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输入并逐渐发生影响的晚清，对于反科学的迷信的批判，已经为当时知识分子所注意，迷信被看做社会进步的阻碍，是维新首先需要革除的内容之一。而晚清破迷信常选择女性入手，开启民智，倡导科学，尤其突出地反映在对迷信不学的旧女性的批判上。这种清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口号的预备和先声。
对清末新女性的期待，是在对旧女性的否定和批判中获得的。对旧女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女性的迷信。迷信被看做是女性愚昧的一个证据，也成为宣传兴女学必要性的一个理由。以破迷信为主题的小说《扫迷帚》开篇就说：“看官，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你们试想，黄种智慧不亚白种，何以到了今日，相形见绌？期间必定有个缘故。”吴趼人的《情变》第四回写到寇四娘为女儿求签，作者也插进一段议论：“嗳，诸公，想来又要讨厌我了。现在文明时代，一切迷信都要破除，还说甚么求签咧，算命咧，岂不是讨人厌么？”
就如维新思想家在女性的缠足、女性不参与社会劳动上寻找国家贫弱的原因一样，迷信也被看做女界黑暗、女界腐败的一个方面，是大大影响社会进步的陋俗，因此是女性亟须反省的一大弊病。鬼神迷信作为科学与女性自立意识的对立面，也受到晚清先进分子的严厉抨击。《女子世界》主编丁祖荫就把“神鬼魔”列为女子的四大病因之一，认为女子迷信，常过于男子，受毒害也更深：“女子以现实之欲望，仰给于男子；以虚空之欲望，仰给于神鬼”，所以，要振兴女权，就一定要破除迷信：“夫中国女权之不振，在于压制；中国女智之不启，女学之不昌，在于迷信。迷信一日不去，压制一日不能去，女权即一日不能复。”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也在《女学利弊说》中指出：“中国妇女，所拜者菩萨”；“所礼者经忏”；“吝于为善，而侈于饭僧；愚于医药，而智于祈禳。笃于事佛者，莫妇女若也，莫妇女众也。”因此，清末小说中关于女性的迷信和反迷信的主题，是当时新小说倡导新风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嘿生的小说《玉佛缘》也称：“大约念佛的都是女人，看热闹的都是男子。”所以，反迷信往往从女性入手。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子虚道：“这却不难。多开女学堂，女子明白了道理，男子跟着他明白起来，哪里还有和尚吃饭之处？”金一在《女界钟》中也认为迷信和不学有关：“求入学而不得，则斋醮之事，寺观之游，布金施幡之徒众矣。”媒体也以报道女子破迷信的行为推波助澜。比如1912年6月的《真相画报》报道了赤峰县女子王茹对母亲信仰的挑战。她趁母亲外出，将肉系于佛颈上引狗来吃，母亲异常气恼，女儿说： 佛如有灵五天内必作处罚，若过期不显灵便可不必信它了。
1. 女人迷信胜于男人的观念
在清末表现迷信主题的小说中，那些执迷不悟的迷信人物往往都是女性。小说《扫迷帚》，中就有资生与学海两个书生关于女性迷信的一大段议论。学海说道：“‘资生兄你可晓得俗语之害人，犹不止此。受其毒者，以粗人与女子为最多。粗人姑不论。那女子为四百兆国民之母，关系颇重。中国女智不开，而又有一种辗转误会止妄语深入脑筋，此真不可救药的事。俗例重男轻女，谓生女则屋檐低三尺。新嫁娘忌在母家过冬至，谓“母家过一冬，夫家死一公”。已出阁之女，必在夫家度岁，谓非此则不利母家。他如耳朵热，则谓有人说他。眼睛跳，则谓是非将到。鼻打嚏，则谓报信不爽。得梦兆则妄测吉凶，睹物象则妄分休咎以及日月之为兄妹，雷电之有公母。鸭之脑有秦桧之灵，鸺鹠之鸟是冥王之婿，见寸星之蛇而谓吾祖，见灯火之花而曰有喜，此皆无理之尤者。妇女彼此告语，不以为怪。无论村姑乡妇，即大家妇女，几没有一个不染此种呓语，津津乐道的。乃知《女界钟》所谓朝寻卖卜之人，夕念消灾之咒，朔望茹斋，报双亲之豢养，元宵听镜，决良人之登科；与夫请紫姑，拜地藏，占雀噪，作筷仙，起牙牌数之类，犹事之小焉者也。’资生道：‘吾兄高见极是。中国女界如此腐败，真正可怪！’言次，学海忽作色相告道：‘这事犹我国女子普通弊病，但使女学大兴，即可无虑。’”在这两位书生看来，迷信是女智不开的证明，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女学大兴，这些弊病都可尽行革除，无须再有顾虑。
小说《市声》中有两个片段，在男女对话中，代表迷信的也都是女性人物。第一个片段，小兴和他母亲为了礼佛之事争执了几句。“小兴道：‘佛是佛，财神是财神，佛是不管人家发财之事的。’他母亲怒道：‘乱说！如来佛哪一件事情不管？’小兴笑道：‘佛连和尚都管不住，还有偷着吃荤的呢！母亲休去信他。’他母亲听他这话，怒极了，骂道：‘我把你这小畜牲，不看洋钱面上，我定然把你打个臭死！和尚师父，都骂得的么！不怕割舌下地狱么？’”在第二个片段中，浩三夫妇两人看菩萨出会，看到出了个事故，“轿夫中了迷，在那里嚼瓦片哩！人都齐集，焚香点烛的祷告。杨氏吓得面如淡金纸一般，连忙叫女老妈摆上香案，跪拜祷告。浩三不禁暗笑，让她做作完了。”浩三忍不住说了几句不敬的话，结果他的妻子杨氏不胜恐惧道：“‘休得胡说！菩萨很灵，扶台不信，禁止人家出会；后来菩萨托梦太太，一定要出会，扶台也信了，所以照常出会的。’浩三见她吓得那般可怜，知道一时不得开悟，只索罢了。”在这两个片段中，前一个小兴是个做生意的粗人，后一个浩三，是一个留过学的机械师，虽然两人知识地位都不一样，但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没有迷信的毛病，但一老一少两个女性却都中迷信的毒不浅。
小说《女子权》开始就写乡绅袁仲道妻子韦氏“平日迷信甚多，最喜欢算命烧香、斋僧念佛等事”。常瞒丈夫典质银钱，“因此夫妇之间，一年四季中总要反目十余次”。也通过男女对比的方式，写出女性迷信的愚昧。秋瑾在《精卫石》中，也指出女性多迷信的问题：“况且是我国妇人多佞佛，念经修庙与斋僧，每以疑心宣有鬼，更将木偶敬为神，深受欺凌称罪孽，求神保护怕神嗔。般般无不崇虚妄，不惜金钱事偶人。”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七回中，也写到一个女魔王，她把儿子挣来的所有钱财花在敬神拜鬼上，儿子连好好一顿饭也吃不上，儿子应酬她也跟去闹，结果让促狭鬼捉弄了一番。书中的我和继之谈起这些事，说道：“‘这种女子，真是戾气所钟！’继之叹道：‘岂但这两个女子！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见事也多了几件，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他那家庭之中，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却是给妇人女子弄出来的居了百分之九十九。我看总而言之： 是女子不学之过。’”作者从女子的迷信引出的结论是，女人是祸水，家庭败落都是女人的过错和问题，因为她们不知道读书求学问。因此，女性要维新，就要破迷信，兴女学。潘璞的小说《佛无灵》还写了一个女孩丽丽因为母亲供佛决事测出丽丽的婚事不吉，以致耽搁了好姻缘，抑郁而亡。写出了女性受迷信毒害的恶果。
女性更迷信常常显示出的是女性试图挣脱封闭生活空间的心灵挣扎。女性在现实世界比男性有更多的不自由和约束，她比男性更难从社会交往和自主的活动中获得解脱和补偿，只能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以此平复自身的痛苦和压抑。佛教宣称众生平等，这种超脱于尘世的平等暗示，对女性尤其具有吸引力。或许这也是女性信奉宗教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的原因吧。
在晚清，对维新的不满也会借迷信的话题来发挥。大陆的小说《今年维新》，其实是对不知道维新的出路何在发牢骚。杭州城里的一位学究先生最厌恶维新，因此穷到彻骨。新年将至，学究因为没有适合新年的衣服穿，没有钱买年纸，更没钱买鱼肉，米也只剩吃一顿，过年不得不维新： 菩萨不敬，祖宗不祭，一切从简。他的老母亲却不理会，要照旧规矩办事，点竹灯盏旺财。“学究先生道：‘妈呀，如果发了财，儿子也不维新了。’他母亲道：‘你们不相信菩萨，菩萨自然不给你们发财。今年的年菩萨，你们抵桩怎样做？’学究娘子插上去道：‘今年菩萨忙得很，大户人家吃不了，那里肯到我们家里来？菩萨是很势利的，我们也何苦的作虾儿打拱来？’他母亲听了劈面一口啐道：‘你这野货，没天没地，怪不得穷到彻骨。’学究先生看见他母亲气了，便递个眼色，让他母亲独自咕噜了一回。”在这里，老母亲照例扮演了迷信的角色，但其实儿子媳妇并非真维新，如果不是这样穷，他们会和母亲一样守旧，照旧规矩过年。他们抱怨维新让他们变得赤贫，拿菩萨出气。“学究先生道：‘妈呀，人家做大人的，都不要祖宗，我们穷人，还要祖宗做什么？我不把那副烂骨头卖了，还算好子孙呢！’”他们既部分接受了维新对迷信的破除，会对菩萨出言不逊，但又反对维新，借菩萨不灵抱怨维新破坏了他们的生活。学究娘子后来说出了真话：“不要说今年维新，恐怕连旧都守不住了。”守旧其实是他们真正的立场。在一段貌似反迷信的话语中，其实表达的是保守旧习俗旧道德的观念，但其中分明又有新意识的影响渗透在里面。
正因为女人更迷信，所以还有一些女人利用这些迷信的女人达到各种目的。《图画日报》第16号第10页曾有这样一个报道《菩萨亦喜入妇人腹中乎》，说浙江会稽前倪一带连续有农妇声称有菩萨进入自己腹中，可以为常人医病祛灾，借以欺骗钱财。小说中也常常通过装神弄鬼的女性，来表现女性和迷信的密切关系。《冷眼观》中何宸章的小儿生病，请神婆来驱邪。神婆说病因是撞见一个20余岁和家主有暧昧的女鬼，让夫人相信是多年前因为不能生育而被逼死的姨太太在作祟。《扫迷帚》中的仙姑更有时代气息，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子，颇有几分姿色，也不挽髻，拖着松股大辫，偏应着金一《女界钟》所说的‘女子入学读书，与其风鬟雾鬓，盘髻重重，宁姑从辫发以取简便’的话”。她其实还是个借迷信敛财的骗子，虽然在外形上与时俱进以时髦的女学生样子示人，但还是一个现代神婆。《官场现形记》中还写到穷知县瞿耐庵的妻子瞿太太，通过自称佛门信女，得以接近和笼络湍制台宠爱的女人，从而为瞿耐庵弄到一个委任。对迷信的利用可谓出神入化。
2. 庙里的丑行
在清末小说中，对迷信的批判还往往通过对女性假意礼佛的虚伪和庙里充满丑行的揭示来实现。
由于传统女性的社交范围非常狭窄，进香礼佛常常成为一种娱乐和交际方式，为女性乐意参与。小说《临镜妆》（1908）中知县魏君智就这样劝导在家里生闷气的小妾，“君智道：‘别气了，过几天好到莲花寺去逛一回，回来气病了怎么去？’邢姑娘问道：‘莲花寺有什么好逛？’君智道：‘你没听见说吗？十二月初八寺里做水陆道场，热闹得紧呢！还要讲经说法，解冤结缘，其实没道理，不过你啊做了月子，常久没有出门，这回可以去散散心。’邢姑娘听了，自然起劲，预先几日先雇定了轿子，又预备斋僧用的米，解结用的钱，结缘用的果子”。虽然这位邢姑娘起劲地准备礼佛用具，但她向往的其实是散心游玩。
但清末小说中的寺庙常常被写成风气不正之地，不是有淫僧淫尼，就是进香的男女心术不端。《扫迷帚》中，两个有志调查迷信风气的书生看到庙前的景象是：“见那良家妇女及各寮娼妓，冶容艳色，踯躅禅房。轻薄少年，多于庙前庙后，评头品足。拥挤喧哗，不成模样。恶少馋渴的形状，荡妇扭捏的神态，和尚涎脸的怪相，都进入他二人的眼帘。”上述小说《临镜妆》写到邢姑娘进了寺庙，也有了些不清不白的事情发生，“当下五六个小丫头和这两个小沙弥鬼鬼祟祟，在那里打混”。这种场景在很多小说中一再出现。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中，庙里的厨子送吃食到前来进香的小姐房间去，“和尚正同着一位小姐在那里勾指头玩呢，一见厨子托了点心进来，不禁大怒，站起来拉着他的辫子，拉到外间里来，申斥他道：‘你这样没规矩！太太、小姐在房里，你就这样混冲混闯，像个什么样子？难为你活了这么大年纪，不是吃饭长大的么？真正混账！’”和尚胡闹被人撞破，还恼羞成怒。《亲鉴》中符太太去庙里求子，后来果然得子。“算那怀胎的日子，恰就是斋僧这一月里得的。”小说暗示是和尚下的种。《玉佛缘》中的和尚更为放肆，借礼佛女子晚间在庙里休息，强行霸占，毁人清白。寺庙成为淫乱之所、风俗败坏之地。小说《无耻奴》中的小人江念祖就是吃准了庙里的和尚是个淫僧，找了一个青楼女子下套，诈和尚钱财。迷信的虚伪可恶在小说中常常通过和尚毫无信仰操守来表现。
《扫迷帚》第六回“拜僧成习妇德失修 为妓毁妆情丝益固”中，学海因此感叹道：“闻近来苏州绅衿妇女，每喜拜和尚为师，此倡彼和，相习成风。……妇女平素在家，见了生人即遮遮掩掩，做出百般羞态，独于和尚跟前，无不放浪形骸，往来极密，其亲热更胜骨肉。……和尚十分的殷勤，低言轻笑，做出许多的丑态。凡大丛林中皈依女弟子竟有多至百数十人，种种暧昧之事，实属不可胜言。风俗淫靡，一至于此，深堪浩叹！”所以，当时小说家常有对迷信害人害己的议论。小说《新汉口》（1909）中洪啸云同迷信的相好妓女金玉说：“这就是中国人的迷信，他们不怕倒霉，摆着自己老婆儿女同和尚交头接耳的亲热去。我往常见几位大家妇女，见了正经人，反躲躲避避，装腔作势，及遇着和尚，反亲亲热热，笑也来说也来，都是被倒灶的‘菩萨’两个字害的”。小说《女狱花》中也有相似的议论：“无知女子，偏将锱积铢累的血钱，供他偷婆养汉的经费，你想呆不呆呢？”
虽然小说中的淫僧比淫尼更多，但尼姑的名声同样不佳。《扫迷帚》中说到，“先是吴江习俗，人死必请女尼伴灵，名曰‘纪念’。浮荡轻薄恶少年，每相率调戏，最谓陋习。”尼姑既是一个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男性侵害，同时也被看成是些不正经的女性，可以随意调戏。《老残游记》二集第二回中也写到，尼姑逸云谈到，自明以来的规矩，庙里的尼姑却是兼尼兼娼。有一个尼姑靓云因为不答应陪本县少爷睡觉，闹到庙门要被封。来山上游玩的德夫人问逸云她们是否常留客，逸云回答，留客是有的，也不常留。逸云还告诉德夫人，老师父说，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而《亲鉴》中的尼姑智圆也被写成是一个“穿房入户，说长道短”的不正经的角色，虽然她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小说中对尼姑不清白的描写，在宋以后就多见，或许正是因为她们有“穿房入户，说长道短”的行动和言论的某些自由，有违女德规范，所以被看做和另一类自由女性——娼妓相类似的群体，是不守规矩的女性。而佛教教义给予尼姑化缘、外出做佛事等的自由，或许也确实为她们带来了生活的一些自主性。
据1900年《申报》(1900年3月)上的文章《雷厉风行》看，僧尼淫乱也确有事实：“照得本县访闻，有等不法荡妇，名曰青鞋党，在城乡庵堂寺庙，明为念佛打七，暗中沟通淫棍僧尼，引诱年轻妇女，聚集拜佛，男女混杂，乘间淫乱，丑声沸腾。……本县虽执法森严，然亦爱民如子，不忍不教而诛。除密访严拿等外，合行出示谕禁，……自此以后，均须革面洗心，各安本分，并不得有青鞋党名目。倘敢复路前辙，一经访确，定当一体严拿到案，尽法惩办，决不宽贷。”而本埠新闻对这类丑行的兴趣也特别浓厚，《点石斋画报》先后报道过老闸北的“文昌阁”住持在禅房与妇人有私情、被巡防局武员访到遭敲诈的《武弁讹僧》，和尚与妓女相偎看戏的《和尚冶游》，和尚进妓院嫖妓的《和尚寻欢》。尼姑也一样受关注，有尼姑不守清规、由官府判定自愿还俗的《好生之德》，还有一篇报道《醉汉殴尼》，写女尼邂逅醉汉，无辜被殴，无力扭送醉汉至巡防局，只好哭骂而去。最不可思议的是，报道最后评曰：“总之，其尼也其愚也，其殴也其莽也，两者俱不足责也。”醉汉殴人竟不足责，还要怪尼姑自己愚也，对尼姑的偏见也于此可见。
3. 回头是岸
清末小说还写到了一些本来非常迷信、后来接受了新思想幡然悔悟的新女性。《自由结婚》中的妙音太太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第十四回“耄矣老夫回头是岸 壮哉巾帼光复成军”就讲了妙音太太的事迹。她是一个女性革命党光复党的发起人，“他那时已经八十余岁，生平最信奉佛法，管束子弟极严，不许他们谈论时事”。她后来受邻居赵氏的启蒙，懂得了爱国的道理。“从此顿改心肠，佛也不拜了，消灾经也不念了，只晓得时时刻刻高唱爱国歌。”妙音太太把佛堂卖了，得了三百两银子，花了二百两印革命诗文送人，花一百两雇船散发。“一时妙音太太竟做了空前绝后的老革命党。”“他就带了媳妇、女儿，到这山来。路中收到三十六个徒弟，大约一共有了四十个人。到山之后，苦心经营，造起屋来，非常繁难。后来徒弟渐多，财产渐富。”妙音太太组织革命党的方式也很类似宗教团体收信徒，但她的信仰从骗人的宗教，转变为革命，旧转化为新，落后转化为先进了。
包天笑的《画符娘》以一个言情故事，宣传了破除迷信的道理。女子本是为迷信所惑的人，爱人生病，她尽心搜罗仙方救治爱人，但仙方害人，爱人病情耽误不幸死去，女人痛不欲生，幡然醒悟。于是发誓要学习科学，进了学堂，“乃发愤习英文，修医学，为普救众人，以为忏悔地。呜呼，昔日之画符娘，不数年将以医学名世。天笑闻之，为作此记，以箴普天下贤媛淑女之有迷信心者”。
在破除宗教迷信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用西方的文明，来批评中国迷信的不文明。《女子世界》上有署名阮肃容女士写的《砭俗论》，就以西方的风俗，来批评中国的落后：“且彼西人不焚冥镪，不度亡魂，而彼亦未闻有冤穷之鬼作祟。岂欧美之鬼，无须金银饮食耶？生与我华人无异，死而为鬼，乃与我不同，此绝无之理也。大抵华人姓氏，并不计其合理与否，有利益与否，惟前人行之，后人继之，痼疾相沿，牢不可破。”显然，这位女士对西方风俗并不了解，西人也有鬼神观念，也敬畏先人，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但当时的人们对西方产生了另一种迷信，认为他们是文明的，就是他们的宗教，也要比我们高明。
近代西方大量传教士的进入，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观念。教会和教会所办的学校，对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学者在这一研究上取得成果，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就讨论了教会和教会学校对中国女性发生影响的问题。它们为中国女性接触社会提供了渠道，让女性通过宗教活动享受了团体生活，女性还因信仰西教得到参与公共事业的机会，甚至获得公职。教会对于女性的公益观念和志愿观念也有积极的引导。
在表现民族危机和中西冲突的小说《黄金世界》中，在一次演说会上，应友兰以在美国金山海关被关小木屋的亲身经历，演说洋人的欺凌。但她的演说最后以呼西人的上帝之名结束：“诸位姊姊呵！诸位妹妹呵！其我旅外十万同胞的耶和华呵！”在徐枕亚的《玉梨魂》中，梨娘病重之时，告诉小姑筠倩自己不久于人世。在新学堂念过书的“筠倩闻言，涕不可抑，拭泪言曰：‘嫂勿作此不祥语，上帝，上帝，我为嫂祈祷。上帝勿使嫂痛苦，勿使嫂烦恼，为嫂驱病魔，为嫂求幸福’”。这些新女性已经不像她们的前辈一样求菩萨保佑，或许她们未必有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但却可能脱口而出向上帝祈祷。西化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而在1938年出版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年6月）中，有一个叫王琳的女工写了一篇《一个女工的转变》，文中述说“在我没有进女青年会夜校以前，我是一个很柔弱无生气和悲观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重迷信相信命运的人”，后来读了几年教会所办的夜校，有了新认识，“所以从那时起，我的悲观和迷信，在不知不觉中，日渐的消失了”。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女工，虽然把中国的宗教看做迷信，但潜意识中并没有把西方的宗教看做迷信，反而称教会学校的学习让她的迷信消失了。如果再来看看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言论，更不难理解这个女工的认识了。许地山就认为西方宗教特点之一是科学。许地山在1923年4月14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宗教应具有如下八方面的条件：“一要容易行的。二要群众能修习的宗教。三要道德情操很强的。四要有科学精神的。五要富有感情的。六要有世界性质的。七必注重生活的。八要合于情理的。”他认为“按耶教近年发展的趋势似甚合于上述的理论”。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第八回，传教士开导落难的刘秀才，不要信佛，要信天主。他说：“‘这个佛教是万万信不得的。你但看《康熙字典》上这个字的小注，是从人从弗，就是骂那些信佛的人，都弗是人。还有僧字的小注，是从人从曾，说他们曾经也做过人，而今剃光了头，进了空门，便不成其为人了。刘先生，这《康熙字典》一部书，是你们贵国康熙皇上做的，圣人的话，是一点不错的。我们一心只有天父，无论到什么为难的时候，只要闭着眼睛，一心对着天父，祷告天父，那天父没有不来救你的。所以，你们中国大皇帝，晓得我们做教士的，都是好人，并没有歹人在内。所以才许我们到中国来传教。刘先生，你想想！我这话可错不错？’刘伯骥起初听了他背字典，未免觉得好笑，但是不好意思笑出来；等到讲到后面一半，见他说得正经，很有道理，也只得肃然起敬，听他讲完，着实谦恭了几句”。最有意思的是刘秀才的态度，他对传教士骂佛骂僧还不以为然，但听他后来说到天父的慈爱，传教士的善良，他却肃然起敬，谦恭起来，对西教有明显的好感。
和对西教谦恭的态度一致的是，清末很多小说对抗击洋人的义和团，以及它的分支“红灯照”极尽贬低。同样是李伯元写的《庚子国变弹词》（1901—1902），对红灯照仙姑明里暗里讽刺，唱词常直接反映作者立场：“（唱）自从午刻出衙门，看看时光未转申，盼望仙踪犹不至。莫非早已驾祥云。众官正在猜疑际，忽听喧哗一片声，却好仙姑来到了，此时打扮更鲜明。”仙姑自诩能驾祥云，但众人左等右等都不到。结果看见仙姑带着一批人，就从寻常的道路上走来了。“（白）当时一干人，看见仙姑另换了一副打扮，浑身上下，都穿的一色黄衣，黄绸包头，脸上却是把胭脂搽得通通红，率领了五六十个村姑，焦黄的头发，通红的眼睛，恰是红衣红裤。一人手里拿着一把扇子，扇子把上拴着一块红手帕，摇摇摆摆，一路而来。大家一见，慌忙跪下，请仙姑上轿。仙姑道：‘吾有法力，自能驾云腾空而走，不消得如此费事。’大众道：‘走总得要劳力，还是请上轿的好。’仙姑道：‘也罢，等我接接力也好。’”村姑模样的仙姑通通红的脸，焦黄的头发，加上扇子和红手帕，都露着一股村气乡气，没有一点仙味。仙姑自诩能腾云，与她摇摆而来的样子相比照，最为可笑；故意推辞和不多推辞，趁机顺竿上轿，强调了仙姑的虚张声势。
同样以庚子年大乱为主题的小说《邻女语》中，红灯照的女性形象更为丑陋：“小金喜身高六尺，全体痴肥，满脸横肉，却是一双五寸长的半大金莲”。小说杜撰了小金喜发明红灯的故事，她只是随意糊了一个大红灯，把火药多放了些，“一时火药落在人家，把这人家烧个净光，于是以讹传讹，夜间看见红灯，便说仙女来烧房子了。弄得人心惶惑，昼夜不宁”。小说还写到洋兵打败义和团后，把小金喜抓去。“重新装在一个铁丝笼里，送她上船，要她到各国游历一番。这黄连圣母，一个下贱女流，闯下大祸，业已饶她不死，又不费分文，得以环游地球，也要算得前世修来的福气，搁下慢提。”国人对于洋人的谦恭，和对于本国迷信的鄙视，两相对照，态度迥然有异。国人对于洋人已然形成了一种崇洋媚外的新迷信。
4. 破迷信中的迷信
或许，国人对于洋人的迷信，正是由于对本国迷信的破除也是不彻底的。极力主张破除迷信的人，往往自己受迷信蛊惑还不自知。
葛元熙的《沪游杂记》描述的“牛痘局”，记录了一个发噱的小场景。牛痘由外洋传入为防止疫病而接种，种牛痘也算是当时一种科学新风气。但接种时却有中国规矩：“男左女右，将痘浆滴入候干”。男左女右毫无科学道理，只能让人联想到算命看相的规矩。
以破除迷信为宗旨的小说《扫迷帚》，时时宣讲迷信的坏处，但它讲故事的逻辑是迷信的人就要倒霉，所以不要迷信。它的内在逻辑暗藏因果报应的观念，是以迷信攻击迷信。比如里面有一个女巫敛资无算，未几，该女巫出门，竟为狼所食。还有人因为去看宣扬旧思想和迷信的社戏，或家中偷空，或身上财物被盗。因为看无稽无聊的戏，所以得了报应。第二十三回说了一个故事，某家因母病，欲以儿子结婚冲喜。新郎进洞房时绊了一跤，反而先死。母亲病中痛子，登时气绝。新郎因为相信迷信的冲喜可以为病人带来转机，结果也倒了霉。
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的写作，也充满了这类因果报应的事例，而小说作者也自认为是破除迷信的文明人。第四回中有一个志士华永年当众砸毁神像的情节。华永年号召乡人，“‘第一须将这庙改做议事所，那土塑木塑的神佛，是不能保护我们的，须是急急毁了。’
众人道：‘神明如何可慢！’永年道：‘哪里有神明呢？我今毁给你们看，他如有灵，可便罚我。’说者，一跃下去，一手拔出利剑，已将那当中的神剁成碎泥了。又复把木的、泥的、坐的、立的，无不手推足踏剑劈的除了。众人皆呆着看。只见华永年手里剑光闪闪，英气腾腾”。
但小说写了一系列有旧思想的人，都不得好结果。教员吴钟清的老婆贪恋闺中之乐，叫男人不要去做什么志士，后来被土匪和洋人轮奸而死。怕充义兵、相率退学的杜鸿、陈大时二人，后来被饥民包围，把他们全身之肉吃尽而亡。章世鉴的一家因怕事而退学，被一班土匪拦路刺倒，取了怀内金银而去。作者以为最可笑的是一个素好念佛的人，被洋人抓去之后日夜闭目勤念佛号，还拉上同监一起念。“一夜遇着一个凶恶的当值监狱，见其信口乱念，乃大怒，取二人而笞之。二人大呼，我系念佛。洋人愈怒道：‘你念佛，我便是韦驮来度你的，但你须挨着我的铁鞭，打到气绝，方得往西。’便将二人打得头破血流，方始罢手。从此二人再不敢念佛了。”佛祖不但保佑不了信徒，信徒反而因信佛遭难。而作者使用的逻辑，却暗含了他自己所反对的迷信，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
在小说《苦社会》中，有一个不相干的小故事插在里面。说一个小尼姑见到来为亡妻办佛事的痴心丈夫陆宾秋，为他对妻子的感情打动，动了凡心，两人成了夫妇。但是“好花易谢，圆月不长，接引佛将着领魂幡找了一年，居然被他找着，又带到西方去了”。因果报应还是清末小说的内在逻辑，破迷信的小说不但没有把它破了，反而还借着“说报应”这样一种通行的为读者喜闻乐见的故事框架，来放进破迷信的内容，也可算是新旧思想混杂的一种表现了。
曾朴在《孽海花》中，借一班官僚讨论在维新失败后国家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当时文学中迷信密布的问题：“各国提倡文学，最重小说、戏曲，因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国的小说、戏曲太不讲究了，家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无道理；否则开口便是骊山老母、齐天大圣，闭口又是白玉堂、黄天霸，一派妖乱迷信的话，布满在下等人心里，北几省此风更甚，倒也是开化的一件大大可虑的事哩！”
即使在当时最新最革命的一些新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骊山老母、齐天大圣式的迷信话语充斥其中。《东欧女豪杰》的开头部分叙述华夏女子华明卿的来历，是老妪发梦，有画中美女子扑入怀中，遂十月怀胎生下。清末革命家陈天华的《狮子吼》，楔子就写书的来历：“前两月入山樵采，有一座石屏拔地独立，高有数丈，忽然石破天惊，飞出一铁函来。小弟彼时吓死在地，醒后拾起，牢不可破，用斧头劈开，乃是一卷残书，字已不大明显。拿归家中，用了好几日的功，才分辨出来，知是混沌人种的历史，混沌最后一个人所做。”《卢梭魂》中说曼珠女王的父亲生她时做了一个怪梦，云间一个丽人变成恶鬼，作者以此证实女王实是妖孽。而小说的最后还有仙人授《卢梭魂》一书的情节。
仙人授书的情节还出现在《黄绣球》中。黄绣球原本是个无学无识的家庭妇女，就因为做了一个梦，遇见罗兰夫人向她讲授学问和道理，就变得学贯中西，获得了办女学的资格。在梦中，黄绣球“忽见那女子拖着一条白裙，远远的像在云端里去了，须臾连牌坊也就不见。心中又想到： 这难道是白衣观音吗？我向来不曾相信菩萨，奉个观音斋，怎么他会来点化我？”一个自认为不信菩萨的人，却不以为洋仙女罗兰夫人为她授书是迷信。这部小说以兴女学、兴科学为任，却不以这个迷信色彩浓厚的重要情节为忤。而黄绣球在解决校舍这个办学环节中，设计把庵堂里的尼姑骗出来，最后把庵堂变成女学堂，用的是迷信的狠招： 黄绣球用娘娘托梦，说尼姑下世会罚做妓女，且寿数将尽，以诱骗当时非常迷信的尼姑听从自己的话，帮自己做事。用迷信攻迷信，可谓以毒攻毒。但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光明。
小说中对传统的神魔仙人的借用，虽然是迎合一般市民的见识和阅读习惯，但也适可见作者自己的认识局限，新思想的基础薄弱。在这些以反迷信的话语延续迷信的传统的小说中，清末思想急剧变动中的混乱难以掩饰地展现了出来。或许，从中也可以看出清末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提出科学的口号，要留待“五四”知识分子才能明确提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