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两三岁时，常患过敏症。本来就号称“小胖儿”，圆圆的小脸再被一片片肿块簇拥着，越发胖鼓鼓的，像个小弥勒佛。好像并不觉得浑身刺痒难耐，也不知抓抓解痒，只是神情发呆，没有力气像平时那样敞开嗓门欢叫，蹒跚着两条小腿四处游窜了。于是去看大夫。西医给扑尔敏，中医给防风通圣丸，总要折腾一个多星期，脸上身上才渐渐平复。
一次，她又过敏了。这次来势汹汹，右眼皮也肿胀起来，压迫得圆圆的眼睛变了形。有时她仰起小脑袋，用那只变形的眼睛东张西望，本是挺滑稽的，可我哪儿还笑得出！
当时我家住在协和医院附近，我抱上女儿，慌慌张张去医院求医。这家医院因名气大，千里之外来看病的也大有人在，所以平时总是乱哄哄的。不知为什么，这天却十分宁静，院子里没人，挂号大厅也没人。估计可能是医院召开大会，那时，政治是可以冲击一切的。我记得大夫是从挂号室里走出来的，把我和女儿带进大厅左边的一个房间。
他的年纪在四十岁上下，国字脸，黑黝黝的，眉眼却记不清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寡言和不动声色。他的问话，不仅简短，而且没一句多余的。
作为父亲，我当然要尽量详细地陈述女儿的病情，并希望得到他的指导。我知道，这类陈述，他可能已反复听过，在他看来很难有新鲜的东西，但他仍然听着，不假装表示兴趣，也不坦直的表示厌倦。他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肯说，坐在那里像一段木桩。他的沉默使我尴尬。我既为所受到的冷遇深为不满，更为他对女儿的病情的冷漠愤愤不平。我的话渐渐出圈儿，并且带着火药味儿了。
他并不在意，甚至没有因此多瞧我一眼。他拿起一支很粗的黑杆钢笔，在我女儿的病历手册上写下一个药方，把我们打发走了。
多年之后，我才慢慢悟出，那位大夫的沉默，冷漠和容忍，正是“文革”后期，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在陌生人面前最典型的情态。
他的药方只有四味草药，抓三付似乎只花两角多钱。女儿只吃两付，就痊愈了。再次发病是在两三年之后，我照方抓药，又药到病除，而且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从未犯过。为了女儿，我一直珍藏这个颇具奇效的药方。
前几年，一位亲戚也被过敏症折磨着，我把药方借给他，并一再叮嘱要妥善保存，他服了药，说非常见效，药方却一拖再拖，没有还我。时间一长，再问，丢了。
我遗憾至极，却无计可施，只恨当初为什么没给他抄一个—写十几个字足矣。
不久前，女儿去农村小住，又患过敏，虽然很快治愈，我却更加思念那个药方。可惜，我没能记住那位大夫的姓名。我也曾萌生过去协和医院找他的念头，又想，二十多年过去，协和医院也一定物是人非了。不过，若能见到那位大夫，我想，他国字脸上的沉默和冷淡一定在近年来的新生活中消融了。
那四味草药中，肯定有芦根，似乎有山楂，其余两位就毫无印象了。我渴望重新得到那个药方，这次不是为了女儿，只想机缘凑巧时积德行善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