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的方法有数种。一种是用比喻，如在现代汉语里，军士打仗受伤叫“挂彩”，南方则叫“带花”，皆为受伤后扎了绷带的比喻。一种是用典故。如古代汉语把病到快死叫“弥留”，用的是《尚书·顾命》周成王之典。或叫“易箦”，用的是《礼记·檀弓》曾子临死换席子的典故。一种是用假托之词。如古代汉语称帝王的死为“晏驾”，意为他不出朝，只是由于他的车驾出来晚了。称有封邑的人臣之死为“捐馆舍”，意为他不在，只是由于他抛弃了他的馆舍到别处去了。后称人死为“捐馆”，即由此而来。佛教僧尼之死为‘圆寂’，意即他们完全沉浸于念经中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称为“弃堂帐”，意即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到他处谋生去了。“西归”是死亡最常用的托词。《说文》“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接），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西或从木妻。”日落西山，鸟栖于巢。西是栖息的引申义。西方是日落之地。自然也是黑暗之地，进而成为阴间之所在。至今仍将死亡称为“上西天”、“命归西天”、“西归”等等。如《诗·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怀之好音。”唐朝孟郊《感怀》诗之五：“去去荒泽远，未有西归日。”“西归”均用作死亡的委婉托词。在中国古代墓葬中也是头朝西方者居多。一种是用其他相似物类的名称。如长沙方言忌说“虎”字，由于“府”、“腐”和“虎”同音，因此长沙的“府正街”被改称“猫正街”，“腐乳”也改称“猫乳”。最普通的一种是改用反义词。如戏院中的“太平门”，原意是为了万一发生了失火的事故好让观众逃走的，说“太平”便是失火事故的反义。乘船的人，忌讳说“住”，“翻”，所以称‘箸’为“筷”，称“帆布”为“抹布”。其它“沉”、“停”、“破”、“漏”之类的话语也都在禁言之列。在上海，平时人们忌说“眉毛倒了”，是忌讳“倒霉”之意。忌言“梨”、“伞”，而称“圆果”、“竖笠”，是避讳“离散”的意思。忌说“苦瓜”而称“凉瓜”，是要避开苦难之“苦”字。忌说吃药，而称“吃好茶”，是忌讳“生病”之意。这一类避凶求吉的语言禁忌现象，民间称之为“讨口彩”。
对凶祸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日益丰富，封建迷信思想逐步破除，这方面的禁忌语越来越少。温州旧时称“老虎”为“大猫”，但晚近输入的“老虎钳”、“台虎钳”、“老虎灶”等均不再忌“虎”，并且“老虎”，“大猫”已并用了。上海郊县原称“伞”为“竖笠”，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了。对于现在仍流行的禁忌语，我们不必刻意去加以更换。言语乃约定俗成，有些已通行而又不碍思想交流的词语，诸如“筷子”之类，倘若一定要加以“正名”，反而令人难以接受
其次是不能说出含有破财意思的词语。在所有的凶语中，除死亡及疾病的字眼最为令人恐惧、忌讳外，还有就是些破财词语。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命运，生活的贫富，所以民间很看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谨防着破财。
春节期间，各家各户要祭财神。若有卖财神画像的童子挨门喊：“送财神爷来了。”一般人家，都赶紧出来，到门口回话：“好好，来，我们家请一张。”如不想买的，也不能说“不要”，更不能撵送财神，只说“已有了。”有人来送柴（财神）时，忌回答“不要”，若不想买，可回答“已有”。春节为一年之首，民间以为得罪财神，神仙便整年都不临门。期间，如果小孩说了冒犯财神的话，大人即说“童言无忌”，以解除不祥。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爱拱手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因为财运好坏直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民间很着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提防着破财。
广州话“舌”和“蚀本”的“蚀”同音，所以把“舌”叫做“脷”，“猪舌”叫“猪脷”，取其“利”字之音；“杠”和“降”同音，因而把“竹杠”称为“竹升”；“空”和“凶”同音，因而把“空”说成“吉”；把“空屋出租”说成“吉屋出租”。方言广州话“书”和“赢输”的“输”同音，所以有人称“通书”为“通胜”。又因广东方言“丝”与“输”的读音相同，所以把“丝瓜”改称做“胜瓜”。又因为“干”犯了“输得干干净净”的忌讳，所以便把“干”改为“润”，“润”取时时润色之意，显得有油水，所以是发财的象征，于是“猪肝”被说成了“猪润”，“鸡肝”被说成了“鸡润”，“豆腐干”被说成了“豆润”……广州旧时商行里为了发财，为了账目上多进少支，特别忌讳支出的“支”字，为此把长衣（长衫）的读音“长支”改称做“长进”，以求只“进”不“支”。
此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语言禁忌很多，它们有一共同点，即不仅停留在避开不吉的词语不说这一点上，而且还要改凶为吉，力求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最为吉祥的理想效果。
第三是不能使用亵渎性质的词语。民间的荣辱观也促使一些带有亵渎意味的词语成为禁忌，通常以为涉及到性行为和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一般所谓有教养的或“正经”人都羞于启齿。
在现代生活中，“蛋”是常见于骂辞的一个字眼，如吵蛋、倒蛋、浑蛋、刁蛋、坏蛋、滚蛋，黄巴蛋等等，于是，这个“蛋”字成了人们纷纷躲避的字眼。
在汉族民间，通常认为涉及到性行为及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说出来有伤大雅，有教养的人都羞于启齿。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要用“下部”、“阴部”等来代替。女性性器官不洁与男尊女卑等观念，使人们话语中的男女性器官避讳语，有时带有褒贬尊卑不同的色彩。如陆容《菽园杂记》说：“讳狼籍，故称榔头为兴哥。”榔头是古人称男性生殖器的一种说法，这里改称为“兴哥”，明显带有一种亲昵的情感，既体现了男尊思想，也体现了部分男性的那种认为生殖器并无不洁的思想。今人之男性，有称自己生殖器为“老二”的，有称“弟弟”的，它同样也有一种亲昵情感。
谈及性行为，更是忌讳直说的。性，成了邪恶和羞耻，成了只能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做的事。即使是极正常的两性关系，也要用“办事”、“房事”、“同床”、“夫妻生活”等素雅词语代替。至于不正常的两性关系避讳词语就更多了，常用的有“风流罪”、“风流债”、“有外心”、“有外遇”，“怀春”、“输身”、“走野路”、“采花”等。现代社会中较普遍的用法是“发生关系”，而最时髦的说法莫过于“做爱”了。“做爱”一词是改革开放引进的产物。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则常以“云雨”指称男女交合。
甚至连容易引起生殖部位联想的“拉屎”，也在忌讳之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称“大便”、“大解”、“上厕所”；现代女同志则更多地将厕所戏称为“一号”，上不上厕所叫做“去不去一号”。至于为什么将厕所叫做“一号”，则无从考证，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小便也是头等大事吧。此外，还有“方便一下”，“去卫生间”、“去洗手间”等等委婉说法，凡此种种，反映了人们避俗就雅的心理。
有关排泄的禁忌语，古已有之，文言称“出恭”、“净手”、“解手”等。相传汉代刘安死后升天，在天上“坐起不恭”，天上的“仙伯主者”向天帝奏了一本，说刘不敬，于是刘安被谪守三年，所以，才有“出恭”一词。
还有妇女之月经，人们也不喜欢直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妇女把这叫做“例假”——这个新词倒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因为建国后我们的工厂实行劳动保护，妇女遇到月经来潮时，如有需要，允许请几天假，工资照发，所以称为“例假”。
除了以上与性器官、性行为有关的一些语言禁忌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带有羞辱性质的言语禁忌。例如通常人们都忌讳别人将自己和畜牲相提并论，有生理上缺陷的人，也讳忌被人当面嘲笑。如“兔”、“狗”、“驴”、“牛”等畜类常常被用来咒骂人，因而平时便忌讳在人前说到这些动物，尤其不能和人相提并论，否则，会伤害别人，引起纠纷。因此生理上的缺陷的表述，人们尽量用委婉语词。比如“耳朵聋”改说“耳朵背”，或者说“耳朵有点不好”、“耳朵有点不便”，古人则说“重听”。一般来说，凡属对人不尊重、不礼貌的亵渎话语一般都是有所忌讳的。
四、性别禁忌
“女人就是祸水”，原因在于女人的血水，主要是经血。
在原始的万物之灵中，血被视为灵中之灵，受到特殊的信仰。《淮南子·精神训》曰：“血气者，人之华也。”古人不知血的制造过程和作用，只是由种种实在的事例体味到血之重要：他们亲自看到动物和人受伤就会血流如注，若是血流不止就会死亡。而当他们发现妇女的经血排出后对人体无任何影响，闭经却对身体有害时，便认为经血与一般的血不同，为毒物、污物。经期妇女便为不祥之人。欧洲人认为经期妇女像是恶魔附体，汉族民间男人忌被人用月经带打，或仅仅是当面显示，否则是一个男子的大耻辱，沾上不尽的晦气。
由于古时妇女裤裙常被经血玷污，女之裤裙亦被视为不祥。民间流传一则名为《神马》的故事：古时有家人养着一匹神马，能够日行万里，来去无踪。神马从不吃喂给的马料，也不吮附近的河水和井水，专门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喝圣水。有一次，神马喝水归来，遍身大汗直流，家里的妇人见之，赶快撩起围裙给马揩汗。这一揩竟使马倒地而亡。所以俗言妇女的裙子会污染动物，不能乱揩动物，至今还作为一种禁忌。男人们忌讳从晾晒着的妇女衣裤下走过，禁忌妇女的裤裙，尤其是内裤晒得很高，一般妇女的裤子只能晒到厕所旁边或僻静之处。现在农村妇女还告诫小孩，不得穿过妇女裙裤，否则，难以长高。
同样原因，汉族民间视女性胯下为不洁之处。假如男子在楼下，妇女不得上楼，若必须上时，须示意对方避开，否则以为大不吉。还禁忌妇女住在楼上，尤其忌外来的已婚妇女住在楼上，说是怕冲犯了祖宗。禁忌妇女坐在堂屋门槛上，以为妇女坐了要辱没家神，家中要破财的。汉族旧时还禁忌妇女到打麦场上去，禁忌她们坐在打麦场上的石磙上，恐怕冲犯了财神，少打了粮食；禁忌妇女跨坐建房用的梁檩上，怕冲了宅神，将来房子不牢固，会有祸事发生。
由于不知妇女是不是处在经期，为保险起见，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对所有的妇女都有禁忌。以节日期间而言，北京地区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五忌妇女串门和走亲戚，俗称正月忌门。以为此间有妇女串门不祥。热河一带，旧时年初五以前，妇女“如贸然前往，必被痛恶。盖彼间以妇女为不祥物”。在天津，据刘炎臣《天津年俗》说：除夕这天，摆好供品后，一般旧式家庭，就临时处于戒严状态，禁止亲戚邻居的妇女进入。因是旧俗相袭，一般自家的妇女们到了这天，也就不再到别家串门了。我国西南地区汉族，妇女在过年的头几天，也不得步出大门。在祭祀鬼神或逢年节祭龙时，都严禁妇女参加。汉族有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夜祭祀灶君的习俗，谚语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帝京景物略》云：“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可知禁忌妇女主祭灶神之严格。
在各民族的禁忌中，有不少是专门限于妇女的。阿昌族妇女禁忌跨坐在家堂屋的门槛上，不能住在楼上，也不能从犁、耙、锄、刀、枪等物上跨过，认为这会给男人们招来不幸的后果。鄂伦春族禁忌妇女到“仙人柱”后边供神像的地方去，也禁忌乘坐供神骑用的马匹。傈僳族、苗族亦忌讳妇女参加祭神活动，忌触摸上供之物，认为那样都是会触犯神灵的。汉族妇女的行动也不自由，惠西成、石子编《中国民俗大观》一书，收录了河北安次妇女的禁忌：没有订婚的姑娘，不能在用畚箕人的前面走，说是怕把媒人扇跑了。没结婚的姑娘，不看新妇理妆，怕冲了美神，使新郎看见新妇就生气，以至于夫妇不和。女人不能磨刀，磨了的刀便从此再磨不锋利；又说姑娘磨刀，嫁“千磨头”（固执的意思）丈夫。姑娘不用黑碗吃饭，怕嫁个黑丈夫；不用长短不齐的筷子，怕嫁个矮丈夫；不坐有孔的器物，怕患痔疾，不枕包袱睡觉，怕得杂痨病。妇女的枕头不要接补，怕重婚；不用横丝布做衣服，怕性情横野，又说怕遭难产；踞坐起来，膝盖不能与额头接触，怕早寡。结婚的那一天不可穿红鞋，否则丈夫见了就气得眼红。最好穿蓝鞋，可以拦婆婆的嘴。姑娘不吃一盘馒头顶上的那个，吃了会受气，等等。这些与妇女有关的禁忌习俗和观念，绝大部分形成于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浓重的封建宗法意识和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刻影响，是它们最突出的特点。
对一般妇女有禁忌，对孕妇的禁忌就更加严重。在不少民间习俗中，孕妇被贬为不洁之物，她们的行动往往要受到限制，怀孕之后还有许多的禁忌。当然，其中有一些禁忌对孕妇的特殊身体状况，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遗憾的是，即使是这类禁忌，对于它们的解释，却一般也仍是迷信的和歧视妇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