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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傅彩云:个人解放的先锋

1. 老中国的颓败

《孽海花》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是一部从海内外表现19至20世纪之交中国巨变时期政治历史面貌的作品。由于成书过程复杂,作者又立意要多角度表现社会变化全景,作品的题旨非常丰富。而它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作品的高潮一直引而未发,故有画龙而未点睛之憾,诸多头绪没有得到清理和归结。这部作品当时出版后,因和现实的密切关系,几乎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无所本,以致林纾说“《孽海花》非小说也”。冒鹤亭、纪果庵、刘文昭等还详细对照小说人物、事件和史实的关系,列表索隐小说中人物的真实姓名。由于小说和现实的贴近,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极大关注,成为一版再版的畅销书。但公众关注的最集中点,在于小说题名就点出的书中的女性主人公,以赛金花为原型的傅彩云。公众的反应,虽然未必如作者所愿,但他们用自己的接受兴趣,为这部小说找到了一种归结方式。

金松岑在最初起意写《孽海花》时,确乎以赛金花为主人公,述赛金花一生历史是金松岑写作《孽海花》最初的计划。1904年夏秋之间,金将原稿六回移交小说林社曾朴续写。但小说林社正式出书,在1905年(乙巳)正月,当时已改称“历史小说”。广告文云:“吴江金一原著,病夫国之病夫续成。本书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如旧学时代、中日战争时代、政变时代,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小说界未有之杰作也。”至1927年,曾朴重新修改《孽海花》,由真美善书店出版,增补了二十六到三十五回。当年11月《真美善》创刊号所登“《孽海花》发行预约”广告,称修改本:“竭力保留着本来面目,不失著作者时代的精神。”

曾朴认可林纾对彩云在书中地位的评价:“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但就彩云定为主人翁,误矣!”这是他对金松岑的一个修改,他以为,“金君的原稿,过于注重主人公,不过描写了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作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在修改本的序中,曾朴更加清晰地梳理了他的多重写作视角,以表现时间和空间廓大的跨度中,政治和文化的全景变化:“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 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写雅叙园、含英社、谈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全书叙写的精神里,都自勉的含蓄着这两种意义”。

曾朴把《孽海花》的结构比作穿珠,由众多的花瓣,穿成一朵珠花:“譬如穿珠,……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对曾朴来说,傅彩云是珠花中的一片花瓣,但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她却是中心。刘半农的学生,曾有心为赛金花立传的商鸿逵,在《曾孟朴与赛金花》一文中就说:“书中主人公是同治戊辰科状元洪钧的爱妾傅彩云,即赛金花,另外又羼上了些晚清官僚、学者、革命党的情事。算是一部香艳而富‘史趣’的书。……曾先生的书里写她最卖力: 聪明、美丽、技艺才能汇于一身。”蔡元培也认为:“这部书借傅彩云作线索”。

傅彩云的惹人关注,有受到世俗趣味左右的原因: 当时媒体和公众对原型赛金花私生活发掘索隐有着异乎寻常的热心,也因为这个时代的萎靡,衬托出傅彩云飞扬跋扈的个性。在小说中,以傅彩云丈夫金雯青代表的老中国的颓败,更凸显了傅彩云的生动。

在一个科举已经江河日下的时代,顶着状元头衔的金雯青,时时感到自己的无用。在被曾朴后来删去的原第二回中,金松岑写了一个美女误嫁丑状元而愤极自杀的故事做楔子,意义也在对科举的抨击。小说第四回写到雯青在上海和朋友吃饭,“席间众人议论风生,多是说着西国政法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出息哩’”。书中的雯青心思尚活,肯接受西学,自惭状元没有真学问。而按赛的说法,金雯青的原型洪钧其实非常保守。赛金花回忆说:“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洪先生人虽精明,只是性子太固执。到了欧洲一点洋物也不肯用,还是穿那三道云式的福子履,布袜子。有一次出去应酬,因多走了些路,回来把脚都磨坏了。我劝他换穿洋袜子,他一味的不肯。苦苦的劝了半天,他才说,要我做的便穿,我就叫丫环做了几双,假说是我做的,骗哄他一下,他才穿上了。才到欧洲时,人家都要给他照像,他怎么也不肯。等我们回国时,德国人又拟为我俩制蜡像,留在柏林蜡人馆作个纪念,他更是不肯。不然,现在还能有个少年像在那里。”因此,他的做学问方法,和他的生活观念,与他所承担的公使身份之间的冲突,肯定是难免的。

小说中让雯青几乎身败名裂的地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它也是一代士人落伍于时代的缩影。据史料记载(胡漱唐侍卿《国闻备乘》卷二云):“……兵部侍郎洪钧,方出使俄国,亦好谈舆地,尝注元史地理志未成,见俄图大喜,出重金购之,译以中文,自作跋语,名曰《中俄交界图》,以为海外秘本,可傲徐、张诸老,献之总署,且得褒奖也。俄人既售其术,潜遣师袭据帕米尔,谋通南方。英人来诘总署,谓何故割地畀俄。总署愕然,以询俄使。俄使检钧所译新图示之,指明两国界限,坚不认咎。钧方寝疾,闻边事急,始知受欺,且惧谴,疾益剧,遂卒。俄人旋割帕米尔南疆与英和。英俄既订约,中国不能与争,遂丧地七百余里。或云此案洪钧为张荫桓所卖。”

此案有两大诡异之处。一是洪钧算是个“好谈舆地,尝注元史地理志”的学者,竟不知国界的画法。据赛金花回忆:“洪先生在欧洲整整三年,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办公务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学问。”但小说中,雯青从一个不三不四的摄影师手里,买到这份来历不明的地图时,作者设计了一番可笑的对话。只听雯青道:“这图上红色的界线,就是国界吗?”毕叶道:“是的。”雯青道:“这界线准不准呢?”毕叶道:“这地图的可贵,就在这上头。画这图的人,是个地学名家,又是奉着政府的吩咐画的,那有不准之理!”雯青照例应是一个专家,但他的学问竟不足以判别地图上红线的意思,对一个低级的骗局照单全收。小说中,为他出力解脱的尚书感叹说:“雯青一生研精西北地理,不料得此结果,真是可叹!”

一个清末民初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明恩溥,说过一个故事,可以放在这里作一参照。“作者认识这么一个人,他是教会学堂的一个学生。有一次,他被请去看一本用官话编写的《世界地理》翻印本,目的是为了看看是否有错误之处。可是,费了很长时间,他什么也弄不明白。于是,请来两个朋友帮忙,其中一个还是秀才。三个人都对这本书中的地图和文字迷惑不解。三天之后,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不解之谜,只好等待本书的外国捐献者回来解释这个谜。”明恩溥由此对中国的读书人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学习方案出了很大的偏差,造就的是一些无用的读书人:“《论语》上说:‘君子不器’。……有时这种说法被取笑地引用,似乎中国的士人什么都不会,即他不是一个‘器皿’。……他似乎整天在思考,并且在他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停歇。直到有人希望他有时是个‘器皿’,他可能才会有点用处。”

地图事件的另一诡异之处在于,肇事者洪文卿一纸地图,丧失了七八百里国土,竟还得到了当时读书人普遍的同情。纪果庵在为《孽海花》作人物索隐时说:“洪文卿因《中俄交界图》失官,书生被绐,颇堪同情。”小说中,雯青因此事生病,有一班同好为他出力解脱。尚书道:“这事只要许祝云在俄尽力申辩,又得叔云在英暗为声援,拼着国家吃些小亏,没有不了的事。”“平心而论,总是书生无心之过罢了。可笑那班小人,抓住人家一点差处,便想兴波作浪,其实只为雯青人品还算清正些,就容不住他了。”

整个地图事件中,雯青的无知都没有被指出和认识,即使是他的对手庄小燕,也只是借此事件来打压他,报一己私仇。小说作者只能通过雯青身边的彩云,来指出雯青的错误:“老爷你别上了当!”“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脑袋哩!”彩云未必会有此认识,这不过是作者为了表达的方便,让彩云做了个明眼人。但当时更无一人因为国土沦丧而痛心。《孽海花》原本结尾处,雯青因再次遭到彩云的背叛而气极丧命。在同一章,接叙国事危机,太史闻韵高喊着:“大事去了,大事去了!”老中国的衰颓已无可避免。彩云在小说中则再次被用来充当了背叛和冲击颓败的旧人物、旧制度的角色。

2. 傅彩云: 想象的集合体

在《孽海花》中,可以说,雯青的保守呆板,显出了彩云的轻快生动,雯青的无用,衬托出了彩云的有用。按照曾朴儿子曾虚白的说法,《孽海花》本来准备以庚子事件作为收束,只是因为曾老先生体力不支,而未完成初愿:“《孽海花》最初的动机是想写到辛丑年的,可是后来重出修改本的时候,觉得庚子之后,傅彩云就失掉了她做线索的作用,若把她跟瓦德西的一段浪漫史做全书的总结,倒是一个有力量的高潮结法,所以当时决心做到庚子就收束。咳,谁想到他日就衰颓的精力,不让他完成这最后的努力”。而庚子事件的要点,正如蔡元培先生说的:“彩云的举动,比较有一点关系的,还是拳匪之乱。她在瓦德西面前,劝不妄杀人,劝勿扰乱琉璃厂,算是差强人意,后来刘半农,张竞生等要替她做年谱,谋生计,还是这个缘故。”也就是说,金雯青以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自己官位,实际上成为《孽海花》这一预想中的高潮的前戏,傅彩云最终将以牺牲一己身体换取国家利益的保全,来完成自身形象的塑造,并与雯青的萎靡形象形成一个对照。基于赛金花这一真实人物的存在,曾朴对傅彩云的创作虽然已经作了极大的发挥,但牵掣之处难免,傅彩云很难作为一个完全正面的新女性形象出现。但作为和周围萎靡、保守、愚钝的群体相冲突、相抵消的一个人物,作者通过她,激发出诸多和时代的激变相关的新因素。

而最妙的是,庚子事件这一高潮因为曾朴的个人原因最终没有在小说中出现,傅彩云的所有行为因此而缺少一个确定的归属,她成为小说中最有动感,又最难定义,特别有张力的形象。也因此,对傅彩云形象的理解,以及相关地对傅彩云原型赛金花的理解,集合了清末以至民国对一个身世复杂、情感丰富、命运跌宕的女性的各种想象。甚至赛金花本人后来也加入了这一想象重塑的过程。在《孽海花》发表之后,虽然赛金花仍然活着,但她成了众多疑案的中心。对这些疑案的破解企图,并没有使他们更接近真实的赛金花而变得形象清晰,反而使之越来越模糊。甚至对赛金花的关注渐渐脱离本来的题目,成为对时代各种需求的回应。这种情况正如在小说中,彩云被利用来充当冲击老中国颓败的角色一样,跟彩云本人,或者说,跟赛金花本人已经没有关系。不管是赛金花还是傅彩云,都成了想象的产物。

金松岑最初拟以赛金花为小说主角,对赛是带着一些怨愤的。据当时报纸报道:“金先生因洪钧而移憎这个‘老妓’(据函中所称),他的确是出于爱国!”这种爱国心并不那么好理解,洪钧的错误为什么要由赛金花来承担,这是一种红颜祸水的迂腐逻辑。特别奇怪的是,这种逻辑的推演者金松岑,是中国的女权先锋。

而曾朴对傅彩云种种放荡行为的描写,特别是对她和瓦德西在欧洲的风流情事的铺叙,和樊增祥写作于1901年的《后彩云曲》,叙彩云于“仪銮殿灾,瓦抱之穿窗而出”,“此时锦账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裤”更有相关性,强调的是彩云的风流放诞。而他预谋引向的结局是“荒淫救国”,这却是对“荒淫误国”的程式的解构。

虽然曾朴并没有来得及展示彩云的救国一节,但《孽海花》引发了对赛金花“爱国”行为的争议。赛金花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一再表白自己在庚子年间的善行。比如每次见洋兵抓嫌疑百姓当义和团杀,都出面担保。还和瓦德西说,义和团已走远,不要冤枉了百姓,让瓦下令不要随便杀人。她说:“我在德国兵手中,救了北京人,一共一万多名。”她还特别强调,自己出面和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夫人谈判,最终让她接受了以立牌坊的方式道歉,解决了庚子事件中最难处理的国际争端。

于是,“继曾氏小说之后,沪平两地,续有赛氏小说出刊,均称庚子之役,赛如何爱国,如何有才智、有手段”。随之而来的是赛金花身上的传奇色彩日益浓厚,以下是其中一个传奇。赛金花曾因打死手下一名妓女获刑,同牢有革命党沈荩,老官僚苏元春,当时号称三名狱。沈后被杖死,当时有人传狱监分别遣苏与赛关入沈的监房,听起来实在故意得不像真事了。铁屑编《大运动家沈荩》一书第十四节云:“公死刑部后,血肉狼藉于地。狱卒牵苏元春入,苏元春不忍睹,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故也。赛叹曰: 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晚清小说家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也记载此事,且叹曰:“夫赛金花一贱妓也,其胆气竟高出久历戎行之大将,奇哉!”

这一倾向后来在抗战爆发时,达到了极点。以赛金花为原型创作的文学作品出现多部,写作了其中一部“赛金花”剧本的熊佛西解释说:“我恐怕庚子的故事又将在北平重演一回了。看到这些,我们还能漠然视之吗?当然,不,所以我想借赛金花的事迹来发泄自己、提醒人们。”虽然他之前这么认为:“我以为那女人平庸极了,无论谈吐举动;那样的女人不是我写剧本的材料,所以一直没有动手。”表明了赛金花只是他加以利用去制造爱国形象的材料。不过当时也有记者在采访赛金花时,直接称:“你在庚子时候,可云女界先觉,最能爱国者矣。”鲁迅先生曾对此种现象进行了讽刺:“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 连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但对赛金花在庚子年间有否“爱国”行为的质疑,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最有分量的是齐如山的《关于赛金花》一文。他以自己对德语的掌握,和瓦德西、克林德夫人的交往,判断德语不很熟练、交际层面不高的赛金花当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齐如山说:“我相信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就说她说过,瓦德西有这个权可以答应这些事情么?”“我理想她没有见过克林德夫人,我虽不能断定,但以理推之,却是如此。……再说我也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她。……假如说赛金花可以求克林德夫人,试问一个公使夫人有权利答应这种事情么?她丈夫虽然被害,她不过可以要求关于自己的赔偿,至于真正国际事情,万非她可以主持。”彻底否定了赛金花在庚子事件中起过作用。齐如山把这个想法和曾朴谈过,齐认为:“当时他听了我这些话,似乎有动于中”。这会不会也是曾朴除了身体原因,没有把握把《孽海花》写到庚子事件结束的一个原因呢?齐还讲到有一回和赛金花及两个德国军官骑马,“赛金花指着前面一带,同那两个军官说:‘这都是我们的占领区!’我听到‘我们’两个字,自然觉得刺耳,而有两个德国军官,也彼此作了一个鬼脸,他们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也是为‘我们’二字。由此我感觉到赛之为人,没有受过教育,对她就有些轻视了。”抗战时,也有记者试着问赛金花对日本侵略的看法,赛金花茫然不知应答,也让记者深信,赛金花其实“不知国家为何物,更无论爱国与否矣”。

在《孽海花》中,曾朴对傅彩云的爱国心,表现得比较有分寸,是一个知识不多的女性自然的反应。瓦德西初识彩云时,抱怨差人,用了侮辱性的话语。他“咕噜道:‘好笑这班贱奴,得了钱,就没了气了,倒活像个支那人,不枉称作邻国。’……彩云听他道着中国不好,倒也有点生气,低了头,淡淡的答道:‘说什么话来,就怕我也脱不了支那气味,倒污了先生情操!’”

当时的人除了对赛金花爱国的质疑,还有对赛金花美丽的质疑,对她是否懂外语的质疑,对她是否有交际智慧,乃至外交能力的质疑,而最大的质疑集中于最为八卦的塞瓦疑案,即赛金花到底是否和瓦德西有染。这一点尤其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成为关于赛金花的长盛不衰的话题。而赛金花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则充满了谎言。她最初接受商鸿逵采访时说她初识瓦德西在北京:“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后来又和商说在欧洲时就认识。她在接受曾繁采访时又说:“那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起初,赛一直都坚持自己和瓦德西的关系是清白的,到了抗日时观剧,则又暗示和瓦德西有暧昧感情,称:“余昨观陕西易俗社所演之《颐和园》,认为戏情稍有不合事实处,兹述之如下: 一,余与德将统帅八国联军之瓦德西,虽有一段情缘,但斯时系在清皇宫之仪銮殿上(即现在之怀仁堂),爱史为人生秘密中之秘密。闺房中事,岂能为局外人道”。

瑜寿在《赛金花故事编年》中所作的分析比较中肯:“‘赛瓦公案’是一件疑案,赛氏何以会有时否认而有时又相对地承认呢?这无非是因为赛氏晚年,生活在一种变态心理下,她自觉社会已全然忽视她的存在,只有在夸张和瓦德西的关系的时候,社会才惊奇地注意起她来,一切物质的赒助也跟着来了。经历过一个长时期以后,积非成是,她不得不以这种传奇式的故事作为商品,经常地去满足那些购买者了。”于是,赛金花作为一个和国家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个性张扬、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清意义的女性形象,在作家、读者、媒体和本人的合力作用下,混合了各种想象和需求,被建立起来。《孽海花》是这种想象其中的一个投影。作者借傅彩云来表达对旧时代没落和新时代不确定的感受。

而它也为读者带来了真实和幻想之间的穿越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商鸿逵在《曾孟朴与赛金花》的最后这样写道:“说是洪钧在十五年前曾负一妓,妓愤,自谥死,即赛之前身,故颈上有一条红丝,却是用因果小说的旧套。我曾偷看过赛颈,就连半截红纹都没有,遑论‘明若胭脂’。”

3. 因果报应: 女性的报复

《孽海花》的楔子以赛的前生引出今世,曾受到胡适对这种以因果报应为训的迷信的批评。这是处于“五四”张扬科学民主思想的胡适的自然反应。在1898年出版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也有一个相似的楔子,被遗弃的妓女来世又找到了前世的情人,让他爱不释手。男人先遗弃女人,后又被女人遗弃。而《孽海花》的这个楔子确有因头,洪钧先负烟台一妓,后为妓女出身的赛金花所负。可见,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发生率大概是颇高的。这个“报应”模式由金松岑开了个头,之后被曾朴用作“报复”,即女性对男性负情的报复,则更具象征意义,而不关迷信。在《孽海花》中,雯青临终时,眼前的彩云幻成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冤魂,他恐惧地叫着“他是来报仇……”

检点一下《孽海花》中的女性,大多不是逆来顺受的具有传统妇德的女性,反而压着男人一头。传统女性的典范是金家的大妇张夫人,她最光彩的出场,是彩云进门时,她当众宣布把诰封补服借给彩云,由彩云代替她陪伴雯青赴欧洲,行使公使夫人职责。张夫人的高风亮节、顾全大局背后,是她深知自己要维持大家出身的形象,就没有表现的舞台。之后她在小说中很少露面,只有在彩云拆足烂污时,她才出来收场。

且先不提小说中的女豪杰夏丽雅、郑姑姑,我在后一节还会对她们作讨论,《孽海花》中多的是一些让男性低眉顺服的女性。第三回里,雯青朋友淑云就用三言两语,讲了一个男性家里内乱的故事。淑云道:“那孝琦有两个妾,在上海讨的,宠夺专房,孝琦有所著作,一个磨墨,一个画红丝格,总算得清才艳福。谁知正月里那二妾忽然逃去一双,至今四处访查,杳无踪迹,岂不可笑呢!”淑云说在上海讨的,暗示了小妾来自青楼,宠夺专房说明小妾非常有能耐,尤其花功了得。忽然逃去和杳无踪迹,都说明了一双小妾的心机和男主人对其失控的状况。

第十四回写到朝中大臣威毅伯自作主张把女儿许给学生仑樵,夫人发威一段,夫人态度的肆意,和威毅伯的反应都很可注意。(夫人)“戟手指着威毅伯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捡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赔笑道:‘太太,你别看轻仑樵,他的才干要胜我十倍。……’伯夫人道:‘呸!我没见过囚犯老爷,你要当真,我给你拼老命!’说罢,哭起来。威毅伯弄得没法”。夫人这里的动作和骂人的话,都有力压大臣的气势。

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傅状元的女儿,米筱亭的夫人。“筱亭的夫人,是扬州傅容傅状元的女儿,容貌虽说不得美丽,却丰富气概,倜傥不群,有巾帼须眉之号;但是性情傲不过,眼眶大不过,差不多男子,不值他一睃;又是得了状元的遗传性,科名的迷信,非常浓厚。他这脑质,若经生理学家解剖出来,必然和车渠一样的颜色。”因为筱亭既不俊雅,又没有中举,事事说不响,“凡事总让他几分,谁知习惯成自然,胁肩谄笑,竟好像变了男子对夫人的天职了”。筱亭后来终于中举,在太太面前为没有中状元分辩了几句,太太又闹起来。“算我晦气,嫁了个不济的阘茸货,堂堂二品大员的女儿,连窑姐儿傅彩云都巴结不上,可气不可气!”说罢,自己把头发一拉,蓬着头,就撞到筱亭怀里,一路直顶到墙脚边。乔妈提醒筱亭要按老规矩办,于是“筱亭一步挨一步,走向房后小天井的台阶上,朝里跪着,太太方住了哭,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去了”。结果是,太太只管睡,筱亭在寒风中跪了一夜。同僚闻知筱亭夫人是个雌虎,在背后取笑。小燕道:“你们别笑筱亭,当今惧内就是阔相。赫赫中兴名臣威毅伯,就是惧内的领袖哩!”惧内成为一时风气。

《孽海花》中强势女性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傅彩云。她完全不在乎丈夫的存在,毫无顾忌地随时满足自己的欲望。她先是勾引身边的美童阿福,在欧洲又和瓦德西两情缠绵,在航船上还不失时机地和船主质克有了一夜情。彩云在失去阿福后,仍不收敛,又姘上戏子孙三儿,终于把雯青给气死。在修改本中,雯青死后,彩云又利用孙三儿跳出金家,后来盘算不能和戏子了其一生,利用向菊笑挂牌开妓院,又利用陈姓邻居和他的朋友的势力作为保护,每一步都是利用了自身的性资源。

《孽海花》中,作者常常采用舔窗户纸的办法,让一个人物用窥视的视角,来揭示事实真相。第六回“名士偷香忘贵客,学臣狎妓弃微官”中,雯青在朋友寿香家无意撞到一对男女,公然在仆人的眼皮底下偷情的场面,尴尬退出。第十一回中,一帮官僚拿敦伦开学问的玩笑,言及一学生问老师:“老师近来跟师母敦伦的兴致好不好?”竟是公开自己的窥视。关于彩云的私情,也多是由这种窥视的视角获得。第十五回中,下人金升受阿福一撞,借着骂阿福,表明自己对他们的勾当看得清清楚楚:“小杂种,谁是太太?有什么说得响的事儿,你们打量我不知道吗?一天到晚,黏股糖儿似的,不分上下,搅在一块儿。坐马车,看夜戏,游花园,顽儿也不捡个地方儿,也不论个时候儿,青天白日,仗着老爷不管事,在楼上什么花样不干出来!”彩云和船主奸情的败露,是由住在邻舱亲耳聆听到事情发生的女人揭发的,她因弄坏一个玻璃杯和船主争执,把隐情揭了出来。当雯青亲眼看见彩云和阿福的私情而深受刺激,和彩云闹了一场,也有一个张夫人在门外偷看,眼见着“彩云一派狂样儿,雯青一味没气性”,终于偃旗息鼓,张夫人“撇了一肚子的没好气,不耐烦再听那间隔戏了”。不安分的彩云后来和戏子孙三儿好,也是通过车夫的议论,无意中让雯青知道。这种窥视的视角还用在买官内幕的揭示上。第十九回,雯青在客栈遇到同僚之子庄稚燕,从门外偷看到屋中的几上,堆满了珠宝,庄正和鱼邦礼谈论给皇上进贡的事情。

使用窥视的视角表明了所观察事情的暧昧,不可告人。在雯青偷窥庄稚燕这件事上,后来珠宝被强盗劫走,庄暗中怀疑和雯青有关。因为这本是一桩不上台面的事,他无法捅破窗户纸获知真相,于是有了后来庄父庄小燕借地图事件报复,而雯青浑然不知原因何在。官场的昏昧和混乱的恩仇,就在这偷窥和恶意揣度中扩大。

但彩云却敢于对抗窥视,她有着捅破窗户纸的勇气,理直气壮地声明自己对情欲的追求,因而达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当雯青兜头看见彩云和阿福在私通,受惊跌倒。彩云先还装模作样端茶服侍,不防被雯青泼翻。彩云趁势一扭身,鼻子里哼哼的冷笑了几声,抢起空杯,就往桌子上一摔。雯青见彩云倒也生了气,就忍不住也冷笑道:“奇了,到这会儿,你还使性给谁看!你的破绽,今儿全落在我眼里,难道你还有理吗?”雯青说罢这话,只把眼儿觑定彩云,看他怎么样。谁知彩云倒也毫不惧怕,只管仰着脸剔牙儿,笑微微的道:“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这会儿我做出点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服侍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侍候你几年的情分,放我一条生路,我不过坏了我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若说要我改邪归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地守着你的本事嘎!”说罢了,只是嘻嘻的笑。

雯青初不料彩云说出这套泼辣的话,句句刺心,字字见血,心里热一阵冷一阵,面上红一回白一回。彩云原本算是偷情,既然是偷,应该有所畏惧,但她反而一顿抢白,振振有词,轮到雯青语塞,无言可对。或许最可以让雯青计较的是,彩云认为他“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地守着你的本事”,而他没有回击之力。如果说,这番泼辣还只限于闺房之内,修改本写到雯青死后彩云的表现,具有更为强悍的向整个社会礼制挑战的魄力。

第二十六回写雯青新丧不满百天,彩云就和张夫人吵着要离家另立门户。张夫人只好找来雯青至交陆菶如和唐卿商量。彩云闯了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一进门,就站在张夫人身旁,朗朗的道:‘陆大人说我没天良,其实我正为了天良发现,才一点不装假,老老实实求太太放我走。……在那时候,我何尝不想给老爷挣口气,图一个好名儿呢。可是天生就我这一付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个儿也做不了主。老爷在的时候,我尽管不好,我一颗心,还给老爷的柔情蜜意,管束住不少。现在没人能管我,我自个儿又管不了,若硬把我留在这里,保不定要闹出不好听的笑话。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对不住老爷了。再者,我的手头散漫惯的,从小没学过做人家的道理,到了老爷这里,又由着我成千累万的花。……我阔绰的手,一时缩不回,只怕老爷留下来这点子死产业,供给不上我的挥霍。所以我彻底一想,与其装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结果还是替老爷伤礼面,害子孙,不如直截了当,让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干姓金的事。至多我一个人背着个没天良的罪名,我觉得天良上倒安稳得多呢。趁今天太太、少爷和老爷的好友都在这里,我把心里的话全都说明了,我是斩钉截铁的走定的了。要不然,就请你们把我弄死,倒也爽快。’”

彩云这一套话,把满厅的人说得都怔住了。她所冲击的已经不止是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而且是社会文化的礼教道德。曾朴修改本的写作在1927至1930年之间,彩云的形象延续了既定的逻辑,同时,也加入了经历“五四”之后更为狂飙突进的女性解放意识,彩云的个人性得到了更有意的张扬。借助时间的回望,曾朴在彩云形象的完成上,得到了更为明确的想法,傅彩云作为近代女性个性解放形象的意义得到了显现。

就如刘剑梅所说:“当傅彩云穿梭于社会的公众及私人空间时,她淫逸无形的方式其实充满了‘革命性’,让清末的女性话语不得不面对女性性欲和个体选择的问题。”

4. 色情和革命意义

傅彩云的形象,显然和狭邪小说有着某种关联。傅彩云的妓女出身,她对自己生涯的经营,进身的手段,都带有青楼女子的特点。第十回中,因为雯青不懂德语,彩云和夏丽雅办交涉,说定给夏一万马克赔偿金,到雯青那里报一万五,自己落了五千。这是狭邪小说中富有心计的妓女常有的手段。傅彩云后来和孙三儿在一起,孙三儿现实中的身份是个开首饰楼的,不过是个名票,小说中直接把他写成戏子,也更符合妓女姘戏子的狭邪路数。但曾朴并不甘心重演狭邪小说,何况时代已经给了赛金花以际遇,傅彩云的形象又怎能不更具有想象力?

在清末,一个身份高贵的男性,在妓院纳一个小妾,是一件寻常的事,并不会招来太多非议。即使在风气相对落后的北京,20世纪前后,欢场也渐渐成为上层人士的公共交际场所。《孽海花》二十二回写到,位于使馆区的西交民巷番菜馆,本是正当的旅馆,也成了公共寻欢场,为使馆的外国人和浮薄官儿提供服务。妓女出身的赛金花嫁状元洪钧,本无足道,但洪钧成了外交公使,赛金花得到了一个不一般的机遇。在小说中,张夫人因为“闻得外国风俗,公使夫人一样要见客赴会,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门,万万弄不得这种腔调”,拒绝陪同前往。妓女出身的傅彩云,反而可以适应这些西俗,因此得以公使夫人身份出使欧洲,享受国际交往中高规格的礼遇。赛金花还曾在德国接受德皇觐见。对于赛的出身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身份僭越。而清末混乱动荡的政治社会格局,为这种身份僭越提供了时机。实际上,《孽海花》原本中的结局,展现的就是清末政治格局中,底层社会的江湖英雄,通过身份僭越,联手上层维新党,期待社会变革的场景。

这种僭越为赛金花带来了她这种出身的人本来不可能有的礼遇,日后赛金花对欧洲的回忆,最津津乐道的是4个洋丫环提着明角灯为她引导,在宏丽的大厅上,穿着华丽的衣服,鞋底粉印处步步生花。赛金花对于《孽海花》曾有两点抗议,其中之一就是不承认是轿夫的女儿,称“家中世业当商”,但据学者考证,其实她的父亲是挑水夫。她还将原籍盐城修改为繁华的苏州。小说中的傅彩云同样非常敏感于阶层和身份的问题。

小说第十回中,彩云也想去觐见皇帝皇后,雯青告诉彩云,当年曾侯夫人出使英国,凭茶壶和烹茶功夫,在上流妇女的手工赛会中出尽风头,她要有这本事,也不枉走一趟。“彩云听着,心中暗忖: 老爷这明明估量我是个小家女子,不能替他争面子,怕我闹笑话,我倒偏要显个手段,胜过侯夫人,也叫不敢小觑。”彩云的争强好胜,使她的各种能力得到了释放。而她特殊的际遇,为卑贱的女性和上层女性的竞争有了可能。小说渲染了彩云在德国社交圈交际的风光和成功。第十二回写到:“倒是彩云兴高采烈,到处应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朝游缔尔园,夜登兰姒馆,东来西往,煞是风光。彩云容貌本好,又喜修饰,生性聪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艳名大噪起来。”

蔡元培认为,彩云和雯青胡闹时说:“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丑,坏了你的门风,叫你从此做不成人,说不响话,那没有别的,就请你赐一把刀,赏一条绳,杀呀,勒呀,但凭老爷处置,我死不皱眉”。“可见他的见地,还是在妻妾间的计较,并没有从男女各自有人格的方面着想。”蔡元培先生的评价或许并不全面,但他说出了这个事实,彩云计较她的身份。

但既是僭越,这种身份就不是确定属于她。何况这是时机赋予她的,而不是靠她自己的能力争得的。曾朴在《孽海花》中,对彩云的能力还算有所渲染,甚至用了夸张的表达,“不到十日,语言已略能通”。面对夏丽雅借故敲竹杠,她处理得灵活智慧,还不忘中饱私囊。但即使傅彩云有外交能力,在常态下,她的表现空间非常有限,不能有大的作为。而现实中的赛金花,其所有能力都受到质疑。有记者见她晚年中国话表达尚不流利,就以为“今日之赛,一句外国话也不会,并中国下流小报,白话小说亦不能阅一字。……至于绝世天才,致使英女皇拟之为‘不轨的英雄,恢奇的美人’,则大大与事实不符。今日之赛,不但不聪明,甚至说话毫无条理,做人有疑之为神经病之感”。但齐如山和冰心都证实了赛金花确实会说德语和英语,尽管齐如山说赛的德国话“不够资格”。至于她的社交能力,虽然和瓦德西的外交尚为疑案,但曾朴亲眼所见赛确是一个社交高手。“譬如同席吃饭,一桌有十人,赛可以用手、用眼、用口,使十人俱极愉快而满意。换言之,伊决不冷落任何人。”但不管是赛金花本人还是傅彩云,除了时机给了她一段不可靠的高贵身份之外,她没有多少机会靠自己能力去争一个地位和身份。实际上,她很容易就滑回到过去的底层生活。

曾朴显然夸大了彩云重返底层的浪漫感受:“彩云虽说过惯放浪的生活,然终没有跳出高贵温文的空气圈里,这种粗犷而带流氓式的放浪,在他还是第一次经历呢。却并不觉得讨厌,反而觉得新鲜有兴。从此彩云就和三儿双宿双栖在新居里,度他们优伶社会的生涯。”或许在另一个片段,彩云和大妇争论体统,更贴近她的真实感受。彩云想和三儿幽会,磨到半夜回家。张夫人教训她要知体统。“彩云不等张夫人说完,别转脸冷笑道:‘什么叫做体统?动不动就抬出体统来吓唬人!你们做大老母的有体统,尽管开口体统,闭口体统。我们既做了小老母,早就失了体统,那儿轮得到我们来讲体统呢!你们怕失体统,那么老实不客气的放我出去就得了!否则除非把你的诰封借给我不还。’说着仰了头,转背自回卧房。张夫人陡受了这意外的顶撞,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彩云也不管。”

彩云对体统的反抗,也包含着她对低下身份的逆反。当她没有其他能力去提高自己地位时,性感成为她争强好胜的最大本钱。因此,蔡元培先生读完《孽海花》,会忽视彩云的其他能力,而只看到“美貌和色情狂”。

在《孽海花》中,其实还出现了另一类当时正面的新女性形象: 以女豪杰面目出现的夏丽雅和郑姑姑。虽然作者给夏丽雅的身份是个俄国人,但其实却是一个中国想象,这就如同《东欧女豪杰》的情况。包括其男友克兰斯不了解夏丽雅假意与富豪加克奈夫结婚的隐情,“只喊一声‘贱婢!杀,杀!’往后便倒,口吐白沫”,是非常中国式的反应。尽管克兰斯对夏丽雅的反应出于误解,但将心爱的女人叫做贱婢,必杀之而后快,放在中国语境中更好理解。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女豪杰尽管走的是和傅彩云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但她们的革命能力并不更强。除了作者赋予她们一些勇敢和智慧以外,并无其他制胜法宝。第三十三回写台湾岛上抗击日寇的女头领郑姑姑,最终取胜的关键是色诱日军青年军官,借婚礼把这批日兵关起门来消灭。而她本人在战斗中牺牲了。

夏丽雅则为了虚无党筹款,不惜牺牲身体,嫁给粗俗的加克奈夫,以谋其财,同样是利用了自身的性资源。而对夏的诸多描写,有不输彩云的风流。她第一次在船上露面时,“半身依着门儿,险些钩去了这金大人的魂儿。雯青不知不觉的看呆了”。半身依门,是一种非常中国的写法,让人有倚门卖笑的风骚联想。当夏打定主意要色诱加克奈夫,更一变而为一个打情骂俏的风骚女:“忽然桃腮上泛起浅玫瑰色,秋波横溢,柳叶斜飘,在椅上欻的站起来道:‘娘也说这种话!我从来不知道什么臊不臊,拉个手儿,算得了什么!高兴拉,来,咱们拉!’就把一只粉嫩的手,使劲儿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说完,嗤的一笑,三脚两步走到斐氏面前,滚在怀里,指着加克笑道:‘娘,你瞧!他是个脓包儿,一捏都禁不起,倒配做将军!’”此后的描写更有狭邪意味:“此时夏姑娘几杯酒落肚,脸上红红儿的,更觉意兴飞扬起来,脱了外衣,着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酥胸微露,雪腕全陈,臂上几个镯子叮叮噹噹的厮打,把加克骂一会,笑一会,任意戏弄。斐氏看着女儿此时的样儿,也揣摩不透,当是女儿看中了加克,倒也喜欢。就借了更衣走出来,好让他们叙叙私情。”写到这里,连夏丽雅的母亲,都带上了不正经的青楼老鸨的气息。

曾朴对夏丽雅和郑姑姑的描写,为傅彩云最终的“为国捐躯”打上了底色。即使是有着为国家民族奋斗的更高目标的女性,她的革命能力其实并不够用,对于为个人地位身份意愿奋斗的傅彩云来说,更缺少自我超拔的足够的能力。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女性而言,西方开始吹入的女权之风,可以改变她们的意识,但她们还没有准备好,靠自己去获得平等、权利、地位;即使时机和机遇给了她们地位和权力,她们也不一定有能力去保有它。赛金花在现实中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离开高门大户的洪家以后,她靠重操旧业——开妓院和不断嫁人来维持生活。在贫困的晚年,为获得蝇头小利,她屡屡向记者售卖早年经历,还为迎合公众的趣味,不断修改艳史,最终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在曾朴写作《孽海花》时,他的思路是,傅彩云最后得以在一个特殊的时机中,完成为民请命的“救国大业”,她所依赖的主要是女性的美貌和性爱能力。公众对于赛金花的关注集中于赛瓦是否有染,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因此,曾朴在《孽海花》一开始,就极力铺叙傅彩云的美貌和风流——虽然曾朴明知赛金花本人并不算漂亮(曾说:“赛并非具洛神之姿的美人,惟面貌端正而已。为人落拓,不拘小节,见人极易相熟。”),延续的其实还是女人通过控制男人而控制她的世界的旧说部的思路。

但即使在以妓女作为主人公的狭邪小说中,都很少见《孽海花》中如此露骨地表现色诱。傅彩云的色的魅力甚至让亲眼见到她越轨举止的雯青,还是不忍不舍。在雯青眼里,彩云“一挽半散不散的青丝,斜拖枕畔,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掩着酥胸,眉儿蹙着,眼儿闭着,颊上酒窝儿还搵着一点泪痕,真有说不出画不像的一种妖艳”。雯青只能屈服于她的美艳:“我死也不舍他的呀!”从良而且有一个好身份的傅彩云,毫无顾忌地四处留情,比较狭邪小说中的妓女也要讲究和某一恩客两情相悦、对别的相好只能偷偷来往的假惺惺,如此放肆显得更加惊世骇俗。这种描写也引起情事复杂的赛金花本人的极大反感,否认她有那么风流和放荡。

但《孽海花》要的就是这种轻狂的气息。在中国彼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压抑、颓败中,傅彩云的轻狂,和一班士人开着“敦伦”的轻薄玩笑的轻狂,都映现了世纪之交旧体统的摇摇欲坠。如林纾所言,《孽海花》“借彩云之轶事,名士之行踪,用以炫转时人眼光”。借着一种狂欢的方式,他们回应了动荡起伏的时代给予他们的多变的境遇和多变的刺激,掩饰着自己无所适从而又不甘失落的心态。轻狂中,有对时代巨变的畅想——在第十八回,雯青和一班同好十年后相聚,畅谈国事前景,另有一番“狂态”,也有困惑和无奈。而对于傅彩云来说,她个人解放的革命姿态,有着超越时代的超前性和先锋性。

前面两章讨论的都是清末社会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中,女豪杰更多是当时文人对新的理想女性的一种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像秋瑾这样的女豪杰少之又少。而妓女虽然是现实存在的一个女性群体,却是超越女性生活常规的社会身份特殊的女性。她们都不能代表大多数一般女性的情况。当然,所谓一般女性也是有差别的,城市和乡村的女性、中上层和下层的女性,她们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比较大的差异,受教育程度不同,对社会变化的感受度和反应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初维新思想家对女权的提倡,更多地影响到城市中上层的女性,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变更多地在她们身上得到体现。因此,本文对女性新的现代因素生成的考察,会比较多地偏向这部分女性。

但城市里的中上层女性虽然会比乡村的和底层的女性有较为开阔的眼界和较为便利的发展条件,真正能让人目之为新的女性,也属于少数。新女性在清末和民初语境中,多为贬义词,它是拿良家妇女中不守传统规范的那些人和青楼女性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

清末女性既处身于一个不得不新的局面,又有许多不敢新的约束。女性面临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社会身份的过程。从外表到内里,传统女性德言容功的行为规范被全方位地重新界定。她们要比那些可以肆意试验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妓女有更多的因袭负担。由于这些女性形象和现实更加接近,她们和基本上虚构的女豪杰新得很干脆利落相比,从旧到新的蜕变过程也要琐碎和困难得多,新旧因素参差地消长渗透着整个过程。但即使是一步三回头,她们开始了种种新的尝试,开始了从外表、气质到生活方式,以至文化观念的重塑。这种重塑发展了女性的社会性别,为现代女性形象的形成勾勒起初步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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