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会遭受不公平。有的时候，你干了很多的工作，别人做的没有你多，回报却都相同，甚至有可能得的报酬比你所得到的还多，一旦经历这种状况，或许你会认为“这太不公平”。如此一来一去，时间长了可能就会产生各种人际冲突。这种冲突就是强求公正所引发的冲突，或者说是难以忍受不公平引发的冲突。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就要有忍受不平的修养和耐力。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出任山西、河北抚慰大使，奉命将群盗收剿。李渊一路杀来，小盗寇遇见李渊的部队都望风归降，可最后却受到北方突厥的顽强抵抗。这个强大的盗寇却是李渊难以劝降的，突厥自恃铁骑凶悍，民众精通骑射，于是自封为王，根本不把李渊的军队放在眼里，李渊怒火中烧，却也无可奈何。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居然用数万兵马数次攻打太原城池，李渊派遣部下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灭。就在此时，盗寇刘武周，忽然从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离宫之一）将宫女抢走，进献给突厥。突厥将刘武周封为定杨可汗。此外，在突厥的支持下，郭子和、恭举等四处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如果这样下去，隋炀帝一定会对自己的忠心产生怀疑而处死自己。
李渊在内忧外患之际，竟然派谋士刘文静作为大使，向突厥屈首称臣，并甘愿把大量“子女玉帛”献给突厥的始毕可汗。
李渊的这种屈节让步的举动，使他的儿子李世民觉得耻辱。李渊自然不是屈辱偷生之辈，因为他明白天下大势，已经决心起兵反隋。要想起兵胜利，太原尽管是一个军事重镇，但仍称不上理想的根据地，而关中土地肥沃，人口颇多，经济繁荣，而若得到风水名地，方能号令天下，一统中原。要入关中，太原又是李唐大军必不可失的根据地。那么，采用什么策略才能保全太原顺利西进呢？
那时，李渊只有三四万将士，即便完全安扎太原，他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应对突厥的神出鬼没，况且还有刘武周等盗贼不时突袭太原为患。而如今如果兵入关中，显然不能派重兵把守太原，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和”的策略，让突厥“坐受金帛”。因此，李渊不在意屈节让步，自己声称为外臣，亲写手书道：“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唯大汗是命。”他与突厥约定，共驻京师，土地归还李渊，子女玉帛则全部归突厥可汗所有。
唯利是图的始毕可汗自然与李渊交好。从太原进入长安的这段时间李渊最为艰辛，只剩下第三子李元吉率极少人马驻扎太原，却从未受到突厥侵犯，攀附突厥盗贼的刘武周因见始毕可汗与李渊交好，而不敢贸然出动。这样一来李元吉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以太原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
在李渊进军关中的行程中，始毕可汗送给李渊很多马匹及士兵，李渊也趁机购买大量的马匹，这不但为李渊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骑兵打下了基础，并且因李渊军中有突厥骑兵，而使其气势也增添了不少。
一时的屈节让步只是暂时的缓兵之计，稳住对手，励精图治，一旦时机到来便会让对手俯首称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美国学者韦恩·戴埃说过：强求公正，是人的误区之一。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寻找公正和正义，一旦觉得失去了公正就会十分生气、忧虑或者绝望。可是，寻求公道同寻求长生不老一样都不会有结果。在多数人眼中，正义和公道在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他们经常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不这样做，你同样也没有权利这样做”，或者说“我这样对待你，你竟这么对待我”等等。人们渴望公道，在遭遇不公道时就会觉得十分不悦。这并不是什么错误的行为，可如果你执意追求正义和公道，不能如愿就愤世嫉俗，消极生活，这就会形成一个误区。这种自我挫败行为并不代表寻求公道的行为本身，只是因为存在的不公道现实而产生的惰性。
要脱离强求公正的误区，其关键一点，就是不要拿自己与他人比较。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总会各不相同。假如他人的处境比你好，无论你如何抱怨“这太不公平”，情况也并不会有所好转，因为你的境遇并不会改变，并且有可能会增添烦恼，堪称雪上加霜。因此，你应该避免总牵扯到他人，不要老是拿望远镜或放大镜去看别人。
只要你集中精力在自己身上，不要和别人进行毫无意义的比较，你就不会对周围的不公平现象感到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