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些“莫须有”促使我要回宁夏去落实政策。我的根子牵连到三个单位：宁夏供销社、宁夏日报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们用了三种涂料在我脸上涂抹又涂抹，才使得我如今面目全非。我好办，作为一个有着多种技能的手艺人到哪儿都能挣口饭吃，只要不开除出地球，而孩子的日子长远，就凭档案里画得这么个一塌糊涂的父亲的脸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他们今后怎么活？4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和比我年轻得多的妻子都很重要，我把自己完全置之度外了。
原因找出来了，我仿佛又有了一点自信，便在1971年、1972年间给宁夏原单位写过58封信件，但却不见回音。银川没有发生地震，我的单位不可能在地球上消失，这是咋的回事？我必须回去问个究竟，就为了洗涮这张老脸，看看组织领导还需要自己咋的配合做点什么。
我是1973年3月13日从老家出发的，我的孩子在一个月后也回到宁夏银川。我在路过北京时，还专门去访问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怀念我过去的领导和朋友，我想通过他们问些情况。我在传达室向几位下棋的年轻人提到了适夷、绀弩、觉民、牛汉、舒芜、笠耘、木兰、启伦、明义、洪峰、奎荣等一长串名字，他们都只是摇头，没人理会我在找谁。往事如烟，“从来别离地，能使管弦愁。”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茫然地向外走去，意外地在走廊里见到老龙，我原来的团支部书记龙世辉同志。他似乎发现了什么珍稀动物，惊奇莫名，把我领到他家里，他和妻子谢素台（原雪峰同志的秘书，翻译家）热情地招待我。家宴之后，龙神秘兮兮地把我领进他的卧室，一定要我谈谈离京后这些年来的经历。我简要地说了说，他听了我的故事以后慨叹不已。我谈的是人生的艰辛，咀嚼的是生命的苦涩，他却从文学角度品味赞赏。他说，老伙计，你这是一部好小说，比巴尔扎克还巴尔扎克的人生喜剧，你只要原原本本记下来就可以了，甚至不需要太多的艺术加工，太奇特，太精彩了。他说你只要写出来我就可以为你出书（他那时似乎有点权，我也不知他是个什么官）。
他建议我去看看雪峰，他说雪峰太真诚太好了。他关心爱护我的情谊尚未报答，便不愿雪峰再为我的事情分忧，我想等到宁夏落实政策后像个人样了再去见他吧。我问老龙，我这点事能落实吧？他听后噗嗤一笑说，你这是不是右派的右派，不是戴帽子迫害的迫害，是个绝对无辜的荒谬绝伦的大笑话，喜剧的核心也就在这里。你这点事要是碰上我这个领导，我只要花一个礼拜就给你落实了，这就叫做无中生有。我说我也感到是个笑话，而这个笑话的后面却拖着一条哈雷彗星式的长长尾巴，牵扯到三个单位装进去的档案材料，这就很严肃很政治而不是玩笑了。他沉默了一会说，是呀，这种事若难起来也会难死人哩。他说你最好去找雪峰，也许他给宁夏哪位书记写个条就解决了哩。而我那时就压根儿不敢再去打扰雪峰，害怕又一次麻烦雪峰这位认真负责的大好人。我始终坚信党的实事求是，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相信自己的耐性和说理能够落实。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与雪峰再次见面的机会。我的事老龙一言中的，“难起来要难死人”，弄到最后以致于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变成了鲁迅笔下那个让狼叼走娃娃的祥林嫂，“我单是想到下雪天有狼……”祥林嫂式的叨叨没完，不要说令人听来厌烦，甚至自己也觉得腻味了。是的，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想和命运抗争，原来命运竟是个如此可怕的魔王。没人理你，原单位领导跟你打哈哈，说人得有点知足，你这个事就是让国务院专门为你在银川设个办事处也解决不完，我看你已经很好，公司只让你看个工地，一天没事毬朝天躺着，比神仙皇帝还享福，还落实啥？是的，我也觉得比在老家生产队好，“铁碗饭”“躺着玩”，还要个什么政治平反归队工作？我麻木了。
我的问题最终解决也还是靠了雪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的亲切关怀。
1978年冬的一天，这时我已在废品公司上班，意外地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治丧委员会请我赴京参加雪峰追悼会的请柬，才知雪峰已于1976年初患肺癌不幸逝世。回忆往事，哀痛欲绝。我当时情况不佳，爱人让郊区生产队的拖拉机轧断了腿在家躺着，我照料4个娃娃有2个患肺结核，天天要送医院打针喂药。家里没有分文积蓄，但雪峰的追悼会我必须去开。拿着雪峰治丧委员会的函件作为理由去请求借款时，公司副经理惊讶不迭地说，嗬，原来你同冯雪峰这样的大人物有关系，你政策落实不完为什么不找他来说话呢？批了100元让我赶紧去。
也不知是我的失误还是追悼会提前，就像1953年我赴京报考大学似的，我总是错过时间。列车在南口车站停车时，我却意外地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冯雪峰追悼会当天已经开过的消息，说是有个什么会的全体代表以及首都文艺界的生前友好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是一次空前的盛会云云。火车误点，在我赶到出版社时已是夜里10时左右。雪峰的长子夏熊还在那里，见我从宁夏来异常激动。我穿的是一件未过硝的老羊皮袄，他不嫌脏，扑上来拥抱着我泣不成声，我才知道雪峰追悼会拖了两年才开，原是有关方面在那里咬文嚼字，规格、悼词的分寸把握等，乃至于人盖棺了也无定论。夏熊领我到北新桥雪峰的住处，只见住房狭窄、憋闷、阴暗，依然是他生前那张陈旧的写字台，人去房空，看后十分难受，从心坎里感到阵阵凉冷。
次日清晨，雪峰次子夏森陪同我乘地铁到八宝山烈士公墓。雪峰的骨灰盒存放在大厅里，我能见到的只是雪峰的骨灰盒上的一张像片。我说：“雪峰同志，我看你来了！我来晚了！”便按抑不住泪如泉涌……我向他献上了一束白色的鲜花，行礼鞠躬。这时候我真希望雪峰能够显灵，雪峰生前曾是那样真诚地关心我爱护我，我们别后有多少话要说而没能说，难道他真的就这样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吗？这时夏森出去了，我久久地疑视着雪峰，神思恍惚，真像是当年在中国作协门口那样，又一次听到了他那亲切的义乌口音，那声音似乎非常遥远，但却真切清晰。
我说雪峰同志，人生在世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懂得什么深奥的道理，此时此刻，我惟一的感觉就是人生的虚幻无常。这才过去二十几年，你去了，文学的老人也相继消遁，我心里慌慌，有许多话不知找谁诉说。我原以为自己能扼住命运的咽喉，才知落实政策原是一项偌大的艰苦工程，如同打平一座大山，修筑一条铁路，建造一座拦河大提。我疲惫不堪，痛苦万状，我感到活着的沉重悲哀。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应当自信，你不应当抛弃自己，还有你的事业、儿女、家庭，还是要相信党和人民，他们不可能把你抛弃。是的，这是雪峰，是浓郁的义乌口音。他依然神采奕奕，他看着我微笑。
我永远记得，在我那次从北京回来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即派两位女同志专程来宁夏为我落实政策。出版社党组很关心我，我已经离开他们1/4个世纪了，他们却仍然把我看成是自己职工队伍中的一员，从职工福利费中抽出款项对我们一家进行补助，她们为我呼吁，代表组织领导向我宣称，吴江是一位好同志，当时代不祥的风暴摧毁着雪峰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为雪峰鸣冤叫屈，难能可贵。他们的呼声在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和文艺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至1982年我才得以重新归队。
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倏忽间我已年逾花甲。重翻自己一生纪行，我曾从事多种职业，但最终依然回归文学，有过虚度，尚属充实。并不觉得是我个人的悲哀，总想到是祖国民族的历难，总得有人为它做出牺牲才能有我们今天时代的兴旺和辉煌，是我的欣尉，我想，雪峰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吧。
（原载1996年8月《黄河文学》《新闻大世界》）卑微的父亲我最后一次告别父亲是1973年3月13日深夜亥时。这时候，我在江西上饶车站登上了一辆北去的特快列车。父亲在送我上车时喃喃地说，门儿，这次远行就不知今后还有没有再见上你的机会。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双手久久舍不得放开。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老泪纵横，凄楚地哭了。诚然，我也做不到什么“男子有泪不轻弹”那样的志气，我舍不得离开父亲，可我背负着妻子儿女一家六口人的未来和命运，要去西北原单位落实政策，那是非去不可。我也在父亲面前像个小孩那样嘤嘤啼泣。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终有一天我一定要把父母接到自己的身边，让他们也过几天真正的像个人样的日子。
我的父亲在农村中是个最底层的卑微农民。我常思念的就是他的苦难。如果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或将军之类，吃喝玩乐，荣华富贵全占，这样的父亲按我的脾气和为人准则，我可能会不屑一顾，更不会想到要报答什么父母恩了。而他们却是太贫困太爱护自己的儿女了。从我懂事时起，我即记得父亲是个最忙碌的人，他几乎每天天未大亮，鸟雀刚开始鸣叫，他就起床挑一对尿桶到野外去劳作，夜里收工，往往也要到摸黑挑灯才姗姗回家，他总是有干不完的活，他一定是想要把所有的时间挤尽用干，他就像是一只十分负责的勤快大鸟，为了孵化我们这些小鸟，不惜榨干自己的血汗，也要把他本来颇难获得的食物从嘴巴里吐出一口口地给我们喂养。所以，我从小对我的父母便特别的敬重和难以忘怀。
然而，我对父亲的认识与其他人有别。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是把父亲当做阶级敌人对待的。上饶地区的土改是否搞得左了右了，我难以评说，但在我们这些小年轻发热的脑子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真实地存在着列宁严厉批判过的可怕的“左派幼稚病”。我的一个高师的高班同学听说家里打了地主，恨得切齿咬牙，竟然悄悄地溜回家去，拔出勃朗宁手枪把地主父亲和他的哥哥给活活的崩了。我当时在中共上饶县委会土改指挥部工作，当我获悉父亲划为地主以后，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的我，也是义愤填膺，我那时积极得要命，由于革命激情的勃发和对地主的无比仇恨，也产生过要把父亲给毙了的念头。只是由于县委领导对这个问题发现得早，反复讲明我们的目的是消灭剥削阶级，不是消灭地主的肉体，我们的政策是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任何人对地主采取过激行动对革命未必有利等道理，这才扼住了那股非常革命的“左”的红色风暴。
