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翠琬、肖满省
清代嘉庆以后，封建王朝渐渐陷入了内忧外困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出现，一股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蓬勃兴起，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等，就是风云际会中的人物。这股思潮大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福州鳌峰书院“导其风气之先”，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鳌峰书院经世致用思想的奠基
鳌峰书院是福建清代四大书院之一，由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于清康熙年间创办，是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坐落在于山北麓，即今鳌峰坊内，因其南面正对着于山顶上的鳌顶峰，取“独占鳌头”之意而得名。创院者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历官20余年，以清廉刚直著称，被誉为“江南第一清官”。张伯行是一位服膺程朱理学的著名学者，受到康熙皇帝的高度信任，并于1707年至1709年被任为福建巡抚。虽然，张伯行在福建任上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却对清代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在闽学的故乡重兴程朱理学，他不仅编选了被人称为“宋儒理学著作之渊海”的《正谊堂丛书》，还创办了鳌峰书院，培养学生，形成了“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的繁荣景象，鳌峰书院成了清初理学复兴的重要基地。
鳌峰书院从创办一开始，就与其他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教学的官办学府不同，是“不为科第人计”的。当时，福建“会城有两书院，一为共学，一为鳌峰。共学者，课文之书院也；鳌峰者，讲学修书之书院也”。发扬程朱理学构筑了鳌峰书院的精神生命。程朱理学不仅重视对心性问题的探索，而且有着非常强烈的实践精神。这种强烈的实践理性精神，一开始就奠定了鳌峰书院以培养具有高尚人格而且有实际才干人才的学风与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最终形成与发展是历代山长大力提倡的结果。
为了更好地贯彻程朱理学，巡抚张伯行精心挑选了具有30多年教学经验、有着精深闽学造诣的漳浦籍学者蔡璧出任首任山长。蔡璧，字君宏，号武湖，教学上主张师法古代圣贤，“以器识为先”，既要养成宏大气度，又要秉持独立见解，“论学以躬行为本，不以空谈性命为高；读书要归于根柢深厚，返求诸身而自得之。”这些办学思想从一开始就为鳌峰书院奠定了以人格培养为目标、学与行高度统一的学风基础。蔡璧去世后，他的儿子蔡世远继任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是理学大师安溪李光地的得意门生，曾协助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等理学典籍，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理学专家。
李光地对蔡世元的书院事业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多次到鳌峰书院讲学，“时来相与往复辩论，要皆黜浮华崇实行，阐发濂洛关闽之旨”。李光地的学术主张，他自己概括为：“吾学大纲有三：一曰存实心；二曰明实理；三曰行实事。”他认为朱子论学要旨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躬行，“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穷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实也”。而一切学术的归宿，在于“实”，也就是“周当世之务”，所以，为学贵在“身体力行，见诸行事”，力戒空疏。从实用出发，经典而外，天文、地理、形胜、农桑、医药、河渠、兵法、政事、算学无不当在学习之列。这种“身体力行，见诸行事”的学术路线，得到蔡世远的忠实贯彻。因此，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立定远大志向而读书。他教导书院学生“以立志为始，以孝弟为基，以读书体察、躬行克己为要”，不要满足于讲论性理和研习时文，“不按所望者，非徒得巍科膺显秩而已也。凡我同人，亦望其希贤爷，饰廉隅，循循不息，以振道南之绪而已”。经过学者的精心营造，崇尚气节和学以致用的风气越来越浓厚。
“李光地、蔡世远的讲倡，使鳌峰书院突出人格养成、学行并重的学风更加丰满，并进而沉淀为一种宏器识、端品行、务笃实、尚力行、广博采、求实用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对闽学实践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又是清朝前期有识之士承鼎革之后，反思两宋以来心性义理之学得失的成果的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引起福建知识社会的强烈共鸣。”此时，鳌峰书院“人文之盛，见称于东南”，迎来了其辉煌的开端。
经历了清初的繁荣之后，程朱理学逐渐趋于沉寂，乾嘉时期，汉学乘势大兴并笼罩全国。所谓乾嘉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由于乾嘉汉学偏重于对历史文献中的名物典制及一字一句的考证与注疏，对于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实际问题，都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致使当时学术思想界，从宏观方面对思想理论的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贫乏，思想文化领域一时显得枯燥和沉寂。
与乾嘉汉学重视考据，脱离实用不同，鳌峰书院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依然得到继承与发扬。山长孟超然旗帜鲜明地说：“吾儒学向主于经世，故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坠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被认为是首倡闽中汉学之风的山长张甄陶，也是“学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体达用为归，以济人利物为效”。由于鳌峰书院风格独标，声闻遐迩，求学者接踵而至。到嘉庆年间，书院迎来了鼎盛的时期。为适应学员大幅增加的需求，地方朝廷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扩建，仅教学楼就增加了4座，并分别取名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筹建者福建粮驿道赵三元在《鳌峰书院志序》中说：“以复善立其基，以敦行践其实，以诚正修身为实德，以经世利济为实用。居是斋者，果能顾名思义，内外交养，今日为醇儒，异日即为良佐，此则余款款拳拳之淑意也。”在乾嘉汉学风行的学术大潮中，鳌峰书院“经世致用”的思想别具一格。
二、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的昌明
嘉道年间，促使鳌峰书院经世致用之学得以承续并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是两位著名的山长——郑光策和陈寿祺。在他们的主持下，鳌峰书院掀起了嘉道间闽省经世致用之学的浪潮。
郑光策（1759~1804年）初名天策，字宪光、琼河，因“中年病足，濒危而复起，因自号苏年”，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少孤而家贫，力学刻苦，很小便加入“读书社”，受到许多老学者的赞赏，被赞为“姿禀岸异，髫龄老成，博综群书，规模宏远”。（梁章钜《归田琐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不获选，归闽，“仍下帷攻苦如下士”。（梁章钜《归田琐记》）先后主讲泉州、福清书院和龙岩书院。对当时文人大多埋头在故纸堆中考据典籍、不问世事十分不满，曾愤慨地说：“近日学者，气习污下，奔竞卑鄙。”他喜读“经世有用之书”，除《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外，对唐宋名臣陆贽、李纲、真德秀，以及明清间著名学者顾炎武等人著作，皆熟读精思，“靡不贯串，如数家珍”（梁章钜《归田琐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途经泉州，召光策入其幕府。光策条陈十二议，均被采用。翌年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处理善后事宜，光策又陈八议，提出改革台湾吏治，由此可见郑光策的实际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