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以“和谐”为主流的时代，即使在人类与海洋的相处中，也处处能体现出和谐的概念，人海文化的和谐，人海资源的和谐以及人与海洋动物的和谐等等，在本章内容中，让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和谐精髓的魅力。
最早的人海共生之路——渤海国与贝丘
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表明，自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居住在东北沿海地区的民族就和大海息息相关，为了生存，他们对海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进行了广泛的海上活动。这些海上活动是我国悠久的航海史的一部分。他们还以海洋为通道，将我国灿烂的汉文化传播到东北亚各地区及遥远的北美大陆，这是对人类文明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贡献。
公元7世纪，东北地区崛起了一个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的地方封建政权——渤海国。渤海人作为唐王朝的一员，充分利用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极为有利的条件，极大地吸收了盛唐文化，使之迅速成为雄踞东北的“海东盛国”。
东北古代民族中，与海洋发生关系并进行广泛海上活动的，有肃慎、濊貊、挹娄、沃沮、鲜卑、靺鞨等民族。肃慎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民族。
肃慎活动的时间，见诸于文献的，是自虞舜的传说时代至商周时期。而考古材料则表明，肃慎人及其祖先，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活跃在东北北部沿海地区了。
肃慎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的时期很早。我国古代文献《竹书纪年》载有：“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一名息慎。”该书指出，在虞舜时期，肃慎与中原王朝有着朝贡关系：“（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朝，贡弓矢。”并置于舜的管辖之下：“（虞舜）夫能理三苗……纳息慎。”自虞舜至夏（禹）、成（汤）、周（昌）时期，肃慎与中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文王卒受天命……海外肃慎、北发……来服。”（《大戴礼记》、《心间篇》）后世评曰：“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致。”（《三国志·魏志·东夷传》）
肃慎的地理位置，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称：“肃慎在辽东之东三千里。”《左传》昭公九年杜予注谓：“肃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里。”郭璞、杜予为晋时人，魏、晋玄菟郡治在今抚顺，辽东郡治在今辽阳市，肃慎北支辽阳1500千米，在今黑龙江流域是有根据的。
《括地志》记载：“古肃慎，在京东北八千四百里……东及北各抵大海。“京为长安，史籍有谓，长安距辽东郡为2300千米，而肃慎则在辽东郡北1500千米，与《括地志》所记大体相符，当在今黑龙江中、下游。肃慎北边的海即鄂霍次克海，东边的海即日本海。
肃慎的地域也为中外学者公认。前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说：“在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兴凯湖附近，以及现代的东北几千年居住着河上渔人和农人……最初是古代的肃慎、挹娄、勿吉。”（《石勒喀洞穴——黑龙江上游的古代遗存》）日本学者箭内亘说：“挹娄（古肃慎）的北境，应该到达松花、黑龙两江下游。”（《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
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成年累月居住在海边，虽然文献史料上没有记载他们的海上活动，但大量的考古材料却展现了他们海上活动的历史画卷。
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初期，肃慎的先民在黑龙江入海口及日本海西岸，就已经用粗糙的石斧制作了鱼栅、鱼篓等捕鱼器具，进行简单的海上活动了。从而这里的人类由简单地采集海水冲来的可食软体动物和水草，过渡到在辽阔的海面上捕鱼，掀开了东北古代民族海上活动的第一页。
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商周时期，肃慎人的海上活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海上捕捞业，二是对海上航行的尝试和探索。
黑龙江沿岸的大型石器中，往往有一种用火成岩制成的穿孔棒槌，它的用途是打死网住和钓到的大鳇鱼和鲟鱼。在富产河鱼和海鱼的河口和大海湾附近，都有出土非常丰富的大遗址。
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沿海的肃慎人创造了一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贝丘文化，将肃慎人的海上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贝丘文化的分布，几乎遍于现今俄罗斯滨海边区，从格拉德卡河到黑龙江入海口。
贝丘文化实际上是肃慎人海上活动的集中反映。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贝丘遗址中最多的是海洋中可食软体动物的甲壳。人们经常大量地食用软体动物，主要是牡蛎和贻贝。贝丘遗址的居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海上捕捞业。在发现的贝壳中，有一些是属于在大海深水里生活的软体动物。这些海螺生活在30～70米的深水中。在大彼得湾常见的蛤蜊，只见于水深4米以下的泥沙中。
贝丘遗址的鱼骨，不下8种鱼：鳕鱼、比目鱼、鰕虎、海粘鲈、日本海鲈鱼、鲭鱼、鲱鱼、金枪鱼都是海鱼。金枪鱼一般都聚成大群，每群有500～1500条。这些鱼骨表明，当时捕获的主要是适合于大眼网（鳕、比目鱼、鰕虎）和钩子（鳕鱼、金枪鱼）打捞的鱼类。
贝丘发现最多的石器是石坠，数量往往达几十或几百件。它表明渔业的重要作用，捕捞规模相当可观，渔网的尺寸也很大。
贝丘还出有大量的纺轮，证明当地居民用植物纤维进行加工，而纺出的线则很多是用到编织渔网上了。
骨器中有鱼钩，是复合的，也有用整块骨料刻成的。这些渔钩应是海洋深水钩杆上使用的。
鱼镖一直在海洋捕捞业中占重要地位。贝丘出土了骨制的鱼镖头和板岩制的鱼镖头。这标志贝丘文化的主人已经进行了外海捕捞，将自己的捕捞作业开展到远离海岸的外海，这预示着必须有能够经得住颠簸和风暴的船。
1953年，钖迭米河河口，发现了一件骨制坠饰，是沿海居民船只图案化的塑像。船头和船尾高高翘起，这正是海船应有的形状。
肃慎的先民运用自己掌握的航海技术对海上航行进行了勇敢地尝试和探索。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迹象表明这里的人们利用海洋为通道，将本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陶器底部叶脉形状的刻画传播到日本。这种刻画出现在日本绳文文化（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期，而随后又得以广泛流行。这表明这里的人们与日本的部落存在着联系。材料表明，除日本列岛、朝鲜和远东，任何地区都没有树叶印痕和模拟叶脉的图画。
肃慎人富有创造性的海上活动对后来的挹娄、沃沮和靺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航海技术可能被挹娄人继承下来。
中国人海和谐的传承文化
1.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实践
我国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水平最高的农耕文明古国。农耕文明生产力仍很低下，靠天吃饭。我国农业生产主要倚仗季风定期带来雨水以及有限的水利灌溉系统，几千年来繁衍着1/4甚至有时达1/3的世界人口。人们对天是十分敬重的，一年分成24个节气，严格顺应天气变化来安排农事。
所耗能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樵夫砍柴，农夫收获，渔夫捕鱼，主要靠光合作用转化的生物质来支撑整个社会。对火的使用，主要是熟食、取暖、放火开荒，也用来烧窑制陶，冶炼金属等。人们使用的动力，主要是人力与畜力，犁田时人拉、牛牵，运输也是人担、驴驮、马拉。有时也利用风能与水能，如风车、水磨、帆船等。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虽然生产力发展不快，水平不高，但在西方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人口已达3亿多，经济总量比整个欧洲还大。农耕文明仰仗于天，敬畏自然。中国皇帝每年初始，总要到天坛之类的地方举行祭天活动，祈求风调雨顺。而且农耕文明也创造出十分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出现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其精神遗产至今仍为全世界所崇仰。孔子被公认为全球文化巨人之首。老子的《道德经》，其译本量仅次于圣经。唐宋的著名诗词，至今仍无人敢挑战。
现在看来，农耕文明只是物质转化的文明，确实比工业文明要落后很多，所以我们将“工业化”列为现代化之首。但农耕文明的环境状况对地球生态的友好态度，却是值得称道的。
2.农耕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
今天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得不细细品味先人“天人合一”的哲理，作为同天下的姊妹兄弟，我们要告诉明天的子孙：和谐是永恒的主题。
和谐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共同的心声。我们想要告诉子孙的也是祖先早已告诉我们的，只是我们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太容易忘记。让我们聆听祖先的教诲，重温贤人对和谐的精辟论述。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反对片面地征服自然。
中国古代哲人有哪些天人合一的观点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归宿。《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宋代张载在《正蒙》提出了“民吾同胞，的吾与也”，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在心与身的关系上，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反对放纵欲念。这种把对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对道义价值的弘扬有机结合起来的人生观是值得肯定的。道家创始人老子也主张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合一，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这是说，具有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闭隔阂，超越于世俗偏狭的人伦关系局限，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人和物”。
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利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3.农耕文明中的“人海和谐”
辽阔无垠的大海，唤起了农耕民族“人海和谐”的心态。他们祈求神灵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和渔业丰收，创造了中国的航海女神，并立庙祭祀，定期迎神出会表演民间舞蹈。蔚蓝的大海与天相接，一望无际，神奇莫测，气象万千，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更是神秘与美妙。这些来自大海的自然景观，给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农耕民族带来无数蓝色的梦幻与创造。
太阳从海上升起，总是那样清新，慢慢地飞越长空，缓缓地落下，每日如此。这些自然现象使古人产生许多幻想，认为大海里有个为太阳沐浴的地方，并叫它“汤谷”；十个太阳轮流，每天有一个沐浴后由一只鸟驮着飞出海面，古人把这只“三足”鸟叫“跋”。如《山海经·海外东经》关于太阳神话的记述：“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山海经·大荒东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一些学者注释：“日中有跋鸟”。《淮南子》：“跋犹蹲也，谓三足鸟；跋音浚。”
太阳既是神鸟，又有十只，遇久旱无雨庄稼枯死，古人又幻想出一位叫做“羿”的神人，编创了“羿射九日”的传说故事。古人从太阳与大海的幻想中，创作了许多神话故事，以表达改造自然的意志和愿望。如：夸父敢与太阳竞走，只因喝不到“大泽”之水，才被渴死的“夸父逐日”；小小的精卫鸟，坚持不懈地衔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的“精卫镇海”等。这些来自大海的蓝色幻想与创造，积淀着古人的智慧和信念，激励着后人勇于奋进。
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沿海民族从事农耕者居多。近海处除一些盐碱滩适于晒盐外，仍有大面积的农田。即便从事渔业、盐业、远航经商的人，所需的粮食也多由本村寨或本家族耕作、供给，沿海一带基本上仍是农耕经济。作为农耕文化主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沿海民族中仍占主导地位。只是因居住环境和劳动生活之不尽相同，而形成中国海洋文化型的思想观念，即“人海和谐”的心态。这种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在劳动生活和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