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用郑，必以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无令溺子之懦。”子产死。游吉不忍行严刑，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萑泽，将遂以为郑祸。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
——《韩非子·内储说上》
子产为郑国宰相，病重将死，对即将继承其位的游吉说：“我死后，你执掌国政，希望你从严对待国民。火看起来很凶猛，因此被烧死的人不多；水看起来很柔弱，所以溺死的人很多。你应保持严厉的态度，以免造成更多的溺毙者。”
子产死后，游吉继承其位，但是不忍心采取严厉的政策。于是年轻人结为犯罪团伙，盘踞在沼泽地带，成为国家的大祸害。游吉率军讨伐，费了一天一夜才镇压下来。事后游吉叹道：“若一开始我就按子产教导的去做，事态就不会这样严重了。”
一、严与宽
自古以来，组织管理的重点，就是保持严与宽的平衡。
“子产相郑”的故事，在《智囊全集·上智部·见大卷》“诸葛亮”条“冯述评”中，冯梦龙是这样说的：子产谓子太叔（游吉）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
子产对太叔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
子产执政20年，内政外交都政绩卓著。“宽猛相济”的主张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所说的“猛”，实际是为了预防犯罪，重点还是“宽”，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其实，事物本来是错综复杂的，宽与猛都不是绝对的，无论立法还是执法，都应斟酌情理，宽严结合。成都市武侯祠有副对联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现代诗人流沙河又改为“不遵宪，即宽严皆误”，更说到点子上了。
二、文与武
关于组织管理宽与严的问题，《左传·子产论政宽猛》里，记载了孔子的看法：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孔子评论说：“做得真好啊！施政宽和，人民就容易轻慢；人民轻慢，就得用刚猛之道来纠正。施政严厉，人民就受摧残；人民受了摧残，就得再用宽和之道来抚慰。以宽和调剂刚猛，以刚猛调剂宽和，国家的政事因此就谐和了。《诗经》中说：‘老百姓太劳苦了！该让他们稍微安康些了。将恩爱给予这些中原老百姓，以便安抚四方人民。’这就是实行宽和之道啊。‘不纵容诡诈欺妄之行，以约束限制不良之人。遏止劫掠暴虐之徒，制裁不畏严明之法的人。’这就是用刚猛之道纠正邪恶啊。‘安抚远方，亲善近邻，以使我王朝安定。’这就是以平和之道来使国家平稳啊。《诗经》中又说：‘不过强，不急躁，不刚猛，不柔和。布施政教宽和温厚，百般福禄都齐集而来。’这就是政事和谐的最高境界啊。”
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孔子流着泪说：“子产的执政之道，正是古人爱民的遗风啊。”
看来，孔子很赞成子产执政的“宽猛调节论”的。
当他得知子产去世的消息，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所以后世人评价子产时，常用“惠”、“惠人”、“古之遗爱”，将子产祠称作“遗爱祠”，就是由孔子赞颂子产的这句话演变而来的。
在《智囊全集·上智部·见大卷》“诸葛亮”条“冯述评”中，在太叔治郑、孔子论宽严之后，冯梦龙紧接着评论说：“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梁武帝看见执行死刑，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看来，冯梦龙也是主张“宽猛调节论”的。
孙子的主张也是“恩威并重，威武兼施”。
《孙子兵法·行军篇》里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士卒还没有亲近依附就施行处罚，那么，士卒就必然不服，不服就难以使用；士卒已经归附而法纪不实行，那么，这样的士卒就不堪使用。要以政治、教令、教育士卒，要以军纪、军法来统一步调。
所谓“令之以文”，用于管理，就是坚持不懈地对被管理者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晓之以文，明之以理。
所谓“齐之以武”，用于管理，就是辅之以法律和纪律来统一行动。
奖罚分明，是历代兵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治军思想。对于一个管理者，在单位、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需要的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刚”、“柔”兼得的管理方式，做到合情合理。
事实上，秦统一中国，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所坚持的法家思想。战国后期，兵火纷扰，群雄并起，先后盛极一时的七雄中，唯有秦国雄霸一方。人们都希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给种种纷争来一个了结。这种大环境中，人们的心态比较一致，因此法家的“严”的思想凸显其效用。然而当人们安定下来，社会生活主题已不再是战争的时候，法家之“严”的效用就会失去，而“黄老之治”的“宽”的思想，成为刘邦一大法宝。无论是楚汉之争中笼络人心，还是西汉初期休养生息，儒家和道家的“宽”的思想都尽显无穷的魅力！
三、宽之害
问题在于，“宽猛调节论”在某种程度上崇尚的是“宽”。
组织管理当然要宽。
宽就要切实注重“人”的因素。
事实上，对家庭观念异常重视的中国人，心里期待的是单位和公司能成为自己的另一个家，扮演家长的管理者可以很严格，但他们心底里都必须是真心爱护孩子的。如果员工感受到了这种爱护，就会加倍地热爱他们的工作。
唐骏认为，在中国做一个好领导，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做些让员工感动的事。一旦你用行动赢得了员工的心，他们就会无怨无悔地为公司奉献。
王永庆曾说：“爱你的员工，他们会加倍爱你的企业。”
《孝经·三才章第七》中说：“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