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女性走上社会的道路是由男性知识分子推进的。而倡导女性社会能力的发展，是在对传统女性的否定前提下提出的。当时最有影响的说法就是梁启超对李提摩太“分利”说的阐发。梁启超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况女子两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那么女子为何不能自养，而要成为分利者呢？“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实业，实为最初之起点。”“然则学也，业之母也。”也就是说，原因在于女子没有职业，女子之所以没有职业，是因为女子没有接受教育，没有从事职业的能力。梁启超认为，正因为女子“嗷然待哺于人者，是以男子贵而妇人贱”，“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他把女子没有职业养活自己，看做男女之所以不能平等的原因。因此，“分利”和“生利”说在提出救国良方的同时，指出了女性通过女学和职业教育获得解放和平等的道路。清末关注教育问题的小说《学界镜》中的男主人公方真，也在女学堂的演讲中阐发了这样的见解：“倘能去了依赖心，一般的女子，都在学术职业上头去注意，何愁不女权增长，使那些男子们，不敢不同西国一样，尊重女子了？”
梁启超阐释的“分利”说和“生利”说，在清末深入人心。比如在《女子世界》上，就有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亚特《论铸造国民之母》等文章，声援和发挥这一说法。亚特还展望了女学生们的职业前景：“欧美诸国，女学校林立于都会，女学生络绎于道途，及其卒业，或为美术家，或为哲学家，或为文豪家，或为悲剧家，或参预夫政治，或从事于侦探，或投身看护妇”。兴女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期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当第一批接受教育的女子从学校结业后，她们发现社会并没有为她们准备好多少可以自养的正规职业。兴女学的动员，最重要的成果是让社会接受了女性应该接受教育的观念，以及形成了女性可以走上社会、从事职业、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的社会意识。至于具体的实现，在清末尚处于准备阶段。这一时期女性的才能还未能有充分机会在各方面展现，但不少女性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开始接触社会和走向社会。
1. 传统劳动的发现
梁启超在阐述分利生利之说时，所依据的是他所熟悉的士大夫阶层女眷的状况，既没有把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和生育这些间接创造国民财富的劳动计算在内，更没有看到广大底层妇女从事的有效社会劳动，因此，分利说的偏颇是非常明显的。
据一位在20世纪前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观察，当时中国的农村妇女除了照顾大家庭之外，承担了繁重的劳动。“她们要帮助收庄稼，以及干其他一些户外苦活，而生养众多的孩子又耗费了她们的大量体能。”“当孩子很小时，她得日夜照看他们，尤其不能轻易让他们露面，以免打扰祖母的安静和休息。她还要用一口锅为一大家子人准备食物，这是一种无休止且极繁重的工作。所有的衣服、鞋子都靠手工缝制，褥子、被子和棉袄要不时拆开清洗，然后再重新缝上。”“媳妇和姑娘们白天要轮流看护果园或瓜地，有事晚上也看。麦收季节一到，家里所有能动的妇女都到地里帮助收割。秋收时她们是打谷场上的主力，她们的一群群孩子则紧跟在左右帮忙。种棉花时，她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地里，有时还靠帮别人收棉花挣一点小钱。”“为了制作那些必不可少的备用棉织物，中国妇女的手总也不得闲，从采摘棉花……到制成布料，最后变成了做鞋底的材料，轧棉、清棉、分离纤维、纺线、缠线、上浆，特别是这都是极费力且乏味的活计。可只要人活着，这些劳作就不会休止。”
早在《搜神记》（卷五）中，就有记载丹阳丁氏女苦于劳作不辍和婆母虐待，于9月9日自尽，“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可见女性的辛苦由来已久，只是不为男性所重视。这一特殊的日子后来被人遗忘了来源，竟演变成了人们登高望远、遥忆亲人、尊敬老者的欢乐节日。
包天笑的回忆录曾记载了他在乡间的奇妙发现。有一次扫墓，一老一少两个妇人抢着来抬他，那少的只有19岁。我说：“怎抬得起山轿？”那老的道：“前几天，贝家大少爷，一个大块头，身重二百斤，也是我们婆媳抬了走。”
最奇妙的，她们放下山轿，便从事刺绣，这一乡村，妇女刺绣，也是一种职业。乡间的女性粗活细活样样上得了手，不是高蹈的文人在书斋中可以想象的。
女性本来就不像梁启超描述的那样，全是分利者，特别是底层妇女，早就是家庭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陈啸庐的《新镜花缘》也写到，在乡村中，“妇女们养蚕、缫丝、采茶，是他的习惯”。
在小说《廿载繁华梦》中，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富豪周庸佑东窗事发被官府抄家，所有仆人和她们的财物都要被检查，这时，检查的人发现一件奇事：“那仆妇却不是女子，只是一个男身。那搜查的女役，见如此怪事，问他怎地要扮女子混将进来，那仆妇道：‘我生来是个半男半女的，你休大惊小怪。’那女役道：‘半男女的不是这样，我却不信。’那仆妇被女役盘问不过，料不能强辩，只得直说道：‘因谋食艰难，故扮作女装，执佣妇之役，较易谋工，实无歹意，望你遮瞒罢了。’那女役见他如此说，暗忖此事却不好说出来，只向同事的喁喁说了一会子，各人听得，都付之一笑了事。”在有些以清洁、制作、服务为主的传统劳动行业，比如洗衣、做饭、带孩子等佣仆工作，或手工纺织、农产品加工等劳动中，女性被认为更加合适，反而具有优势，以至于会发生小说中那种事，男子为了找到工作，假扮女性应聘。
在小说《苦学生》中，作者写到一个船妇，虽然和传统的底层妇女一样，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但却有很现代的商业意识。第十回中留学生黄孙初回国，在浦西雇一舟。舟子是个妇人，船至江心，忽然收桨不开。黄孙问时，说是单雇的船，极少要五个角子。黄孙道：“讲明两角洋钱，这回如何加价？”船妇道：“你不加，我不开。”黄孙想我身行十万里，这样的意外需索，却是第一回遇见。又想工人中，不明道理的，每每同盟罢工，索加佣费，白色人种中，数见不鲜，这船妇倒是小小一个竿影。我回首当年，莫非同类？罢罢！不必计较了。便说：“依你就是五角，快些开船，天上满布黑云，即可就有雨来，不要耽搁了！”船妇又俄延了一回，说：“客人，你把船钱先给我。”黄孙也答应了，船妇才把篙子拔起，双手来推桨时，迎面飞进几丝雨花，乍听有声，点点滴滴，到水面都成了圆珠。船篷半旧，四处皆漏，黄孙的上衣下裳，好似浸在水中，看船妇时，也便十分吃力。
好半歇到岸，重雇小车，装好行李，船妇又拉住了，要索酒钱。黄孙此时站在雨中，更不肯同妇人多费唇舌。船妇不愧是在上海滩做生意的，商业意识已经非常强，黄孙以为白人才会罢工，这个船妇已经会熟练地使用这个招数，还会要求加工资。不过船妇缺少诚信，半途乘人之危罢工索钱并不正当，此后又索酒钱，只能说是贪得无厌。虽然那船妇挣钱也颇吃力，叫人可怜，但贪心不足也实在可恨可恶。职业女性难免有染上不良的职业病的。
相比较，同样是传统职业的创新，刘鹗《老残游记》中的两位歌女，却有高得多的境界。黑妞白妞的唱曲是《老残游记》中的经典段落，特别是白妞的“梨花大鼓”，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白妞能够有这样高的造诣，在于她常到戏园里看戏，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腔，再加上“那南方的什么昆腔、小曲，种种的腔调，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在多元融合中创新，体现了近代开放社会的时代特点，白妞的职业意识起点很高。在清末小说中白妞的难得还在于，当时对于女优的描写常涉狭邪，作者往往都注重品评她们的人品，很少有对艺品作这样细致的描述和高度评价的。有一个少年读书人尊称白妞为“小玉先生”，评价“每次听他说书之后，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他的书，无论做什么事，总不入神，反觉得‘三日不绝’，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彻些”！这位读书人将小玉的说书和读书之妙相提并论，对她非常高看。这里的小玉与其说是个女优，不如说更合适被看做是一个女性艺术家的形象了。据在刘家服务60年、刘鹗父亲在时就到刘家的佣人李贵回忆，白妞黑妞确有其人：“白妞和黑妞原出于历城农民家庭，后以说书而誉满济南。于是置良田数顷，还自备双套辕大车（当时是富足的标志之一）。可是并未高攀，实因家教颇严。后黑妞死，白妞嫁给了老百姓。他们平时说书，父母必不离其左右。”白妞和黑妞靠说书脱贫致富，视之为以才艺为业的职业女性也不为过。
海外学者高彦颐对始于明末清初的职业女塾师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些有学问女性的生活，暗示了一种浮现出的职业模式”。闺塾师的出现，不但极大地证明了人们对女性文化教育的接受，而且塾师工作的巡游性质，也说明了女性活动范围的扩大。不过，闺塾师的活动空间基本上在各处闺房，社会化程度还不如说书的黑妞和白妞高。她们的教授范围也很有限，主要是诗歌。因此，与其说她们是“教师”，不如说“她们是真正的职业艺术家。”
2. 女性能力的开发
晚清在社会上做事的女性，除了一部分人从事“贱业”，剩下的绝大多数职业女性从事的也是低端的体力劳动，和服务类行业。女堂倌最初也被看做有伤风化的行业，但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娱乐业、服务业的繁荣，大量酒馆、茶叶店、戏园、游戏场等纷纷聘用女招待，也逐渐改变了女招待的形象。连包天笑的小说《诸神大会议》也拿女招待职业和观音开玩笑：“接引佛笑曰：‘贫僧理会得，第尚需一女招待员，以贫僧不便于女菩萨相周旋也。’咸曰：‘此非观音大士不可，以女界中人，莫不识大士，且天足尤健于奔走也。’”
很多女性职业还是从传统女性劳动中转化而来。比如缝纫行业，在机器还没有取代原始的生产劳动之前，养蚕、种棉花、抽丝、纺织、缝纫等一系列手工劳动，一般都由女性承担。西洋纺织业进入以后，对妇女传统手工纺织带来很大的冲击，有些妇女进入城市，转而从事机器纺织。有些女性凭借缝纫能力发展成了一个新的行当，为工人、学徒、店伙等底层劳动者提供缝补甚至洗涤的工作，以谋取生计，被称为“缝穷”或“洗衣妇”。
传统的三姑六婆也有了新的职业发展。比如乡间的牙婆在都市里摇身一变成了女荐头，即女性职业介绍人。“雇佣女仆必由女荐头处唤来，……男仆亦然。”师婆、虔婆也依然有市场。据葛元熙记载：“有妇女自号仙人者，小家眷属恒信之。如患病则延仙人至家焚香，视烟所指，知冤孽有无，以决吉凶，谓之‘看香头’。”只是名目有了变化。
晚清对女性从事社会职业的鼓励，主要在做女工。上海最早的产业女工出现在外资创办的缫丝场中。1861年春，英商在徐家汇创办怡和纺丝局，最初雇用的是有经验的男工，但后来发现女工的适应力很强，而每天仅需支付约100个铜钱的工资，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一。所以到1863年1月，丝厂就全部由中国缫丝女工操作了。这便是上海最早的一批产业女工。
据1893年《北华捷报》上的统计，上海当时有1.5或2万妇女被雇佣，从事清理禽毛以便出口，清拣棉花与丝，制造火柴与香烟。当时女工们的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超长，工资低廉，并受到男女同工不同酬等不平等待遇。所以女工也曾发生反抗行为。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3年间，上海罢工共70次，其中女工罢工就达39次。不过，这些女工确实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缫丝厂和棉纺厂所雇佣的许多中国女工都显得营养充足和境遇宽裕。现在的女工每月能赚5—15元。”所以《女子世界》上蔡湘的文章《论中国今日亟宜普设手工学校及传习所》提倡女子做工：“吾国女界，既无自致衣食之能力，即不适于天演界之生存，则其濒于死亡，堕于贫贱也，又乌足怪耶？女工兴，二弊泯。”
除了女工，女性还参与农耕、纺织与刺绣、制盐与贩盐、捕捞与渡客等劳作，还有一些妇女从事家庭手工业和非正规职业。《市声》中有个大巧老婆，就是一个勤勉地为家庭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女性。大巧被人花言巧语以借钱名义骗去钱财，大巧老婆恨极，数落他：“你忘了从前做小工的时候，每天赚人家二百四十钱的工钱，闲下来没得吃饭，全亏我在外面缝穷。粥哩饭哩，都是我十个指头上做下来，断不了你的炊。”大巧老婆的话对分利说是个有力的批判。而此时的大巧老婆借助缝衣机，做起了更大的营生。“再说大巧回到家中，他那老婆正踏了一部缝衣机器，在那里缝衣，见他回来了，一时不肯放手。大巧笑道：‘我如今洋钱多了，你也不须这般辛苦了。’他老婆答道：‘你洋钱多，也不干我事，这做下来的钱，是我自己用的；再者也好替孩子们添置些衣履，钱还嫌多吗？’大巧道：‘你这么辛辛苦苦，每天有得做，一月赚好几个钱？’他老婆道：‘要不断有得做时，每月也好赚一二十块洋钱。’大巧吐吐舌头，暗道：‘我从前做小工时，总算生意好，每月也只弄到几吊钱；她这一部机器，足抵我两三人的工，到底是外国人巧哩！’只得随他娘子做去。他却逗着自己五岁的孩子玩耍一会儿。他老婆下了机器，量三升米，跑到井上去淘了，跟手就到灶下煮饭。”大巧老婆虽然还是在家里煮饭带孩子，但一边靠缝纫却创造了抵得上两三个小工的价值。大巧老婆的语气充满了自豪感，而大巧的言行也表现出对老婆的尊重和顺服，这和大巧老婆有生利的能力和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有关。但大巧老婆既不是完全的家庭妇女，也不是完全的职业妇女，她体现了家庭妇女向职业妇女过渡时期的特征。
在近代社会，士农工商的传统身份序列有了变化，商人对于繁荣都市、活跃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地位也随之提高。小说《市声》中就写到两个出身低贱的商人阿大利与王香大通过经商进入官场的故事。士商地位的逆转，也影响到了社会风气的变化，经商逐利不再是可耻的事情。在女子职业意识形成中，这种倾向也开始抬头。
小说《九尾龟》中就写到有几个具有商业头脑的家庭妇女，利用赈灾会做生意。章秋谷“忽然又见两三个中年妇女，托着一个盘，盘里头放着几匣纸烟，几方手巾，硬硬的拦住章秋谷等不肯放走，把一匣纸烟塞在章秋谷手内，强要他买。秋谷把他们看了一看道：‘这个会场里面，凡是兜揽物件的女士，都有天足会的徽章，你们几位的徽章在什么地方？那边纠察员来了。’这几句话，把那几个人说得满面生红，回身便走”。小说在这里主要为写章秋谷的机警，但这个小片段可以看出，这几个下层妇女也受到经商风气的熏染，试探着做一些小生意。她们的态度中既有敢于拦住男性游客的开放，也有终究不老练的羞涩。
在《市声》中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有经营能力、但常常可能被忽视的女性： 粪太太。她是一个智慧干练的女性，但却只能站在男人背后出谋划策，让前面那个愚蠢的男人享受成功，升官发财。她还要承受男性作者对她的扭曲和丑化，使得女性对男性的操纵成为可耻和丑陋的行为。在这个故事中，因为性别秩序被颠倒： 男人无能，女人威风，因此，所有的事情都出了错，笑料不断。作者把这样的故事当作一个笑话来叙述。故事的开头是强势的粪太太出场在先：“却说汪步清走到宝善街，听人传说粪太太来了，十分诧异，忖道：‘太太也多，从没听说过粪太太的。’”粪老爷阿大利原来做租界出粪的粪头，“包氏既嫁了过来，夫妻两口儿，倒也十分恩爱。包氏劝丈夫道：‘你有这条好路，为什么让人去做？我们何不开一个粪厂，专门收粪，贩给乡下，不是大大的利息么？’大利道：‘粪厂如何开法？’包氏道：‘你去租一个厂蓬，打几十个粪桶，雇人挑来。他们得的酒钱，我们提三成，作为开销之用，其余粪价，赚下来的都是我们的好处。’大利大喜，于是竭力经营，果然把这粪厂开起来。包氏天天起早，到厂去查考那些粪担。自此赚的钱，一天多似一天。始而小康，继而大富。”粪太太是个善于经营的能人，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一个女企业家。如果没有这个太太，阿大利只能永远做个粪头。所以后来熟人撺掇他休妻，“大利摇手道：‘休得乱道！我如何敢休她呢？我家里一草一木，都是她挣下的。我五品衔知县的前程，也是她替我捐的。我哪里敢休她呢？’”但小说显然不甘心把女性写成一个有经营能力的成功人士。作者通过把粪太太塑造成一个喜欢假模假式的泼妇形象，来减弱粪太太的聪明能干。粪太太包氏为了显示官家派头，很隆重地穿补服请客，但她不懂补的钉法，结果钉反了，反而闹了个笑话。作者以此讽刺她下等人硬充上等人的虚荣。而当阿大利受损友怂恿，偷拿家里的钱出去花天酒地，“次日一早起来，开门小解去，忽见一个蓬头女人掩入，被她一把头发揪住，骂道：‘你这个老杀才！泼天胆大，骗了我四爿铺子里的钱在这里开心，还了得！快跟我去！’大利听得出是他老婆的声口，只吓得魂不附体”。这样一个当家做主、把丈夫掌控在手里的女性，是让阿大利和作者都感到恐惧的，所以她只能被丑化成一个泼妇。这种泼辣，我们何尝不能把她看做是女性争取家庭和社会越来越多的权利的一种姿态呢？
3. 对女性职业化的前瞻想象
在晚清，一个稍微强势的女性就有可能被看做不安分、泼辣，真正能认同女性走上社会从事职业的其实不多。女性职业化道路的推进面临很多困难。从城市的学校里毕业的学生，把自己看做是知识分子，不愿从事体力劳动，而社会却没有多少知识性的工作可以提供给她们。受教育的女性能够做的主要是教师、护士、打字员和图书管理员，但这些职业的需求量很小，而且女性结婚以后这些工作一般也不再会为她们保留。在工厂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家庭妇女更加辛苦，而且常常受到轻视。“即使是一般农民，也轻视工人，视女子外出做工为不光彩的事。……直至1921年，女工仍被视为‘没人要的’。”《点石斋画报》中有报道《乃见狂且》（乙三），描述了“本埠缫丝栈之妇女，每当晚归辄不下数十人，而一任沿途无赖评妍媸，恣戏谑，牵衣撩袖，含辱蒙羞”。但画报虽然谴责流氓的轻浮，又怪女工也有不是：“所可怪者，碧玉年华，绿珠风格，娇藏无屋，佣赁有工”，认为女子外出做工，使社会风气变坏。
虽然女性读书学习在清末已经得到了很有力的动员和倡导，但女性的能力还是受到怀疑。在《海上繁华梦》中，作者有这样一句记述“景桓不到十岁父亲故了，只剩寡母在堂料理家事，男权女掌，渐渐的不比当初”。这里完全没有讲具体有什么原因女性没有把家事料理好，只是用一句男权女掌，先验性地就把问题归结到女性能力不足上了。
在晚清，也有一小部分知识妇女成就了辉煌的职业生涯。早在1898年，受到维新思潮激励的一部分知识妇女，就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该报先后有30多位女主笔，全部是妇女，撰稿人也几乎全是妇女。虽然该报只存在了几个月，但却形成了最早的女编辑、女撰稿人群体。中国女学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 中国女学堂。女学堂的创办人和董事都是男性，但随后校内规定不准男子进入，所有教职员工全部由女性担任。女学堂的女提调、女教习、女帮办和内董事等，成为我国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女性。之后，陈撷芬在1899年创办了《女报》，成为女性独立办报的先驱；革命家秋瑾更是有当教师、办刊物、从事革命事业的丰富经历。另外，最早一批通过美国教会的关系留美的女学生金雅妹、吴金英、康爱德、石美玉，后来都回国从事医学工作，成为学有专长的女性高级人才。但这些女性精英在晚清是些特例、个案。女性总体的职业化程度比较低，而且集中在低端的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能够从事报界、新闻界工作的女性极少。据1907年上海《字林西报》统计：“查上海租界年轻女子，共有六万四千人，其中在新学界读书者一千人，在各厂做工者有三万人。”
大多数低端行业的女性从业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还有相当数量是所谓“贱业”。近代最早和最有规模的职业妇女群体可以说是妓女，虽然她们名声不佳，但她们确实形成了职业意识和经营规模，成为晚清社会基本由女性经营和组成的最有规模的服务行业，妓女也成为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能力的女性群体。清末民初，一些具有爱国意识的妓女积极参与爱国和公益募捐活动，既是她们政治意识的体现，也是她们经济能力的体现。在《点石斋画报》上数度露面的本埠妓女洪文兰，屡次仗义疏财，救助弱女，既有侠义心肠，也赖妓女职业的收益。鉴于妓女在晚清社会和小说中的重要地位，本书已经在第二章专门作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另外，公共娱乐场所还为女性提供了另一些职业。比如烟馆的女堂倌，称为“花烟灯”，书场也开始用女唱书。这些职业有些带有暗娼性质。葛元熙在《沪游杂记》中写的《申江感事词·其五》有“画阁沿街添几处，绝好堂倌，都是苏州女”。苏州女往往特指娇媚女性，这里暗示了女堂倌的色情性质。而很多妓女的表面身份即为女唱书，早先的妓院常称为“书寓”也是来源于此。从古时到近代，卖淫和演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在1894年，上海还诞生了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女优也成为一种职业。这些职业在当时都是被社会鄙视的下贱职业，虽然说唱这些技艺也需要培训，但主要是以色事人。在上海这样的都会城市，随后还出现了女舞伴、女向导、女店员等主要以女色作为吸引力的女性职业。在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小说《特吕姑娘》中，还写到职业女性的一个困境，工作的努力总是被美色所歪曲。
1912年《申报》上的文章，还描述了马路上女劝捐者在“舞台酒肆与茶楼，到处强捐聒不朽”，女卖报者“青裙白履斗时妆，笑靥迎人卖报章”。另外一些女性的新职业还包括女教师、女护士、女职员等。
虽然晚清女性在职业生涯上的发展极为有限，而在小说中，作家对于女性能力的想象要比现实丰富得多。比如对于女革命家、女政治家的想象组成了一个“女豪杰”系列，对于女性教育家也有相当的描述，《黄绣球》、《侠义佳人》等小说出现了一系列为公益、为教育奉献的知识女性形象。《芴山记》则夸张了女性的英武一面，塑造了一些文武兼备的女性。《女子权》和《侠义佳人》中，出现了女报主笔。清末小说甚至出现了《中国女侦探》系列，想象女性具有高超的侦探能力。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还有一个中国才女濮玉环，既精于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又掌握了西方先进技术，她和丈夫一同设计了新式气球，乘坐它环游世界。在《女娲石》中，也有一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女科学家，她们设计了电梯、电马、电枪，还会为人换脑。这些故事有些纯粹是科幻想象，比如《月球殖民地小说》，以及《女娲石》中涉及先进科学技术的段落；有些不是科幻故事，但超凡脱俗的意义比较明显，带有超越时代的理想色彩。但清末小说对更为现实的女性职业展望，想象力反而比较有限。
秋瑾在《精卫石》中，以外国女子作为榜样，罗列了女性可以从事的各种社会职业，已经算是想得很周全、很丰富的了：“说起外国女同男，人家都入学堂的，教育尤非彼此间，求得学艺堪自立，女儿执业亦同焉。女子经商或教习，电局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院更多焉。银行及各样商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理化师范等，普通教习尽婵娟。”
在翻写水浒的小说《新水浒》中，梁山那些女英雄有了新职业，但无非是现实社会的升级版： 扈三娘经营夜总会，孙二娘经营夜花园，都是娱乐场所。这应该和当时女性大量进入娱乐行业做女招待有关，好歹两位女英雄还算做了总管，但还是脱不了女人从事“低贱”行业的窠臼。
陆士谔的《新中国》是一部展望“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的想象性小说，发表时标“理想小说”。他对未来女子从事职业的想象比较有特色： 李友琴陪同“我”游历上海，参观兴华针钉厂，见总账房都是女子。李女士解释给我听：“这会子，不要说这里的管账，都是女子，就是各行号、各店铺的账房，也都是女子。为因女子气静心细，弄账没有错误，比了男子，胜过多倍呢！此外，如小学校教习、公医院医生，大半都是女子充当。因为女子对付小孩、对付病人，都比男子熨贴。”按照女性的性格特点，设计女性合适的职业，是陆士谔独到的地方。陆士谔在当时算开通的，小说中借李女士之口，为女性走上社会声辩。当“我”提出疑问：“‘但是男子的饭碗，不都被女子夺去了么？’女士道：‘你这话，真不通之极了。现在，新发明的事业，多得很。那发皇胜达的各种事情，依旧都要男子去干呢！女子心性虽然灵敏，躯干究属柔弱。强悍活泼，怎地比得上男子！’”话语之间，李女士仍然是灭女子志气，长男子威风，认为发皇胜达的大事仍然要仰仗男子去做，“女子怎地比得上男子！”所以，当“我”再次发问，女子难道不做家务，让男子去做家务不成时，李女士罗列了一大串女性从前就有的职业——即晚清女性的主要职业，以及现在的职业——作者想象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表示女性里里外外一把手，都可以照顾过来：“女士道：‘这话更不通了。即以从前而论，从前是黑暗世界，然而，那时候女子，尚多出外谋生的。如： 做老妈子的、做奶妈子的、做拣茶叶的、做拣鸡毛的、做拣桂圆的、做拣兰子的；做火柴厂的、做毛巾厂的、做纺织厂的、做绣丝厂的；还有梳头娘、剃面娘、卖婆、牙婆、渔婆、媒婆、缝穷婆，也都是女子。这种人，难道都没有家的么？有家，必定有家政。然而，他们也要过日子的。并且，住在家里的女子，也不仅光管些儿家政。有做铁车女工的，有做裁缝的，有做穿钉书籍的，有做顾绣的。’”作者对于未来女性的想象，相对现实的女性并没有多少超越。《新中国》虽然对于未来很多方面有成功的前瞻性想象，这部作品在前几年还因成功地预言世博会的召开（这种解读难免有附会之处），里面的想象被今人重视，作品也被重印出版；但关于女性职业的想象，陆士谔还是停留在旧中国，没有进入新中国。
晚清文人可以想象女性做称职的账房先生，甚至成为科学家，但确实很难想象不过半个世纪，她们还可以成为飞行员、政治领袖等，但他们同样无法想象，一百年后，烟花女子并没有绝迹，女性仍然在为性别平等这个一个世纪前就提出的基本目标，做艰苦的努力。作为一百年后的读者，在为晚清小说中性别想象的限制遗憾的同时，也为他们性别平等意识的超前感慨，想象不易，实现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