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整个经济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基石，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传统经济学中，长期以来都仅停留在将企业视为一个抽象的生产者的意义上，即谋求产出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单元去分析企业的特征和行为。把企业看做一个生产函数，用生产函数来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关系，这无异于把企业视为一种技术关系；至于企业本身究竟是什么，却始终都只是一个“黑箱”，至于它里面的结构怎样，无人关注。在那里，没有结构，没有制度，最优的效率与企业规模及企业所采取的制度形式无关，产权是不相关的问题。直至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的兴起，情况才有所改观。此后，现代企业理论渐成主流之势。然而，尽管现代企业理论已经将经济学界对企业理论的关注引到对企业本身的理解上，但此一学派的理论并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企业本身。理论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可大致粗分为两个阶段：在科斯之前为一个阶段，主要是在西方居主流地位的传统经济学，其对企业的认识以厂商理论为中心；在科斯之后为另一个阶段，称为现代企业理论。
2.1国外企业成长与企业治理理论
2.1.1古典经济企业成长的思想
企业成长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开宗明意：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0]斯密从扣针制造案中出发，分析了劳动分工是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影响经济成长的。斯密提出三点理由：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由于简单工作可以频繁地不断重复，所以把生产分解为简单的工序可以提高效率。第二，分工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的成本。同时在把复杂的工作任务分解为众多简单作业工序后，工人由一项工作转向做另一项工作的转换成本大幅度降低，劳动分工降低了生产成本。第三，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而且一个工人专门从事一项简单的工作有利于工人寻求以机器代替手工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斯密动力”。同时，斯密也提出了著名的“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的命题。只要市场能够得到拓展，就可以把复杂的工作任务分解为越来越精细的简单作业。即专业化的分工是企业成长的基础。古典经济学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分工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历史互动关系，而且这种互动与经济活动的组织又是密切相关的。斯密没有就此推演下去，因此忽略了组织问题。在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者都没有考察企业组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马歇尔。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阐述了企业成长的动态原理。[11]马歇尔指出：“我们正面临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非常有必要牢记把经济问题看做是静态均衡问题而不是动态成长中的问题，这种想法是危险的。静态均衡对经济研究来说只是入门的知识，这一理论甚至无法向人们介绍能够展示收益递增的工业进步和发展，其局限性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特别是被那些从抽象理论中获得这一理论的人们所忽视，以至于赋予它完全确定的模式的想法变得非常危险。”[12]马歇尔在坚持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这个古典观点的同时，也试图把它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协调。[13]马歇尔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灵活性的下降，从而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随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马歇尔把职能工作连续分解为次级职能单元，不同的次级职能单元生产出一系列的专门技能和知识，这也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马歇尔在此基础上发现，专业化分工的增加一方面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导致了新的协调问题。这又需要产生全新的内部专门职能来进行各原有的和新的各专业职能的协调和整合，即管理的专业化和专业的协调机构的建立。管理的专业化可带来企业的“剩余”资源，这是潘罗斯的成长理论。
2.1.2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就是企业规模调整理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组件，企业内部的复杂安排均被抽象掉，“代表性企业”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因此该理论中不存在独立的企业成长理论。仅有的关于企业成长思想是作为成本分析的一个附带内容，即静态的最优企业规模，在这种最优企业规模的分析中，企业成长部分地与调整机制松散联系。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
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成长的基本因素均是外生的，如果企业面临的成本或需求曲线变动了，企业就会扩大规模。成本变化的原因通常来自技术变革或要素价格变化；需求变化则是由于收入变化或偏好变化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没有预期的关系，只是在短期会出现资源向利润率高的企业或产业移动，这时形成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的正向关系。如果在新古典企业成长理论中引入时间因素，则能够建立一种动态均衡模型，这时企业解决的是跨时约束最大化问题，企业目标相应的是实现未来利润流现值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即使目前企业处于最优规模，如果未来预期的“最优”规模大于目前的最优规模，企业也会扩大产量，出现企业成长。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其看做是原子型企业，企业规模决定企业成长，企业成长的持续性局限于最优规模。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企业成长的真正的动力和过程。
2.1.3潘罗斯（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14]
潘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起源于对传统规模经济理论的批评。和马歇尔相比，潘罗斯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单个企业的成长过程的研究，探究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机制。潘罗斯企业成长理论是内在成长论，即始终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潘罗斯认为，企业是建立在一管理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特别重视企业固有的能够逐渐拓展其生产机会的知识积累倾向。因此潘罗斯的理论也可以被认为是试图使存在于单个企业中的经济资源专门化。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斯密和马歇尔假设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加速了企业成长进程，而潘罗斯则假设企业释放出新的“剩余”对其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内的“剩余”决定了企业的成长极限。企业成长后，不仅不可能完全消除资源未充分利用的情形，还会产生出新的未被利用的资源，从而导致企业新的成长过程。潘罗斯还把企业内部的未利用资源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她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永不平衡性，因此总是存在未利用资源，从而创新也就是企业的内生过程。
潘罗斯同时强调了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她受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和创新理论的影响。她认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均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是发现潜在的成长机会，二者均取决于创新能力。马歇尔、潘罗斯共同倡导的“企业内在成长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战略管理领域。最近，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成长论的深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资源基础论把战略管理理论明确地建立在潘罗斯的企业成长极限理论基础上。其主流观点是：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资源优势远胜于拥有突出的市场位势。动力能力论更倾向侧重发展关于组织间协调、协调专门化活动和互补性资产的理论。这两个流派都试图构建一种解释多产品生产企业如何在相关多角化和非相关多角化经营战略之间进行抉择的理论模式。两者的共同之处是，企业成长是和企业可能拓展的生产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密切相关。但是该理论主要从内部资源来考虑成长问题，而没有把成长看成是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结合的产物。
2.1.4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
交易是交互影响的行动-就是个体之间的行动-同时也是个体的行动。[15]从与他人活动中获得资源的活动称为交易活动。交易活动所依赖的资源是生产活动所依赖的，因此稀缺性同样面对，最优资源配置资源的正统经济学理论同样适用。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类[15]：市场交易、企业内交易和政府交易，这三种制度安排基本上覆盖了现代经济体系。根据康芒斯的看法，这三种不同的交易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配额的交易的不同比例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经济体系。交易活动既然是利益冲突着的个人之间的博弈，粗看起来，似乎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无序和混乱。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交易活动总是遵循着某些规则。反过来，我们称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为一种制度安排。制度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人们遵循它，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使交易双方都不吃亏。这样，对交易的研究可以简化为对制度的研究，即对遵循特定规则的某几类交易活动的研究。[16]
新制度经济学发端于科斯对企业性质的研究，其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侧重于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试图把握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探讨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代理关系。企业成长通常既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即企业把一些以前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这意味着企业边界的扩大，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可以分为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多样化经营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主要分析纵向边界的扩展。科斯认为，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成本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考虑是企业成长的动力。但是，一般而言，市场交易成本是与市场的发达程度成反向关系的，即市场发达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反之亦然。按科斯的理论预测，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则企业成长的动力越低。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为现实中通常是市场发达程度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为此，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17]认为应该考虑经济主体的交易效率因素，即市场发达程度提高，扩大市场交易范围，一方面增加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且后一方面更为重要，只要交易效率提高的利益大于交易成本，市场的发达与企业的成长就可以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