学刊》第一期，收入1998年10月珠海出版社出版之《林语堂批评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