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原说： 清代妇女“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但女性文学创作集中在诗词。在晚清小说开始兴起的时候，也有少量闺秀作家写作小说，但数量屈指可数。据《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的统计，辛亥之前署名女性发表小说的作家共有11人，作品15种，其中长篇小说12种。但一些以女士称呼发表的小说，被考证为男性所作。比如“挽斓女士”为陈渊化名，“岭南羽衣女士”可能是罗普的化名。
托闺怨而讽喻世风人情是中国文学中男性诗人的写作传统，但我以为，言路相对宽阔的晚清，皇权压力没有大到让男性必须伪装成女性来抱怨自身的处境，他们并不需要借女性之口来宣泄对于传统体制或现行政体的不满。这些男性以女士化名写作小说，或许只是由于这样的心理： 把小说看做低等的文学写作，更适合于女性，而非男人作为。实际上，女性创作小说的数量很少，这和女性受到的限制有关。诗词写作虽然也需要识文断字、炼字锤句的基本功，但从内容上说主要为抒发情怀，女性相对容易做到。“从前女子的学问都是‘识字无专督，信口诵诗书’得来的。”旧时女子“焚余诗草”的稀缺，是女子对诗赋学习和施展的限制所致，清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使得女性诗词兴盛一时。但小说是叙事文学，且不论思想和见识的水平，叙事至少需要相当的社会阅历和人事经验，这对很多有文学才能、但终日困于闺阁之中的女性来说，是很困难的事，小说家很少女性也就自然而然。
据沈燕的博士论文《20世纪初中国女性小说作家研究》的统计，1900—1910前十年共出现了5位女性作者，作品6部（篇），分别是如如女史《女举人传》（1903）、王妙如《女狱花》（1904）、黄翠凝《姊妹花》（1908），《猴刺客》（1908）、邵振华《侠义佳人》(1909—1911)、汤红线《蟹公子》（1909）。据薛海燕的考证，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应该包括季理斐师母，她的长篇小说《幼女遇难得救记》于1909年2月—1910年6月连载于《中西教会报》复刊198—214册。如果考虑到弹词在当时和小说体裁的密切关系，秋瑾也可以加入其中。
但是这张名单还是给人匮乏的感觉。我在这一课题的进展过程中，一直有一种困惑，我的依据是以男性作家为主写作的文本，那么，女性形象通过男性的眼光过滤，还能还原多少真面目？女性的心理通过男性来表达，还是不是她们的心声？女性的问题通过男性来提出，是不是女性最关心的、最迫切要解决的？在男性的小说中，究竟表达了多少女性主体真实的愿望呢？我一直试图去辨析其中虚假的成分，寻找“真实”，但或许最终得到的只能是相对的真实。
当然女性作家也并不一定就能代表女性的心声，这一点早已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所指出。但女性意识毕竟不是可以由男性外加的，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女性体验的缺乏，尤其很难使男性作家能够体贴入微女性生存的困境，并真正传达女性的意愿。这一状况要到“五四”时期一批在清末接受西式教育的女学生开始写作才有所改变。而在清末，这些凤毛麟角的女性写作显得尤其难得和珍贵。殊为难得的是，这其中出现了邵振华《侠义佳人》这样的佳作。邵振华既没有以小青式的自恋视角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也没有新女诫式的道德教诲负担，以小说来建构新时代的贤妻良母形象。小说场景开阔，思想也开阔，人物描写真挚体贴，情理兼擅。要达到这样的视野和境界，对一个晚清女作家来说殊为不易。我认为这部作品堪称晚清最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也是晚清最优秀的写女性的文学作品。
1. 睹黑暗而思文明
《侠义佳人》署名问渔女史出版，共四十回。初集宣统元年（1909）4月出，中集宣统辛亥年（1911）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下集未见，可能未出版。现在所能见到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
邵振华在序中自道写作动机为“不平则鸣”，“睹黑暗而思文明，观强暴而思自振”。在小说中，作者的表现空间非常开阔，从都市到乡村，从上等阶层到底层都有表现。当时社会上比较突出的女性问题，几乎都有所涉及。这样开阔的视野，是很多社会游历和交际的自由度大得多的男性作家也没能达到的。
小说的线索是由一个设于上海的女性团体晓光会的活动串起来的。晓光会和它的周围，集合了一批当时的女性社会精英，她们受过教育，有办女学办公益的热心。这些女性通过结成团体，互相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成了一种姐妹情谊。她们通过各种努力，为各阶层的女性争取更好的生活而工作、努力。她们体现了时代的合群理想和要求。在晚清，由于民族危机深重，倡导群的理念是国族危亡之际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着力表现的是社会性的、外向性的集体的理念，它对个人主义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压抑的。梁启超就认为：“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他还指出，他的《新民说》关键词就是“利群”：“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侠义佳人》是一部以倡导女权为宗旨的小说，它的利群意识很明显。它通过女性团体来表现女性的团结互助，表现她们公而忘私的女国民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除了高剑尘和孟澹如以外，其他女性都是单身。这些女性以团体的使命为重，把办学、办各种实业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其中大多数的单身女性，都没有提及对自己未来个人生活的设想。即使是两个已经结婚的女子高剑尘和孟澹如，也对女性集体非常依恋，经常参与女性的聚会和外出游历。甚至高剑尘的夫君也常常加入其中，关键时刻还经常靠他援手，利用朋友资源为姐妹圈中遇到麻烦的女性解围。而这种群的理念，是和小说中隐含的国族意识相联系的。虽然作品没有直接涉及女性爱国参政这样的大事，但女国民意识却包含其中。在几个女性朋友闲聊中，剑尘提议：“国家也不专是男儿的，我们女子也有份的，尤不可放弃不问。我也想约合同志，联为一小队，等他们从军，我们也跟着他们行军，一同赴敌，替军人们裹创侍疾，以尽我们女子一份之能力。幸而国家得胜，他们战死，我们也决定死于枪林弹雨，以偿我们平生之志，以谢我们女国民之责，不是很痛快的事吗？不知芷妹、慧妹以为然否？”马上得到另外两位女性芷芬、慧琴的响应，她们同声道：“我们一定如剑姊之言。从今日起，以后有战事，我们决不食言。”在晓光会的总会，有个大体操场，是供会员练习放枪，及每月各女学堂学生合操的时候用的。会长孟迪民向前来参观的客人介绍房屋结构时说，她造学堂会所时，本就虑到盗火两层。“我们会中各会员及强壮的学生，其会放枪的，不下二三百人。若枭匪来，……只要我们一排枪出去，包管他们死倒几十个。”在辛亥革命后，踊跃从军的女性组成了众多的女子军事团体，如浙江女子军、女国民军、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其中该有这些女子的身影吧。虽然女子习武报国在小说中没有详尽展开描写，但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到，这部小说有很高的思想起点，具有“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民族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是争女权的使命感。
小说没有很空泛的口号议论，也没有盲目的乐观，而是实在地写女界生活的黑暗、风俗的落后以及兴女学的困难，以此警醒麻木，促人反省，以期变化。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晓光会的会员华涧泉、孟亚卿来到闭塞的山东济南府的金村，以当时流行的演说方式宣传女性要互助爱人，消除黑暗，同进文明。这两个读过书、穿着洋装、从上海到这里招募会员的女子，被乡人当成了洋人。在这个穷乡僻壤，女性的生活一团污糟，鸡飞狗跳。凶狠的羊氏因为女儿不肯缠脚打骂女儿，装腔作势的女儿撒泼吵闹。后来羊氏听信满嘴谎言的媒婆村上大娘的胡说，为儿子娶了个秀才家的女儿，泼辣的媳妇看不起他们家是土财主，争闹间动手打婆婆，还把家里人招来一起打骂，反让羊氏赔礼。羊氏隔壁的媳妇毛家二嫂子的境遇更惨，她的男人在外搭上了有钱的寡妇，一心要休了她，婆婆和小姑帮着找茬。小姑宝珠就因为她妈没答应她外出烧香看戏，就把气出在嫂子身上，先是恶作剧浇她凉水，后又无缘无故地诬陷她偷汉，逼得毛家二嫂子自杀。二嫂子刚刚被救过来，婆婆又开始骂她。在那里生活的人，就掉像进一个被无端的恶毒纠缠的网，无知滋生无赖，愚昧制造黑暗。小说还写到乡人把洋鬼子理解为有羊臊气，把铁轨想象成通往地狱的路，又可笑，又可怜。在小说写到的另一处乡村，那里的女性也一样无聊：“梧城小户人家女人，只知道绕小足，讲妆饰，轧姘头。除此之外，无所好了。”
作者对于女性的现状确实比较悲观，小说除了表现知识女性之间情谊的温馨之外，侧重表现的是底层社会风气的鄙陋。比如晚清很多小说写到看戏，除了常常会有妓女和戏子间的纠葛或良家女子的不良表现，对于戏文总是津津乐道。但《侠义佳人》中的知识女性，几乎都对旧戏曲、游街会表现出厌恶的态度。晓光会的会员田蓉生对看戏很抵触，称之为：“奇奇怪怪，无丑不备，没有一个是美的，扭扭捏捏令人看了肉麻。”她向同伴表示：“这种戏，我一世不看也不想看。”另一位芷芬被没有文化的王奶奶拖去看戏，“芷芬本不喜欢看戏，然却不过情面，也只好同去。王姨奶奶不识字，又不识戏，要一一的叫芷芬讲给他听。偏偏这戏园里，又是粉戏多，芷芬不胜其烦”。清高的澹如也拒绝看灯看会：“看那种难看的会，不如在家中坐着清谈好。”田蓉生为了陪孩子们，只好去看菩萨游街会，去了后悔不迭，说：“不算看会，只算看了些破古董。我早知道这样破会，我也不跑这冤枉路了。”这些女性的境界与寻常女子自是不一般。
2. 晓光一线，渐进光明
乡村的丑陋风俗通过一些无知的女性来表现，让人生出深切的悲哀和怜悯，也使晓光会会员的到来，有照进一线光明的希望降临。作者这样解释“晓光会”的取名：“看官，你知道这‘晓光’二字是何用意？为什么拿他来取会名呢？原来是取他‘晓光一线，渐进光明’的意思。”作者对国情的把握有很实际的态度，在对女界黑暗作了具体切实的描写后，对女权普及的困难有了更实在的估计。兴女学，争女权，只能是从一线光明开始。
小说写到晓光会也办有女学，但在表现办女学这一主题时，小说并没有着力写晓光会办女学的成功经验，而是具体写了一个办女学的失败个案，白慧琴在乡间从白手起家热心办学，到遭遇种种困难最后只好关门的过程。
白慧琴曾留洋读书，见到家乡没有女学堂，立志办女学开通风气。她自家房屋可以做学堂，但经费没有着落，她想寻觅和她一样热心的人做义务教员。经一个假维新的当地人介绍，一天之内她跑了好几家访问，穿行在肮脏黑暗的屋宇之间，见到的多是些仪态不整、言语粗鄙、举止恶俗、根本没有当教员资格的人，她们还一个个搭足架子，不肯应聘。只有一个姜太太还算和蔼，答应做教员，但是她的程度很低，后来果然被学生为难，只好不做。最后还仗白慧琴的女性朋友高剑尘义务帮忙，高还介绍了薛牧师夫人及她的大女公子来做义务教员。高剑尘提醒白慧琴，办学不能太理想化，永远找义务教员是难的，还是要筹经费。
女学堂开学时，“来了总有四五百人，只是不见一个女客，除了义务教习之外，竟无来宾了。那上等社会的女眷，都是守旧党。记着女子不出闺门那句话，不肯出来。那下等社会的女眷，来是来的不少，却不肯大大方方地坐在来宾座上，只是躲躲藏藏，轧在人丛中看热闹”。乡间女子的闭塞可见一斑。
学校总算办了起来，但是状况不断。有个学生因为家中喜丧事请假，学校不同意，和家长有了观念冲突，学生缺课被记过又让家长误为符咒，矛盾益深。白慧琴仔细解释，才让她们相信不是符咒。慧琴苦口婆心劝说她们不要糊涂迷信，但“那两个妇人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一直往外去了”。
女校有个漂亮的女生被别校男生跟梢到家中。白慧琴去男校理论，男校长鄙视女生求学，置之不理。结果还是高剑尘夫君靠着官场靠山、地方关系出面处理男生。事情虽然解决了，慧琴并不开心。社会的阻力是一个方面，更让她难过的是，她的教育看来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那位女生“倪国秀昨日那样悲啼哭泣，没有一毫骨气，自己替他出场说话，他还力阻，生怕多事，情愿甘受侮辱，今天见事已过，又是这般快乐，没有一点追前想后的思想，所以心中烦恼起来。走进课堂，那些学生正在那里议论倪国秀的事，大家说说笑笑，好像外间的事，不是本校的事一般”。慧琴恨铁不成钢，对这些没有反省能力的学生一顿教诲，让她们意识到团体互助的必要。只见“那班学生笑嘻嘻的不响”，并没有一点触动。
后来白慧琴一时没有看准人，聘用了一个好赌的不良教师黄汝真，招致学校灭顶之灾。黄竟在学校设赌，学生为还赌债欲偷卖饰品被家里发现，家人误以为她有私情，女生被逼自尽。学校缠上官司，名誉受损，最后只好关门。小说详细记叙了一个女性办女学的种种困难，既看到开通风气的必要，又非常现实地看到它在推进社会变化中的缓慢和渐进。和同样是表现办女学的《黄绣球》相比，它既没有仙人授书来解决学历问题，也没有“数月以来，……两个尼姑……知识也改的渐渐通了”这种来历不明的改变。《黄绣球》里充满盲目的乐观、一蹴而就的梦想成真的幻想，它并没有真正关心女学的可行性，思考在现实中会碰到的问题。这种浮夸的作风其实成为现实生活中实践女学理想的更大障碍，何况作者赋予黄绣球的品行，也实在不够教师资格，无法想象现实中的黄绣球能有真正的推进社会进步的作为。但《侠义佳人》中正直而处处碰壁的白慧琴提供了真实的经验，她的失败比成功更可贵： 从这些失败的经验出发，成功才有可能接踵而至。而更重要的是，它对当时流行的“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大话空话，以为旦暮可以强吾国的浅薄心态，是一个有益的破解。仅就《侠义佳人》写女学的段落，阿英封给《黄绣球》“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的称号，也应该让位给《侠义佳人》。
小说也涉及了破除迷信的主题。迪民一行在杭州灵隐寺游玩，对那班假虔诚的女香客、假殷勤的和尚侧目而视：“那山房中的太太奶奶们，足足的坐满。那知宾和尚，甚是忙碌，照应这个太太，又要照应那个小姐，这边老太太要叫他说话，那边少奶奶又要叫他谈天，忙个不了。迪民等见这种样儿，甚觉好笑。”通过迪民姨母的近邻洪少奶奶之口，杭州和尚的可恶嘴脸更加暴露：“这班贼秃，不但是骗钱，竟是无恶不作。他们自恃为佛门弟子，到了人家，竟是穿门入户的直进直出。那班太太奶奶，小姐少奶们，也说他是方外人，无凡人思想，竟有许多人同他们结为忘形交。”她们又说到一个有钱大绅士的大少奶奶非常迷信，“大少奶奶是个寡妇，无可消遣，只得到这些庙宇里去散散心，且拜拜菩萨，保佑来世再不要做寡妇”。她后来还花大钱造了个自用的庙，养了很多和尚，闹了许多笑话。
破除迷信又是和宣传科学相关的。迪民、剑尘在嘉兴访问一位因邻居受盗害挺身相救自己舍命的义士的家人时，在那里见到嘉兴民间一种腌菜方式臭卤瓫，这种臭卤十年二十年不起底，剑尘便用科学道理劝乡下人改变不卫生的习俗。芷芬还向乡人解释风水的道理，就是选择住宅通风卫生，破除他们对风水的迷信。晓光会还从就餐的细节改良卫生习惯。晓光会的赞助人“伯容生平好洁，最赏识是西式吃饭的样子，每人一份，最为洁净。故伯容吃饭，仿照西式，每人一份。菜仍是中国菜，刀叉之外，仍放筷一双，预备有不便刀叉之处，仍旧好用筷。这是伯容新近创的新法，中西参用”。会长迪民后来在会中招待客人时照搬了这套中西结合的用餐方式，卫生的概念得到输入。
迪民和她的朋友们在乡间游历中，还考察了乡村的蚕业经济，萌生办蚕学馆的想法。她们设想：“蚕学馆房子造两所，一为男子学的，一为女子学的。”可以为乡村女性解决生计销售，让女会介入商业经营。在筹划过程中，这些女性有非常仔细的计算，比如园子有多大，产多少果子，每年有多少罐头可以做，批发价多少，零卖价多少，工人的工钱多少，盈利多少。而不是像清末很多小说，用几个月后，果子丰收了，她们赚钱了这一类潦草的叙述敷衍过去。邵振华的叙述非常务实，细节处常可以当作史料来看。但这一设想在未完成的作品中并没有实现。对于务实的作者来说，她一定深知这样宏大的设想实现起来绝非易事。即使是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废缠足运动，在受伤害最深的女性中，都不能顺利地推动。有一次迪民与江家姨太太攀谈江家小姐裹小脚的事，姨太太说：“他吃了三年的苦，才有这双小脚，如今他爱好看的很，我倒劝他放了小脚罢，他自己不肯放。”作者对于把那些宏大的理想，放在清末“黑暗”的现实中，不能不说有些悲观。或许这部小说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未能完成？
3. 洞识和俗见
作者在小说中显示了诸多超越当时一般小说作者的见识。比如作为一部考查性别问题的小说，它也涉及了性别和阶级的关系问题，尽管作者可能不是有意识地去揭示这个问题，但小说提供的描写，实际上对问题已经触及。小说开始部分，两位晓光会的会员到金村动员妇女去听演讲，她们的洋装引起了一个村上先生的议论：“茶叶有洋装，怎么人也有洋装？”这句话引起了年轻气盛的孟亚卿的反感，“那年轻的小姐发怒道：‘我们是劝他女子的，你们男子不许多嘴’”。以村上先生在村里的年龄和教书的地位，是村里的男人也不能轻易顶撞他的，但一位穿洋装的外来小姐就不一样了。阶层的、城乡的、中西的等级差别一结合，性别的等级差别问题变得复杂化。村上先生既不明了洋装小姐是否在骂人，更不敢对洋装小姐申斥发怒。他“心中左右为难，脸上马上就面红耳热起来，又怕人家看出他为难的样子，失了堂堂的先生体统，只好讪讪地走开了”。这段微妙的心理描写，把清末性别、阶层、中西观念的动荡都包含进去了。华涧泉和孟亚卿在乡村吃饭一节也写得很精彩。华涧泉表兄的妻妹王兰愿意入晓光会，自告奋勇带她们考察民风，找了娘家的奶妈潘氏带路。吃饭时，具有平等意识的亚卿让潘氏上桌同吃。“王兰有点不甚愿意，不过为着亚卿的面子，不曾说出来。潘氏也晓得王兰的脾气，不敢来同坐。”作为一部表现争取女权的小说，在这个细节中，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和相应的权利差异，也被作者恰当地表现出来。
清末很多小说写到演说会，有夸大演说鼓舞人心的，也有讽刺演说虚假空泛的。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第四十回也写到女子演说女权：“田道台的夫人第一个登台演说的是女权不受丈夫压制的一番话，大家拍手。王布衣的夫人，说的是破三从四德的谬论，女子也同男子一般，生在地球上就该创立事业，不好放弃业务，总要想法子生利，自己养活自己，不好存依赖人的念头，自然没人来压制你了。这番议论，比田太太说得尤为恳切，大家拍手的声音震天价响。两位女教习说完，就有四个班长，挨次上去，无非是自由平等的套话，那照例拍掌，也不须细表。”《黄金世界》中也有女性演说会主张废除外人和工商部订的不平等条约，演说策划人张纫秋的演说也是一些高调的套话：“今日男子既不敢言，我女子为国民之母，当尽为母之责任，万万不可自暴自弃呵！”
《侠义佳人》开始部分写到晓光会的下乡演说，写得既有分寸，又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写这些演说会对乡间不见世面的女子的吸引力在于：“这些太太奶奶们，平时是最喜欢热闹的……今日是女子演说会，男人家一个不许进去。会中收拾的如何精致，茶水如何周到，哪个不想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她们原始的动机只是交际的需求和了解时尚的需求。但晓光会借这个机会，却让她们多少接受了一点新思想。华涧泉的演说并不空泛，她没有用空洞的概念、不切实际的目标去教育这些没有文化的女性，而是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开始，劝人向善、互助。这在以凌辱别人为强的乡间恶劣风气中，是很实在的引导。而华涧泉不料座下有一个识见高远的女子箫芷芬在场，她对演说形式本身提出了质疑：“今日阁下以数言之劳，就说是化多人为善，进女子于文明。天下事不太容易了吗？若照此说来，天下不论何事，只要叫几个人到各处演说演说，就可成功了。试问有此理乎？”箫芷芬提出了晚清文化人的一个绝大痼疾，往往主张高远，但空话连篇，不重实绩。就像黄世仲在小说《宦海升沉录》中所言：“你可知中国人纸上谈兵的利害？差不多笔阵横扫万人！”“只是议来议去，总没一点实策。”所以，箫芷芬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想法：“若是实行‘仁’字，就应该分设支会，广立恤贫所，开女学堂，办女工艺厂，……”最后，她毫不客气地批评：“贵会是有仁之名，无仁之实罢了。”毫不理会国人爱客套的虚伪。好在华涧泉是个大气的女性，后来还向会里推荐了有思想的箫芷芬，箫后来也成了晓光会的中坚会员。演说以众人鼓掌结束。作者又毫不留情地揭穿了演说会上掌声如雷的真相：“其实众人里头，不识字的居其多数，哪里晓得什么拍手不拍手，这都是顾蔼人同陈良驹预先教过的，所以临会才有这么整齐。”演说的作用和它的局限，都得到了揭示。作者在清末能有如此众多别具一格的洞见，实在令人钦服。
但作者毕竟生活于清末，很多见解还是无法超越当时环境的局限。在结构小说时，碰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有靠超现实的因素来解决。比如晓光会那么大的局面，那样庞大的开支，在现实中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小说里靠会长孟迪民的富翁伯伯资助轻巧地解决了。虽然公益赞助在当时也是一种很普遍的风气，但小说这样写还是有取巧的感觉，在整体的务实风格中，带有虚构的色彩。而小说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作者有时在揭露黑暗时，把性别解放风气带来的新因素也当作阴暗面来批判，带有保守的倾向。问题特别集中在对一些新女性的讽刺和批评上，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女性人物恋爱婚姻的遭遇上。
对于婚恋中的男女关系，作者也并非没有性别平等意识，通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她对男性纳妾就予以了谴责。剑尘说：“中国多妾的风俗，实在坏极，……殊不知一样的人，女子既然要贞节不苟，男子也要循规蹈矩。不然一男百妇，与禽兽何异？是男子无人格了。至于女子不许他妒，这理尤其不通。……若是不妒，我说是女子没有心肝，或无爱情，二者必居其一。”在这点上，作者体现了性别平等意识。但小说中引起妻妾之争的小妾全都来自青楼，这些青楼女子全都不是好人。男人纳妾不好，妾自己也不好。如迪民二姐智民丈夫讨的小妾彩儿，就是个借机淴浴的，知道被查清底细后逃跑了。第十六回江家姨太太赵小仙曾是妓女，进了家门独擅专宠不算，把太太气得发了疯。
小说主要人物中正面表现和谐婚姻关系的夫妻有两对，高剑尘和林飞白、孟澹如和寇迪忱，但他们恋爱经历没有详述。剑尘在回应多年不见的朋友对她已经儿女成双的惊讶时，只淡淡说了一句：“都是些家庭革命，恐怕不能‘怡然敬父执’呢。”看来这段姻缘也不是新式婚恋的成果。孟澹如和寇迪忱的结缘也是由澹如之兄介绍，不是完全的自由恋爱。另一对自由恋爱的男女芷芬和云伯最为奇异，明明两情相悦，芷芬甚至因为云伯远在美国生病无人照料，特意出国看望，他们见了面却互相不说破。云伯舍近求远托了在中国的媒人剑尘来探芷芬的真心，再由剑尘夫君出面去女家父母处提亲，生生把一段自由恋爱做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算安心。
而小说中几段自由恋爱几乎都没有好结果。第十四回以翼云之口讲了一段留学生间的自由恋爱的旧事，翼云称之为姘女学生，因为他们恋爱时就竟夕不归。结婚后男子私通女仆，女学生大闹，对调停的翼云说：“我们女学生，虽没有你们男学生多，团体是很坚固的，若是照这样被你们男学生欺负，将来我们女界还想发达吗？我哪能离婚就算了吗？我定要邀集了女界中人，诘问你们男学界。”作者写女孩气势汹汹的态度，毫无欣赏的意思，离婚的结局也是作者以为女学生该得的结果。
小说中最详尽叙述的婚恋故事是柳飞琼的悲惨遭遇。柳飞琼在女学堂毕业后，“装了一肚子新名词，满腔的自由血，况无父母约束，自然有些不大规矩起来”。她一人游留院，喝茶赏花，认识了一个衣着华丽、相貌出众的男子楚孟实，对他一见钟情。楚隐瞒了已婚，和柳飞琼结了婚。结婚三四年后厌倦了柳，又另外找人姘居，把柳和孩子骗上回老家的船。楚知道大妇悍泼，会收拾飞琼。结果柳飞琼进了楚家门，如同进了死牢，婆婆不管，而大妇是个极其恶毒残忍的人，曾将家中偷吃的丫头用烙铁烫，用剪刀剪舌头，剪嘴唇，另一个起来解手不小心解到榻上去的丫头就被她活活饿死。柳飞琼和孩子被这个恶妇人锁在房里，日日打骂，过着非人的生活。幸好柳的妹妹在晓光会的学堂读书，又有同学马怜吾热心调查，晓光会前来出面解救。她们运用法律迫使楚答应离婚、出孩子抚养费等条件，将柳飞琼救出火坑。这个片段既可以看出作者对新女性持有片面看法，用一个极端的故事来警醒盲目追求自由的女性，同时也可以看到，女性处境的恶劣确实约束了她们已经放飞的自由精神。
柳飞琼的故事是个悲剧，小说中第三十三回还用嬉笑的笔法写剑尘、飞白参加的一个自由结婚的新式婚礼，用嘲讽代替了批判。小说写那个有新思想的新娘虽然穿着婚服，却不要人扶，“挺胸阔步，走到厅中心立住。两边看的人，都掩口而笑”。新娘、新郎和众人拿自由结婚的大道理演说了一大套，代替拜天地。或许此地也有“针砭时弊”的意思，1909年，留日女学生张维英等在南昌创设“自由结婚演说会”，专门宣传婚姻自主的好处。小说中婚礼接近尾声，煞风景的事发生：“伴娘刘小姐又附在新娘耳边说道：‘你婆婆因为你没有拜他，在楼上哭呢。’新娘高声道：‘随他哭去，我不能破我的例，替他磕头。我顶厌恶这种人，专门想讨儿媳妇的便宜。一娶了媳妇，就要想媳妇拜他，伺候他，我不懂这种人是什么心。譬如他没有生儿子，他又哪里去叫人拜他，伺候他？况且我并没拿他当做底下人看待，不过是平等相看罢了，凭空哭什么？真是奇事了。’刘小姐道：‘你看还是叫人去劝劝他，还是由他哭去？’新娘道：‘自然是由他哭去。这种人是犯贱的，今回去劝劝他，他得了甜头，以后就要时常的哭。不如今天由他哭个饱，他见没人理，自然会不哭的。’刘小姐同进来的女伴，都赞成新娘此说。”作者的谴责是显而易见的，态度也很清楚： 自由结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这场婚礼已经预告了日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婆媳矛盾势所难免。
小说中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新女性，持一种保守的偏见，这一点和大多数清末小说家没有多少区别。晓光会的田蓉生痛恨女学生也闹学潮，抱怨道：“谁知这些女学生，也受了传染，学了没出息的样子。将来怕不是像男学生一样，吵着闹着，替报馆储材料，冷办事人的心？……倘或我们的女学生，也染了这瘟疫气，我们还办什么女学校？开什么女工艺厂？”剑尘夫君林飞白的表姐铁霜英把女学生看成不名誉的代称，把晓光会外的女学生一棍子全部打倒：“除了晓光会的女学生，余外竟没有一个温厚和平的，个个脸上都带着骄矜乖戾之气，恨不能将‘自由平等’四个字，刻在脸上，好叫人一望就知道他是自由平等的女学生。不论什么人，从没有他看得起的，不是受他的嬉笑，就是受他的轻侮。他们的字识的并不多，中国文字稍微深一点的，就看不懂，却摆出一个博古通今的架子，令人见而生畏，哪可再教诲他？这种人只可名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况且心思比男子细，他们要不起风潮则已，倘若起了起来，怕比男学生还厉害呢。”小说中还写到好几个也受过新式教育、品行不端的女教师。做教习的国才议论：“上海滩上，什么奇事没有？有些大绅富户的妻妾们，姘戏子的不计其数。他一个做教习的，姘个把戏子算什么？”在这点上，《侠义佳人》沿用了清末小说多见的将“新女性”与妓女行径相提并论的手段，通过攻击她们的道德有亏来否定她们。
4. 女性众生相
小说中写到了众多的女性，涉及了社会几乎各个阶层。特别是集中写了一批性格各异的女性精英。会长孟迪民是个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女性，她创办了晓光会，力图为女性谋福祉，有着非常高远的追求。同时，她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性格爽快，胸怀宽厚。这可以从她处理一个问题教员木本时看出。会员张振亚随口说了一个熟人有才学，会长就非常信任地拍出两千大洋下聘金。虽然这里可以看出，学会的管理体制是不严密的，迪民的性子过于率直，而且事实上后来果然出了漏子，但迪民对会员的信任、聘用人才的热心诚意都在这爽快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但木本时却不怀好意，甚至打算设圈套陷害晓光会进行敲诈勒索。事情败露后，迪民对她未作任何惩罚，仍然送她钱财，期望她受到感化，洗心为善。迪民是书里第一等的侠女。
高剑尘是一个聪明、有见识的女子，晓光会的重大会务几乎都会找她商量。她也贡献过办学堂、办工厂和恤贫所等很多好思路。高剑尘热心助人，虽然已为人妇，有家庭和孩子的牵扯，但朋友有需要，她总是最可靠的后援。晓光会和周围那些女朋友的麻烦几乎都靠她和她的夫君出面摆平。但她从不争名逐利，总是以有家庭为理由，推辞各种名衔。
田蓉生也是一个心地澄明的女性。她正直不阿、敢作敢为、心直口快，作者对于新女性的批判经过她的嘴里说出来，特别有力度：“这种人专一说自由，讲妆饰，每日在街上闲游，会场中乱跑，见了男人，毫不自重，说是男女平权，尽日的招蜂惹蝶；说是婚姻自由，今天说同张三换照片，明天说同李四摆茶会。一般男子，他可呼之东，叱之西，无不如意，这不是顽物人吗？”她对假冒女学人才的木本时有所怀疑，主动进行调查，避免了晓光会的损失。所以迪民将她视为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一定要让她做副会长。
另外一个人淡如菊的女性孟澹如也很有性格，她是个冰美人，外表冷淡，性格倔强，因为不会讨好人，也不会搬弄是非，在夫家没有人缘。虽然她外表刻薄，但内心同样是一个对公益和女权事业有火热感情的人。她的家园成为晓光会设想未来发展的重要基地，她对和女性朋友一起展望未来的事业总是兴致勃勃。
书中一些偶然出场的人物，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报馆女主笔毛真新这个女豪杰人物。她放言男子可以嫖可以叫婊子的局，为什么女人就不许。有一回和朋友吃番菜，她当真恶作剧地叫了两个局，让妓女也不知所措。有一次老公去妓院鬼混，她冲到妓院把他抓了出来。但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倒也自谅得很，就不敢在路上闹了。回到家里，想同我动蛮，我是有预备的，就在衣袋中取出一把小刺刀来道：‘你敢怎么样？你自心虚，做了错事，还敢动蛮么？我不是好欺负的人。老实交代你，今回我就饶了你。第二回你敢这样，我先一刀拿你刺死，再拿婊子刺死，末了我自己刺死。’他竟然吓得不敢开口。从此以后，他竟不敢同那班嫖友为伍，改邪归正了”。
而那些大家庭里的女性，又是另一番忸怩的情态。迪民到江家做客，想和少奶奶攀谈，她们都害羞不肯说话，“迪民看这样忸怩情形，腼腆态度，心中又是好笑，又是好气”。江家招待迪民吃饭，端上一碗鱼翅，“迪民的吃鱼翅，是一块一块的吃，她们的吃鱼翅，是一根一根的吃，并且真是不但是食不露齿，连嘴唇动也不动，大约是放在口里含了一含，并不咬碎，囫囵吞下去了，不然怎么能够不动一动？……两位少奶奶同小姐微微地笑了一笑，各人拿筷子举起来，放在嘴边上比了一比，就依旧放下不吃了。第二道是虾仁，迪民冷眼看他们，美人吃了一粒虾仁，就不吃了。以后的菜大同小异，约略的一筷半筷就算了”。那些被礼仪拘束的大家闺秀，吃饭都受罪，何况其他活动呢。一顿饭的工夫，作者就把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微妙之处反映了出来。
即使是大街上的扫描，作者的笔触也非常细腻，三两笔，就通过女性的外貌、动作的勾勒，反映了人物的心态：“只见大街上男男女女，倒也不少的人，乡下人居其多数，乡下女人尤多。有的眉毛画的一上一下，望去连脸都像歪的。有的搽粉只有额前同两颊有，鼻子同眼圈是黄的。又有些荡妇，三五成群，勾肩搭背，立了一排，横在路当中。有少年男子走过，则指点衣服妆饰评论之。蓉生等走过大街，又折到北街。转弯角上，碰着两个女子，携手同行。穿的衣服很华丽，头上戴了珠花，脸上雪白的粉，血红的胭脂，黑黑的八字眉，裙下一双三寸莲钩，桥梁高底，大红平金的鞋。二人正在得意洋洋的观看，左边的女子忽踏了橘皮，滑了一脚，直跌出去五六尺路。右边的女子也被他带到在地。恰好临街楼上，倒了一盆水下来，正倒在两人身上。街上人大笑。两人忙爬起来，一面拾珠花，一面骂楼上的人。楼上人不服，也骂起来。”乡妇的闭塞，对灯会的重视，都可以从她们乡气的妆容看出。女子华丽的衣服，刻意佩戴的首饰，都希望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少年男子的指点，和这种装饰形成了吸引和被吸引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平衡又因为偶然的事件破坏了，楼上楼下男女之间，一边形象被毁，一边也不假作正经，转而变成对立的关系。在喜剧气氛中，作者达到了讽刺的目的。
相比较，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比较类型化。比如不良教员木本时（即没本事）人品低下，长得也丑陋：“肥大身材，冬瓜面孔，小眼短眉，高鼻阔嘴”。但二十五回中写到一个反面人物美云姑娘，是清末小说中难得见到的一类人物。她是个中国女子，但做了洋夫人的干女儿，在教会办的福音医院做事，借了洋人的势力欺负中国人。她的演说里开口闭口英国人的恩典，中国人的凉血，完全没有民族自尊。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个非常独特的女性形象，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女性人物独到的观察和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