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中的丑可以变成艺术中的美，但艺术中的丑，可就是永远的丑了。”这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的一句名言。让人联想到著名瑞士作家歌德弗里德·柯勒，他在批评法国十九世纪自然主义文学作品时有这样一段文字：“难道一定得不厌其烦地描写妓女的生活，陈述肉欲在换了多少张床单中不可一世，我们的文学艺术才可能存在么？”其实柯勒要说的是，不加修饰地直陈丑陋现实，如果被称为艺术，那么艺术可谓离末途不远了。
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主义艺术风格流行，特征是不加修饰的、粗糙的表现手法，被德国古典派作家冯塔纳称为“撒旦和小丑的杂交品种”。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艺术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可能针对性强，形式或得到公众的赞同，如维也纳的“分离画派”，但也可能遭到讥嘲乃至谩骂，如法国印象派的遭遇。将时代的丑陋变成艺术，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风格特征，不少震撼效果，是否能够启迪，帮助进步，这或另当别论。当年马丁·路得翻译《圣经》成“粗鄙”的德语，则从信仰和语言上统一了德国；“豺狼一般”的俾斯麦，则从政治上统一德国，中间还有“狂飙突进”，为此做了精神文化的充分准备。精神塑造文化，文化催发新的精神，重要的是认识和跟随天才。因为文化来自精神，天才代表最高的精神；只有精神才能真正统一一个民族，靠物质无异于用绳捆沙。
真正的精神文化可以坚实一个民族的心灵。文化投机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都会贻害无穷。没有思想自由，艺术创作就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或御用，或哗众取宠。很难说中国的山水画不是遭挤兑后的边缘艺术成为主流，情形同西方古典音乐完全相反。真艺术不一定是绝望者的呐喊，谄媚的艺术也不一定就应当被放进太平间。只是遇到唯利是图的商人或愚痴虚荣的观众，情形就火热起来，好像文化很繁荣了。其实，御用未必不能产生艺术，哗众取宠未必不能推出大师，但两者与天才无缘，因为天才需要时间地点和氛围的正确。天才除了精湛的技艺和独到的语言，更有高远的理想和博大的胸怀，他们的艺术可以承载民族几百年，乃至千年，希腊的雕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艺术创作是艺术家责无旁贷的社会义务，他们可以豪放，但也需深邃，可以怪癖，但要有社会良知和人文勇气。古人也讲：“故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杨维桢）当一位年轻轻佻的画家对作家冯塔纳说：“我的艺术是神圣的。”冯塔纳立刻不客气地告诉他说： 这是华而不实、傲慢无知的表现，这将给人类造成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