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文学翻译家孙绳武有人称孙绳武先生是新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的“拓荒者”，也有人称他是外国文学出版战线上的“功臣”。只要我们想想他获得过韬奋出版奖和彩虹文学翻译奖，当知其受之无愧。可许多读者有所不知，他的一儿一女都是先天性聋哑人，和来访者交流亦需孙老用手语比划着“翻译”，教你不免生出几分同情。
然而，让人惋惜之余深为感动的是，就在我登门造访之前，年已八旬的孙老刚把一笔奖金捐给了北京第四聋哑学校。我坐下不一会儿，便提及从友人口里得知的这一消息。孙老听罢，笑着解释道：“我的子女小时候多亏该校老师们的关照，我这也是表示一份心愿。”接着，他很快转入正题，开始了“答客问”。
心地善良的孙绳武我首先请孙老回忆“文革”中下放咸宁干校的往事。他稍稍理顺思路，叙述道：“1969年秋天，我来到向阳湖后，分配在四大队十四连。初期劳动十分艰苦，还要自己盖房；不久抓‘五一六’，更加重了大家的精神负担。在干校，‘五七’战士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稻子，养鸭子。这种劳动锻炼，如果计算起成本来，简直没法说。更有甚者，有的同志体力支持不住，病倒了再没有起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名校对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还是我到附近生产队去选坟地并联系安葬事宜……”
我听了插话说：“前几天，我去秦顺新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家，他介绍说，您平时人缘好，在向阳湖还担任了大队教导员，队长是现在的美编室主任李吉庆。”孙老点头称是，补充说：“这类‘官’其实就像农村生产队长一样，只不过带头劳动罢了。那时我的爱人蒋宛下放河南息县干校，家里的老房子没退。如果说还抱有回京的希望，只得拼命干活，等待政策变化。十四连还有位老同志郑效洵，因年纪偏大，参加干活不适应，便让他管‘家属连’。你要我谈在咸宁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人，要数孙用先生。他是大翻译家，‘国宝’级人物，193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译有《勇敢的约翰》、《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裴多菲诗选》、《华莱斯诗选》、《密茨凯维支诗选》等。1958年他应邀访问匈牙利，接受过匈政府授予的劳动勋章和证书，该国艺术馆还专门为孙用做了铜像，以表彰他翻译裴多菲诗所作的贡献。孙用先生学问一流，为人正派，还特别顾全大局，在向阳湖的逆境中能随遇而安，和夫人一道共渡难关。可惜他回京十多年后于1983年病逝。”
我马上问起孙用先生家人的情况，孙老回答后，又删繁就简，谈及自己对干校生活的感受：“咸宁的那段经历，可以说是生活中永难忘记的一页，拓展了我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为今后20多年的生活增添了勇气。”
这时，我趁空打量一下孙老陈设简朴的客厅，见书柜旁放着一根拄手拐杖，便问起个中缘由，方知前不久他去白石桥逛书市，碰上两年轻人斗殴，上前解劝时被推倒，不仅骨折住了院，还换上一只钢胯骨，休养生息至今才恢复——听了这则“见义勇为”的小故事，也许有人会觉得孙老此举“划不来”，我倒认为这是心地善良的老翻译家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致。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孙老的简历：他194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商学系，同年在重庆一文化团体开始翻译工作，1946年翻译了白俄罗斯著名诗人库巴拉的诗集《芦笛集》，并与蒋路合译《俄国文学史》等。他自195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今，历任总编室副主任、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从50年代至80年代，人文社历次有关外国文学选题和出版规划，都是由他负责主持的。离休前后，他还担任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文艺翻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要忙于组织外国文学的学术交流活动，1982年和1989年还先后出访德国和苏联。虽然已是名副其实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可他并不在意自己所作的这一切，谦虚地对我说：“我的一生比较平淡，有点成绩，也应归功于党的指引，前辈的教导，时代的惠赐。”
十四连“五七”战士在干校孙老谈自己一笔带过，说咸宁却一往情深。最后，当我请他评价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工作时，他饶有兴趣地说：“这是咸宁地区的一大优势。现在，众多的文化人无疑提高了咸宁的知名度，加之你们那里自然环境好，农民勤劳朴实，让人怀念。我一生到过的地方多，可从没见过像咸宁那么香的桂花，从没吃过那么可口的黄鳝。咸宁处武汉和岳阳之间，区位优势也很明显，温泉更是很好的疗养场所，要很好地开发利用。我每次都认真看了你寄来的报纸，挖掘干校文化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十分难得。你的专访和文化人的回忆文章，都是一笔精神财富。为了今后带来更大的效益，建议你们的思路还要更开阔一些，长计划短安排，尽心尽力，一抓到底。以我自己从事外国文学工作的体会，一句话，传播文化要不遗余力！”
听着这充满激情的话语，望着这满头白发的老者，怎不教人充满钦敬之情？我默默地想，孙老毕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对热衷宣传“向阳湖文化”之我辈，不是已树立了榜样吗？第1章“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访老书法家李长路92岁的李长路先生是我国著名书法家、学者。在高寿的向阳湖文化人中，论年龄，他仅次于“文坛祖母”谢冰心；论党龄，他只比1926年入党的楼适夷晚一年，所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
“寿星”李长路今天的鄂南人，也许对李老已比较陌生。但如果我们打开“文革”时期的《咸宁报》，会发现早在1970年5月26日，就载有他的署名文章。这位老革命1932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早年投身学生运动，参加“左联”北方分盟，曾任北平教育劳动者联盟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建国后，均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20世纪60年代中，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9年9月，下放到了咸宁“五七”干校。时隔不久，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他奉命写了篇心得体会，“荣幸”地被地区革委会的机关报采用——抹去岁月的蒙尘，我对李老的采访，便是从这张已经完全泛黄的报纸谈起的。
初次见面，当李老和82岁的夫人张扬听说我来自咸宁，显得格外热情。我首先介绍说，据自己查阅的资料，在干校创办的几年间，《咸宁报》刊登有关向阳湖的文章只有两篇。一篇是以校部办公室名义写的《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新战友来“五七”干校的体会》，1969年11月22日见报，内容无非是“来到了我们盼望已久的地方”之类“假大空”的话；另一篇就是李老写的《自觉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干革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汇集数千文化人的向阳湖，虽然“大手笔”比比皆是，而个人在地方党报上发表的文章绝无仅有！
物以稀为贵。这里暂且摘录李老那篇千字文的一段：“我是60多岁的人，虽参加革命比较早，但建国后，特别是到旧文化部后就在黑线专政下变修，三脱离，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点点对工农兵的感情都丢了，真可以说是‘楼上楼下，图书满架，求名写虚文，做官说空话’，真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也说明我的世界观很成问题。到了干校，我逐渐变了，我同战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思想感情变了，对向阳湖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了感情，重新歌颂工农兵，重新接近工农兵，我感到世界观开始有点变化了，感到‘五七’干校和向阳湖边，所见所闻，皆大学问……我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继续革命，不来‘一阵子’，要干‘一辈子’！”
言不由衷地“表决心”，在当年司空见惯。李老尽管年事已高，反应却并不迟缓。对自己昔日的“大作”犹有印象。他频频点头，接着追忆道：“我在向阳湖劳动，属一大队二连，开始参加围湖造田，腿陷入泥里就拔不出来，许多‘五七’战友劝我，说年纪大就不要干这重活了。后来我就专门喂小猪，这样轻松一点，时间也宽裕，有时还为干校抄点小字报、大字报，偶尔放个假外出游览（如到韶山），回来还写些诗……”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扬老太太补充说：“我们有3个孩子，‘文革’中都下放在东北兵团北大荒。我过去在文化部对外司工作，到了咸宁，和李老并不在一个连队。有段时间，我和李琦（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一起，负责给向阳湖工地送茶水。我们干校学员都在辛苦劳动，大家习惯了官兵一样，没有上下级之分……”
客观地说，让文化人干体力活固然有些勉为其难，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依然丰富。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干校学员们当夜在向阳湖收听广播，仰视东南上空红星运行，遥闻《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李老对我国取得最新科技成果异常兴奋，欣然填词赋诗，写下《水调歌头·喜闻天上第一声》和《七律·无题》，诗云：“苍蝇蚊子乱啾啾，东碰西飞未肯休。首次登天更旧宇，未来明月照新州。金风阵阵驱残叶，银雪霏霏埋腐蚰。唯有虫豺多扫尽，红旗遍举庆丰收。”诗中有感于当时国内形势，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愤懑和忧闷，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来临！
李长路题词漫漫“五七”路，渐渐到尽头。1971年初，上面来了新精神，把一批老弱病残从咸宁转移到丹江，政治待遇和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后，可以请长假回京治病了。越明年，李老终于提前返京，担任了北京图书馆顾问和研究馆员。
20余载转眼飞逝，老人回首往事，不禁感慨系之：“‘文革’冤枉了不少好人，的确应该否定。想当初，有多少人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无法数得清。但最后都能澄清问题，还历史本来面目。而辩证地看，我们在咸宁干校，还是接受了不少锻炼的。不仅不少人‘文革’前就大名鼎鼎，而且许多人后来都卓有成就，你们可以利用向阳湖文化资源，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因为今天安定，就忘记过去。如果按‘文革’的路一直走下去，迟早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经过这段曲折，我们要学会分析‘左’和‘右’的问题，像‘文革’那样‘左’得过火是行不通的。而现在台湾右派势力鼓噪‘台独’，李登辉之流图谋‘重返’联合国，妄想制造两个‘中国’，更是错误、反动的，无疑也是徒劳的。”
李老激动起来，我生怕他身体不适，请他稍事休息。趁短暂空隙，又从满头银发的张扬口里得知，李老1979年担任北京书法学会副会长，80年代初积极筹备、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并出任一、二届理事。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知名高龄书法家作品联展、中日书法交流展。现有书法论著《兰亭论辩》和诗集《霜叶集》，还与人合编《全唐绝句选释》、《全宋词选释》、《全元散曲选释》等著作行世。如今，李老还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顾问，仍经常遨游书海、陶情翰墨，在自己的书房“忘倦斋”安享晚年。
我默默地为老人深深祝福！辞行前，他热情送我两本书和一副手书的对联：“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与晚辈共勉。我趁势告诉他，咸宁计划建向阳湖文化碑林，他脸上立即流露出欣喜的神情，饶有兴趣地说：“规划碑林，每块碑的字不宜太多，要讲少而精，以便石匠雕刻。请名家题字，字太大可以缩小，小的可以放大……”说罢，兴头上他又挥毫泼墨，现场献艺，在一张大宣纸上录下干校时所写《七律·无题》中的颔联，为碑林馈赠墨宝。我品玩再三，爱不释手。从这幅龙飞凤舞、气势磅礴的书法中，分明可以透视出一个“向阳湖人”的文采和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