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帮助人们在面对若干种备选方案时，能够从中选出最有利的方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最优方法并没有规定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而获取利益的方式可以是守信用的或不守信用的。理论上就产生对信用和信用制度的内生性要求。Zuker（1986）提出制度信任的观点。这种信任来源于对制度的信赖。[137]非正式制度安排产生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它由社会主体的相互博弈中所推行，并在正式组织规则的架构内起作用，既可以限制也可以鼓励经济行为。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信用，是一种鼓励持久交易的社会制度。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性愈高，社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一种文化或社会可以分成高信任度或者低信任度。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自发性的社会交往发达，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能够无须借助于政府力量就可以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高的大规模组织；而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人们的自发性社交能力很弱，如果离开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有效率的大规模组织。美国学者Fukuyama[136]比较了中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信任状况，指出社会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是人类长期互动过程的产物。他把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列入低度信任的国家。作者称中国为家庭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只信任其家庭成员，而对家庭之外的成员则极度不信任。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社会。被经常提及的证据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普遍规模小，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由家族经营，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也带有或多或少的人格化色彩。在这里，如此普遍和严重的低信任已经不仅仅是效率的高低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威胁市场和交易的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低信任度文化，而“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这种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对血缘的认同，家庭的认同，家族的认同，这是家族企业存在的思想渊源。费孝通早在20世纪中叶就提出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他认为“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一切行为不以一个高踞于所有人、所有团体之上的超越性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家族利益或个人利益，表现为对内讲道德，对外不讲道德。当家族或个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正义标准，只好用非理性的手段来解决。尽管我们不能说这种文化就是不好的，但是在某些方面是与市场经济的原则有冲突的。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的行为和机会主义的规则。[33]
4.2.3信用博弈模型的财产权制度条件
如果面临一次性交往的时候，人们之间往往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按照博弈论的话讲，即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博弈双方的均衡是唯一的纳什均衡，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但是，如果人们之间的交往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或者说当博弈可重复进行时，博弈就可能存在更多的解。这时，博弈的解取决于所有参与人的预期。倘若每一个参与人预期其他参与人都会采取合作，并且不合作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以预见合作解就会成为博弈的均衡。首先我们建立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静态博弈模型（如图4-1所示）。在市场交易中有AB两个参与人，AB两人各有两种战略选择：守信或不守信；B也有两种选择：守信或不守信。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对A而言，不守信总要好于守信。B当然知道A会这样做，因此B的最佳选择是不守信。结果是A不守信，B 不守信。尽管这个结果是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守信，守信）不是纳什均衡，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行为。如果双方信任可分别得100，现在分别得0，是低效率的均衡。如果人们之间都这样地进行一次性博弈，整个市场的信任就无法建立起来。
参与人A参与人B
守信不守信
守信100，1000，200
不守信200，00，0
经济学认为在重复博弈里，相同的环境一次次地重复出现，信誉是在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这里声誉的作用和可信的惩罚威胁的作用是类似的，人们一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KMRW声誉模型直观解释是，参与人选择合作的原因在于预期到未来收益超过短期被对方不合作带来的损失，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长，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合作会持续下去。现在来看信任如何建立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稳定参与人的预期，声誉、承诺、财产权制度以及文化可能改变支付值，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假如参与人的行为受到某种力量的约束，不守信可能会受到惩罚。它使你守信并且因为你守信，别人就信任你，双方得好处，但现在排除这种可能性。考虑刚才的博弈，假定博弈有足够的概率P进行下去，即能进行多次。参与人在每个阶段博弈的选择依赖于其他参与人过去的行动历史（如图4-2所示）：A先信任B，只要B没有欺骗A，A将永远选择信任B；但一旦B欺骗了A一次，A将选择不信任B。这里B有两种选择，如果守信得到的利益是长远的，根据公式总期望值为100+100r+100r2+…=100/（1r），r为下次交易的概率或贴现因子；如果不守信，得到利益只能是一次性的，以每期没有收入，总和为200，因此，如果100/（1r）≥200，r≥0.5，B守信是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守信，守信”是一个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出现是因为B谋求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利益。通俗地讲，每一个人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利益时，信用就会建立起来。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诚信，就会生发出广泛的“集体惩戒机制”，这使人们不易于打破这种惯例，从而改变原来的博弈结果-诚信成为新的博弈规则。显然，信任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重复博弈的次数和观察信息的难易决定了信任模型的建立，影响重复博弈的因素也就是影响信任形成的因素，因此决定信息成本的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如果制度使信息传播速度较快，企业建立和维持信誉的动机就会增加，相当于他欺骗了一个消费者，通过信息的迅速传播，他就等于欺骗了所有的客户，在市场上再无立足之地。相反如果在信息传递慢的情况下，他的失信行为在让所有交易方知道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欺骗其他人。工龄工资制度和经理人市场是该模型的成功应用。
图4-2信任动态博弈：重复博弈的第一阶段博弈4.2.4财产权制度促使信用制度的建立企业信用缺失直接后果是声誉机制失灵。在市场经济中，维持企业间守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依靠声誉机制。[138]这些声誉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企业本身的声誉，而企业的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企业的产权要明确，只有企业的剩余索取者才有激励来维持企业的声誉；因此，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归属不清，缺乏真正关心企业的市场主体，这个机制的效力发挥需要配套的产权改革。另一个层次是经理人的声誉机制，这个机制对企业经理有很强的激励、约束力，可以保证企业经理的行为更好地与股东利益一致。这个机制发挥效力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运作的经理市场，其次也有赖于企业的股东（或代表）有激励从经理市场上挑选优秀的经理人员而不是偏离企业的利益去选任经理。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特征，国有股权代表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选拔、监督管理层。这样导致经理层的行为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原则，而市场信用制度的建立与企业经理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国有企业的经理选拔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选拔，选择的依据往往是非市场因素，如政治因素等，而不是经理的经营能力，加之缺乏经理市场。这样的选拔结果导致：一方面经理没有受到任何市场方面的约束，经理市场的声誉机制不起作用，经理不关心市场对企业和经理本人的评价，企业的信用与经理本人的利益关系不大，所以经理没有激励去为企业以及他本人建立良好声誉的激励。[139]
信用问题从表面看似乎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在本质上却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当今分布全球的市场经济是多样化的，不仅市场经济存在模式不同，而且其发展的阶段和成熟程度也不同。[140]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自发地或必然地形成良好的信用行为和可靠的信用关系。从表面上看，信用实施的过程似乎是一个自律的过程，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能否有效地实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律行为，而是信用机制运行的结果。信用机制是市场的交易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就信用而言，应当说是随着商品的交换的产生就产生了，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建立在信用机制基础上的制约信用有效实施的信用机制的形成，是在市场交易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发生的。产权明晰形成对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约束是信用实施的内在动力所在。如果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就不会有人积极维护企业的信誉，企业就不可能讲信誉。企业信誉形成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如果企业所有者具有不确定性或产权不明晰，那么企业就不可能存在长期积累信用的动力。人们恪守某种信用规则都是在多次的博弈中，最终按照经济原则选择的结果。
张维迎认为产权制度是信誉的基础。[141]财产权制度给人们提供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他认为，企业要成为信誉的载体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企业必须要有真正的所有者。企业的真正的剩余价值是它的信誉价值，企业的所有者就是企业信誉价值的索取者。如果没有真正的个人所有者，就不会有人有积极性维护企业的信誉，企业就不可能讲信誉。二是企业必须能被交易，即企业的所有权必须能有偿转让。如果现在的所有者在即将退休或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继续经营企业时所有权不能转让，信誉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实现，他就不会有积极性维护企业的信誉；三是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必须自由。如果进入和退出没有自由，不讲信誉的企业不能被有信誉的企业所淘汰，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了。在没财产权制度的制度环境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追求短期利益是最优的选择，不可能为获得信誉带来的长远利益而拒绝眼前利益的诱惑，信誉机制自然不能形成。由此，他认为中国企业不重视信誉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明晰和政府对经济的过渡干预导致人们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这就破坏了重复博弈的条件。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切实尊重并有效保护财产权（包括私有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是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建立的前提。明晰的财产权会使个人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同时使人们之间的一次性博弈行为转化为可重复的长期博弈行为。
4.3财产权制度与企业家的成长
4.3.1企业的企业家与企业家行为
“企业家”的研究方法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挑战，企业家理论将企业看做一种人格化的装置。在我们看来，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就不能存在。[162]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在经济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强调企业家的功能，赋予企业家套利者、协调者、创新者和不确定性承担者的角色。企业家就是承担经营风险，从事经营管理并取得经营收入的人格代表。企业家作为一个责权利的统一体而存在的。企业家职能的分解，解决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带来的承担风险能力的分布与经营能力分布不对称的问题，使私人企业向股份制企业成为可能。[142]杨其静又将企业家定义为一些个人或由若干个人组成的团队，即他或他们不仅发现并掌握着关于某种市场获利机会的稀缺性信息或知识，而且拥有特殊能力，能够将那些必要的生产要素整合为可以实施这种获利机会的特殊装置-企业，或者对因为现存企业进行重新整合而提高其潜在获利能力。因此企业家具备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才，企业家人力资本=提出创意的能力+整合投入品的企业家能力。[143]在他们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企业家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区别。企业发起人、经理人和投资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但又不必然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创新中独特而又关键的角色。从身份上来看，企业家可能是从事企业运作的企业所有者，可能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经理人，也有可能是领导创新项目的科研人员。判断企业家的根本标准是：他们是否有效运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并把要素组合起来实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