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性融入
陈氏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我”存在于绝大部分篇章之中，与读者交流对话。如，“看起来我好像是在讲述海外奇谈”，“我曾满怀好奇了解西方的谚语”、“我并不想为这一历史问题提供一个材料”等等，读者随时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文章之中的情感、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局中人”的感性存在状态，这种感性状态无疑有助于文化沟通。与此堪可对照的是，19世纪在福州居住了14年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也面向美国读者写作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1865年在美国出版）。相比较而言，卢氏的书观察细致入微，注重细节，偶尔带点批判，但主要还是客观、冷静地展现了那一时代的中国（福州）社情，被称为“19世纪中叶的福州社会生活观察报告”。“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把百姓们熟视无睹，文人们认为肤浅琐碎、不值得一提的现象如实记载下来，再现了清末福州民间信仰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说卢氏的作品是纪实报告，陈氏的作品则是散文诗。这正是一个观察家和传播者的区别。
（二）注重可读
陈氏作品从不严肃说教，也不铺陈大道理，而是尽量将所要表达的内容故事化。以《中国人的快乐》为例，讲述了张敞画眉、班婕妤与汉成帝的故事、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鹊桥会、姜太公钓鱼、曹操刘备把酒论英雄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中国士子》则是一篇贫穷小男孩得到资助后出色完成学业，年仅28岁就成长为一省巡抚的辉煌故事，从中描述了中国学生学习的过程、内容与特点。在翻译经典作品时，通常改译了原来的篇名，更加形象化、故事化，增强吸引力。如将《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改为《骨肉情深》，《白秋练》改为《水中情人》，《陆判》改为《好心神》，《婴宁》改为《巧笑女郎》，《画皮》改为《吸血鬼》，《辛十四娘》改为《女律师》，《云萝公主》改为《梦想成真》等等。
（三）处处比较
在陈氏的作品中处处充满了对比，作者在《中国人的戏剧》中称之为“比较风俗研究”式的写法。例如，在《乡野之乐》中谈到园艺时，作者是这样开头的：“在地球的两端有一个相当惊人的巧合：在欧洲，当一个人打算从自己的事业或职位上退下来，要去乡村生活时，他说：我要去种我的菜了。在我们那儿，我们说：我要退隐山林了。”陈氏文章中往往会随手拈来许许多多法国人所熟悉的名人、著作、地名等，以资比较。如圣德尼侯爵、《文学费加罗》周报、法国表演家罗贝尔.乌丹、巴黎西北部的诺伊集市、法国作家拉伯雷《巨人传》、莫里哀的喜剧、德国议员、亨利二世的宠妃、意大利女诗人、作家巴赞等等。而《中国的圣女贞德》则径直以圣女贞德指代花木兰，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陈季同一生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中西文化比较成了他的一种思维习惯”，实际上，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遥远国度的文化，陈季同明白只有比较才有说服力。
（四）委婉其言
虽然作者也时常因为西方人的偏见而发出愤懑之语，但因为涉及两种文化的对比，特别是以西方读者认可自己的观点为旨归，因此作者总体上还是力图像和朋友交谈一样委婉其言。以《中国的水利》一文为例，诸如“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这个意义上，你们也已做了很多努力”、“以我的浅见”、“如果说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你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吧”等等用语随处可见。再如，谈及斗蟋蟀，“你们会跟我一样，并不认为这种适度的赌博与斗鸡一样野蛮，或者与斗牛一样血腥”。中国没有专门的商业教育，有的只是学徒式的承传方式，并且士、农、工、商之间可以流动，作者强调“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刚才讲的很奇怪。但是我的话却完全合乎常理。你们很快就会认识到我的话是对事实的准确表达。为了不辜负诸位的善意，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所言不虚”。
除此之外，陈氏作品还具有引用丰富、详略得当、虚实结合等特点，使得文章增添了感染力，展现了陈氏高超的写作技巧和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当然，最为重要的是，陈季同身在异国，为了能够实现平等沟通，采取了外交式的对话方式，在平等之中蕴涵着不屈的抵抗，在愤懑之余又体现着朋友的善意，凡此种种，都与陈氏所处的环境，期望达到成功的目的，以及他的外交官的工作身份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文化传播的观念：传播美善寓教于乐，展现真诚贴近对象
在陈季同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版过中国人用西文写的书，陈季同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陈季同中学西传的成功有其时代背景的原因，以及陈氏本人扎实的文化功底、出色的法文水平和叙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可发现陈氏在不经意间所阐述的关于文化传播的观念，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写作，显然这更值得我们去总结提炼、思考分析。
（一）传播美善
如前所述，陈季同对中国遭遇西方人的误解深感痛心，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以偏概全的外国游记所误导，这些游记中“有人以为区区一介蠢人就代表整个国家，就能从他身上看到该国之风俗；与一位官场失意者交谈数语，旅行者就以为如获至宝”。真实的状况被掩埋，而“一本书得以畅销却有赖于奇闻异事、凶杀丑闻，甚至于令人作呕的风俗习惯”。作者对此种现象表示极为愤慨。为此，“陈季同的著作立意在破除偏见，旨归在美化中国，所以他会为那些以西方眼光看来较为愚昧的风俗辩护，努力去赞美我们民族传统中值得骄傲的、美好的风俗，这样，经陈季同的加工、润色，中国在他笔下就成了一个快乐、和平、风俗淳美的国度，抹去和遮掩了真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在愤懑与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模式与思维模式的同时，传播美善成为纠偏的主要手段。
（二）寓教于乐
陈季同的作品笔调轻松，内容丰富，简要不繁。“我试图寓教于乐，倘若在某些话题上我不由自主地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在此尚祈望所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原宥。”作者有意识地通过讲述精彩故事、翻译优美诗文、描摹节日氛围等等，暨展现了中国人的快乐平和，也向读者传达了这种情感，带给读者美好的享受。
（三）展现真诚
作者在文章中多次强调，“真诚与善意结合想必不会招致法国读者生厌”。“如果我向你们保证谈论自己国家时不自吹自擂，那是很难做到的。我会尽力控制自己在这方面感情用事。不过，当人们爱他的国家的时候，说的再多也没有用。”“这些心里话耽误了我的工作。很抱歉，亲爱的读者，现在要言归正传了。”这些言语充分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的竭诚之态度，加上在“纠偏”、“反驳”时委婉其言，也拉近了与读者，特别是对中国存在误解、误读的西方人的心理距离。正因如此，陈季同对于一些传统陋习的辩护虽显苍白，但大多数读者也充分理解并尊重他对祖国的偏爱。
（四）贴近对象
陈氏在《报纸与舆论》一文中记述，他在学堂读书时，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指出，1579年左右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人在谈论教理之前，必先赢得中国人的好感，认同中国人的观念，彻底抛弃欧洲人的特性，从而取得传教的成功。这对陈季同无疑是有影响的。陈季同因此高度重视读者，他明确指出，“我学会了以欧洲人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长于法文的他用欧洲人的旨趣、风格来写中国文化，真正做到了贴近读者。当然，这种贴近，仅是就尊重读者而言，绝非为了获得读者的好感而迎合他们的胃口，实际上，陈氏著作的论调多与欧洲时论争锋相对。
四、结语
时至今日，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我们在开展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时，无疑更有底气、更加自觉，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上，仍然存在西强我弱的情势。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我们除了要增强文化自信，还需要不断去除盲目、去除被动、去除刻板，以更加自觉的爱国热忱，更为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传送更为生动可感的美好“中国故事”。陈季同的中学西传，对于我们今天的启发意义就在于此。
〔作者简介〕郑丽琦，福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叶友琛，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