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名：浅谈船政文化在培育科技人才、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
张英慧
福建船政在其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改变古老的教育制度，创新中西结合的教学模式，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培养了一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放眼世界的大眼光、大胸怀的高端人才，为开启中国现代化大门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其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启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今人予以认真研究和总结。
一
人才培养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真正动力，没有自己的科技、人文人才，要想造船铸炮实现富国强兵，不过是一场空梦。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清醒认识成为左宗棠及其继任者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的基本共识。他们一开始办船政，就把办学校、办工厂培养自己的各类人才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采取了几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为后来人才的健康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改变传统办学模式，创新培养各类人才的学堂制度
船政大臣沈葆桢清醒地认识到，要办好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把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置。考虑到人才培养的需求，沈葆桢在建厂的同时，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曰制造学堂（俗称前学堂），专门培养造船技术人才。一曰驾驶学堂，内分驾驶、管轮两班，是专门培养驾驶、管轮的人才。这两所学堂所招收的学童，都是专门学习的。还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以学为主的两所培养人才的地方：一为“绘图院”（俗称呼画院、即设计院），选派40多名青年学生边学边工作；一为“艺圃”，选择具有文化基础的青年学徒180名入圃半工半读，成绩优秀可选拔到前学堂进修，成为名副其实的船政学堂的预科班。
（二）打破“皇规”，大胆实行课程设置上的改革
为了改变中国人专习“四书五经”而不重视“器艺”（即科学技术）学习的旧教学模式，沈葆桢敢于触动“皇规”，上疏皇帝请设算学科，建议“废除武科”以鼓励算学科：“倘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他身体力行，率先在船政学堂内实行课程设置方面的改革，把西方的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透视绘图学（几何作图）、测绘、物理、电气、气象学等学科，放在优先学习的位置，成为必修主课以加强科学技术的学习。
（三）实行奖学及优胜劣汰制
沈葆桢在招收学童时，就实行了淘汰制，三场考试全面合格方能成为船政学堂的学生，一是唱名观外表（口试），淘汰一部分；二是考中文作文一篇，又淘汰一部分；三是体检，再淘汰一部分，经过这样严格挑选的学童，在其素质、体质上就胜人一筹。进入学堂后，实行“考其勤惰、分别升降”，对勤奋学习成绩优秀者，既有饭食，瞻家费（助学金），又有赏银10元的奖学金。成绩差的轻则戒责，重者斥退。以前学堂为例，从1867年2月成立到1873年11月，入学的学生共计105人，其中除6人死亡之外，被淘汰、开除的就达60人之多，只有39人跟上教学进度，宽进严出的制度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
（四）建立实践基地，实行全新的教学计划
沈葆桢接受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的建议，参照西方办学模式进行办学，即厂、校结合，实行教学与实践同时进行的办法，加快培养人才的速度。船政自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开始动工基建，至七年（1868年）七月完成。在建成船政学堂、绘事院（设计院）的同时，又开建了造船厂和船台等基础设施。船厂由轮锯厂、木模厂、拉铁厂、钟表厂等组成，还有广储所、储材所、东西考工所等与之相配套，工人已达二三千名。接着不断增添设备，扩充厂房，至沈葆桢离任前一年（同治十三年），厂内建有3座船台，一个大放样厅，13个厂（车间），即轮机、铸铁、拉铁、模厂、铁胁、锅炉、水缸、合拢、钟表、帆缆、锯木、铜厂、舵厂等，重要的设备有特种机床、浮动码头、40吨的起重机等。大办各类型工厂、车间的结果，给师生带来了教与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提供了从干活中学习的平台。
（五）聘请洋教习当老师，引进先进的教学设备和管理教育人才
建厂建校之初，沈葆桢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负责船政学堂、船厂的教学与管理。同时又通过日意格、德克碑等人代船政选雇了39名英、法技术员，并与之分别签订5年期的“包教包制”合同，让他们传授科学知识，学习看图绘图本领以及操作机器等技术诀窍。教会中方学生后，正好合同期满，船政局另给外籍教习赏银6万两以辞退走人。为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沈葆桢还上疏建议派遣优秀学生去英、法各国学习船舰驾驶、制造等先进科学技术，并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促成了第一批派遣学生留美学习。沈的继任者丁日昌上任后，发现前后学堂学生中，“颇多究心测算造驾之人，亟应遣令出洋肄习，以期精益求精”，并于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与李鸿章、沈葆桢、吴赞诚联衔具奏，建议派遣福建船政学生赴欧留学。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严复、刘步蟾等35名学生终于1877年3月31日乘“济安”号舰船到英国、法国去学习驾驶、造船技术，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批赴欧留学生。
为了防止学童受西方思想观念影响而被“西化”，沈葆桢曾经明确指出：“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但决不可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而被“西化”，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定要忠于国家、忠于中华民族。为了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变为现实，沈葆桢在录取学童时，亲自出考题，如录取第一批考生时，考题《大孝终生慕父母》就是沈葆桢亲自出的，明确要求学生要坚守“忠孝节义”价值观念。同时，在每日必须学习的西洋课程外，还“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义理”，始终把“四书五经”放在必修课程位置上加以强调。这种坚持东西方文化一起学习的教学模式，达到了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目的，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促进了学童的健康成长。
二
船政文化如同春风雨露一样，孕育、催生了各类现代化人才。自1866年开建船政学堂开始到1907年止，共培养各类中、高级人才3802人。其一：建造战舰的设计师、工程技术人员。从船政前学堂培养出来并经留学深造的学生，充实到造船厂后，相当一些人如梁炳年、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等都成为船厂自己设计、监造舰船的设计师或工程技术骨干。光绪二年（1876年）下水的“艺新”号军舰就是由吴德章、汪乔年、罗臻禄、游学诗等人设计制成的。光绪九年（1883年），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设计制造的“开济”号下水，这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木质巡洋舰（钢胁木壳，挑水量2200吨）。紧接着，他们又承担并完成了“横海”、“镜清”、“寰泰”等船舰的设计制造任务。从光绪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至1897年）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杨廉臣（均为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等先后建造成了“广甲”、“平远”、“广乙”、“广庚”、“广丙”、“福靖”、“通济”、“福安”等船舰（其中“平远”为钢甲巡洋舰）。其二：培养技术工人。进入艺圃（即艺徒班）学习的百余名艺徒，经过多年的半工半读，也都掌握了本专业的技术、技能，能够根据图纸施工，其中53人具有监工能力，有的甚至达到工程师水平。这些技术骨干进入船厂后各司其职，设计能力、建造舰船的水平都大为提高，使马尾造船厂一下子跃居远东规模最大、技术设计、建造船舰水平最高的兵工厂。
船厂先后共造出各种上船舶40艘（不含小船舰艇），其中木壳19艘，铁胁木壳船10艘，钢甲钢壳船11艘，建造的船舰从几百吨到2400吨不等，40艘共有4.735万吨，占当时全国生产的船舰总吨位5.935万吨的82.26%，可见这些高等人才对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
三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军事人才。他们掌握了远航能力，“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翰为之冠”，“拔张成、吕翰管驾闽省原购之海东云、长胜两轮船，使独当一面”。1874年9月，“琛航”号管驾林国祥、大副邓世昌，开着战舰到达上海，上船参观的外国人赞叹说：“气象严整，修治清洁，督饬工役，训练士卒，井井有条。”《申报》一位读者评论说：“船主林国祥、大副邓君世由福州船政局学习船务，迭居上考，分别委任，故皆能各称其职。”又说林、邓“能以西法提举船务”，是“由船政局课习奖劝以要于成者也”。足见船政学堂培养我国航海人才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船政学堂培养的一批高级军事人才被安排到福建、广东、南洋、北洋水师当上管带，为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了为数众多的将才，海军作战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他们在抗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中，顽强作战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1874年5月，日本兴兵侵略台湾，沈葆桢一接到“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谕旨，就立即调拨由他的学生督造和驾驶的战舰“万年清”、“济安”、“飞云”、“伏波”、“安澜”等各舰齐聚福建。为了保卫海峡声息互通，“福星”泊于台湾，进口的小号兵轮“长胜”、“海东云”来往于闽、台；由闽厂所造的特大号战舰“扬武”号“巡弋彭、湖”；“靖远”往返于福州、厦门；“振威”穿梭于马尾、上海之间。部署完毕后，沈葆桢乘坐“安澜”号，福建布政使潘蔚乘坐“伏波”号，洋将日意格、斯恭赛格乘坐“飞云”号兵舰一起出发开往台湾。由于布置得当，师生同仇敌忾，以压倒性的优势和强大的军力威慑着侵台日军，迫使日本侵略者退出台湾，终于“以不战而屈其兵”，达到驱倭保台的目的。1884年8月，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总指挥张成率领11艘战舰与法军作战，在极其被动情况下，陈英、吕翰、许寿山等管带各驾驶战舰冲向敌舰与入侵者决一死战。尽管九艘战舰被打沉，700多名官兵为国捐躯，但他们临阵不惧，顽强拼搏，宁愿船毁人亡，也要咬住敌人同归于尽，其爱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在1894年8月的甲午海战中，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等船政前学堂培养出来的优秀生，当任总兵、副将、参将等职务，面对日本联合舰队咄咄逼人的态势，他们沉着应对，勇敢出击。
四
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批科技骨干，还为军事教育和其他方面造就了人才。如第一届驾驶毕业生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后，就长期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以后又任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蒋超英、魏瀚也分别担任过江南水师学堂、黄埔水师学堂的总办；萨镇冰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主持过烟台海军学校，为我国近代海军建设，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
船政学堂共派出留学生106人。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是船政后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也是著名的思想家。陈季同、罗丰禄等都是闻名东西的出色外交家。詹天佑在铁路史上建立殊勋，船政学堂校友在勘测矿藏及沿海水文方面发挥重大作用。1877年台湾到福州的电缆铺设工程由前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苏汝灼、陈平国担任，10年后终于敷设成功海峡两岸第一根海底电缆。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才如陈季同翻译《聊斋志异》为法文，王寿昌与林纾共同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为中文，他们都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建船政在培养各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影响深远。这些高端的科技、军事和人文人才的产生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光辉业绩，打碎了长期以来封闭而沉重的精神枷锁，给当时的思想界、教育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它所发挥的启蒙、示范作用，极大地解放了当时的生产力。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简介〕张英慧，国家一级编剧，任职于福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