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启蒙的艺术》展联想之一
网上一行人讨论德国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启蒙的艺术》，让人猛然想到法国文化历史学家丹纳的一句话：“理性总是抱怨偏见统治世界，但是，如果让理性来统治世界，它会立刻变成一种新的偏见。”丹纳这句话让人觉得网上的这一行人的确有道理，“德国人的玩笑的确开大了”。但见他们说到阿多诺和赫克海姆所著《启蒙的辩证》，理性和启蒙是一对分不开的孪生兄弟，说到启蒙，自然离不开理性，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以理性为前提时，这一讨论的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为什么人类不生活在真实的人性状态中，而要一再地沉陷于新的野蛮状态？”这是《启蒙的辩证》的两位作者在前言已经提出的问题，而这一提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仿佛人类知道，并曾经经历过一个“真实的人性状态”。其实，我们，人类，对此一无所知。遗忘也算无知。历史中不断有圣人、贤人出世，教导引导众生，但似乎只是一场不尽神意的营生，继而有战争、和平，和平、战争，直到今天仍然如是。
世界任何一个古老民族都有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神话： 失乐园。中国的三皇时代，犹太人的远古，基督教的天国。西方人为什么失乐园？不听上帝话的缘故。中国人呢？不知道，或许也是不听话罢，所以才有后来的“听话”控。西方的上帝是集权者的象征，完全是权霸的形象，启蒙运动以来，科学认识观流行以来，特别进入后现代，人们越来越欢呼这场“失乐园”，因为人终于意识到失去了童贞，失去了本能支配下的行为方式，失去了“为无为”的天真状态，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复的过去，成为事实，而成长成为存在的方向，人接受了这一现实，并敢于承载自己，敢于担待自身，以此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也不能忘记悲哀的一面，人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又一种的意识形态和思潮的工具和奴仆，成为剥削和压迫自己和自然（广义的自然）的罪人。自然和理性从此开始争夺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对立面是“存天理灭人欲”，在西方是手持火焰宝剑的天使，在中国是温和敦厚儒生。他们把持在天堂的门口，人就注定了要失乐园。
又怎么样呢？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这是西方人的选择，这是启蒙之路。
西方哲学家对“失乐园”的研究很多，阿多诺和赫克海姆的《启蒙的辩证》就是最经典的一部。西方哲人曾经过于相信理性，而历史给他们的失望使他们终于认识到：“人从没打算回归自然（天国），但同时又背叛了理性，人根本就成了压迫人自己的工具，成了强暴自然的凶手。说白了，人奴役了自然（包括人自己——笔者）。”这是《启蒙的辩证》中的一段话，分量相当重，放在二战后的西方可以，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呢？“完全启蒙的世界将闪耀着邪恶胜利的光芒。”二位哲学家如是说。他俩都是犹太人，难免习染犹太人好做世界末日预言的习惯。无疑，物质世界肯定是要灭亡的，这不用谁来预言。但这之前的过程应当如何把握呢？还是那句歌词：“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启蒙是必要的，启蒙是必须的。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启蒙运动时代至今，渐渐远离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人义无反顾地相信科学，相信未来，大胆地朝前走，直到今天，但是，疑惑也越来越多。瑞士画家保罗·克里画过一幅画，叫《新天使》，是绘画史上对启蒙运动最经典、最形象的总结： 画面上的天使睁开眼睛，举起双手，大约看到人类苦难重重，尸横遍野，一片狼藉，伤心地想唤醒尸体，整理混乱，让他们重新回到天堂，但这时，仿佛来了一阵狂风，把天使也一同吹进了未来。保罗是画家，保罗不相信哲学抑或历史，保罗是睿智的！他画的天使是一个极有历史意识的天使，“克己复礼”那一类，要人回到远古，回到天国，回到自然天真。阿多诺和赫克海姆一方面是那天使，哀叹人类不幸，不敢喊打倒“进步”；另一方面又恐怕进步带来更多的灾难。但回去肯定是万万不能了。老子的返老还童，也不是要大人变小儿，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启蒙的辩证》仍属于马克思的思想传统，认为资本主义时代，人被剥削，被买卖，人不是人，是商品。这是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纪最时髦、最经典的社会批判观点。但两位作者与马克思的分别在于启蒙观，他们太悲观，他们否认启蒙和进步的积极作用，夸大了进步的破坏力量。如果我们说进步的力量就是摧枯拉朽，这是讲进步的辩证性，摧毁和更新，这很容易招来人们的批评。但进步在人类产生之初就注定要忍受痛苦，不论取亚当的肋骨造夏娃还是离开母亲的子宫进入世界。
德国哲学家康德要人觉知理性，找回各自的发言权，放弃发言权就等于放弃生存权，成为被控制、被奴役就不可避免。那些为了国家、通过国家、依靠国家说话的人都算放弃了他们的发言权（祖国和国家是两个概念），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样就没有资格谈启蒙，更何况谈理性。被奴役的人应当梦想自由，启蒙是前提。但《启蒙的辩证》却说“启蒙是对群众的欺骗”，是“进步的失败”，“统治世界、征服自然，是人的野心，到最后，世界将成为人类的重负，自然也将背弃人类……”日本的地震后，我也愿意相信《启蒙的辩证》。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没错，不要谈启蒙，谁有资格为我们启蒙？可这一切从何说起呢？我们被西方人讪笑“思想虽然多，但却没有哲学家”（海德格尔）；“孔子、孟子无非是伦理、道学家”（雅斯贝尔斯），不打紧，总还有科学思维吧，我发现也够呛，连启蒙是什么还没有明白，就奋起而攻之，奋起而捍卫之，让人朦胧中只见一番豪情和勇气，耳闻一番不合逻辑的喧嚣，文化自卑么？
还是回到《启蒙的辩证》。先看看这两位作者，两人都是十九世纪末德国犹太人出身，赫克海姆的父亲是棉纺厂老板，阿多诺的父亲经营葡萄酒，母亲是一位出色的歌唱家，给他影响很大，年轻的时候，他一直想成为一名钢琴家，曾经在维也纳学习钢琴和作曲，但后来还是放弃音乐，去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由于资本和剥削的背景，两人都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吸引。进步的概念在两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阿多诺，早年就喜欢勋伯格和阿尔邦·贝尔格的音乐，他一生都是出色的音乐评论家，钢琴弹得相当漂亮。赫克海姆年纪比阿多诺大，一九二四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他是首任所长。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研究所被迫关门，他去了纽约，阿多诺也去了纽约，但两人完全不适应美国的经验主义和研究与经济挂钩，就先后又去了加利福尼亚，但他们仍坚持德国传统： 纯理论研究，寻找新的认识论。
一九三七年，赫克海姆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传统批判理论》，提问社会理论到底应该是什么？（西方人爱提问，中国人却总是有答案，一直是我的疑惑。）他认为社会理论不应该只是描绘、叙述社会，而应当力图揭示和解释压迫和剥削的根源；解剖社会的结构是为了将人类从剥削和奴役这一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理论家的宏远理想，令人钦佩，对后来的德里达、福柯、本雅明、哈贝马斯和菲尔阿本德都有影响），社会结构是人造的，因此是可以改变的，但同时他也承认合理地控制社会生活的一些范畴是必要的。认为传统可以改变，并认为解放人类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任务（比如艺术家也有责任）。
《启蒙的辩证》中有一个最潮的单词： 文化产业。阿多诺在美国时的文化生活非常郁闷。他对电影和爵士乐以及流行艺术完全找不到门径。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写文章批评爵士乐，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就是在那时萌芽的。但他所指的文化产业是大规模的流行艺术，认为这只能麻痹人的神经，催眠人的思想，窒息人的意识，恰好是启蒙的敌人。两人在一九四年先后去了加州，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严酷的阶段，纳粹最猖狂的时候。在西方，自由、民主和政治几乎全面崩溃，集权专制、法西斯将可能再一次成为迫害西方人的魔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两个哲学家对人类、对世界悲观到了极点，两人开始筹划写《启蒙的辩证》。一九四一年动笔，一九四四年结稿。整体上是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抹杀人的尊严，反对将一切人的关系物化和利益化（中国历来的传统： 听话，给你吃穿；驯服，给你人身安全），但他们比马克思更加悲观，可能是受了叔本华悲观、怀疑思想的影响，赫克海姆的原话：“绝对的理性是非理性，是愚蠢。”也有可能是来自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后者认为，过于理性化的世界、完全没有神性的世界，是一个魅力全无的世界。当一个社会只有国家这一个理性标准时，情形是一样的。《启蒙的辩证》也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批判，目的在于让哲学和科学成为思想的内容，而不是政权和体制的工具。如果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后现代，那就的确是肤浅的认识了。事实上，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根本就还在两千年前停留，都不算妄语的。
《启蒙的辩证》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的艰深。这是两位哲人的意图。他们不相信“白话”，害怕白话“太圆滑”，太“百家讲坛”而成为“新理性”的工具。所以宁肯晦涩，毕竟，“错误的明晰，仅仅代表另外一个神话”。晦涩艰深的语言，如同当代艺术，实在不容易成为任何意识形态的工具。明白这点，就明白了当代艺术的一大半。神话曾负启蒙之责，想想荷马的那些故事；启蒙也难免成为新的神话，看看意大利文艺复兴。话说通俗些，绝对的理性是统治控，绝对的启蒙是集权控，你要哪样？文化产业？这个时代，生意而已。要说文化产业有启蒙意义，有文化价值，那就是欺诳，恶意的欺诳，姑且当鬼话听之。迁就群众趣味，向下整齐划一，只会窒息个人的想象力，让个体愚痴，让社会退化。
一四八三年，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犹太人问题》，他说犹太人问题是世界性的历史社会问题，关乎整个人类的问题。何也？其实就是文明中的成见、偏见、定见、陋见和愚见集中反映在这一点上了，只有解放思想，重新构架（更新）权力，“犹太人才能够成为人”，广义上，人才能成为人。那些为了国家，通过国家，依靠国家而呐喊的批评家，还需要了解祖国这个单词的含义。祖国才是艺术家的后盾，而不是国家，国家从来不是，不可能是。
启蒙最后的辩证： 人类创造了这么多，积累得这样多，知道了这么多，控制了这么多，而且仍然渴望更多、更多更久……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努力就是要帮助人从这疯狂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大概是这两位哲学家的意图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